光绪皇帝驾崩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见《清史稿·德宗本纪》），次日，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甲戌，慈禧太后亦薨（见《清史稿·后妃·孝钦显皇后传》）。《草丹》又云：“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既曰“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则书写《草丹》之时已非“光绪皇帝年内”。光绪皇帝驾崩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见《清史稿·德宗本纪》）；但《草丹》既称“本朝”，则《草丹》书写之时仍属清朝，民国尚未成立。由此推断，书写《草丹》之时当在宣统元年至三年（公元1909～1910年）之间，而慈禧在光绪皇帝驾崩之次日亦薨，则知书写《草丹》之时，慈禧已不在人世。由此亦知《草丹》所/呈的“天恩活佛”，绝非已经作古的慈禧太后。此其七。
由以上七证，知《草丹》并非上呈慈禧者，那么，所谓“天恩活佛”，当然不是指慈禧。
按“活佛”称号，义即上师、大和尚，为喇嘛教特有的称谓，西藏、青海及蒙古喇嘛教至今沿用不替。清及民国年代，敦煌南境柴达木地区（今划属青海省海西州）有多支和硕特蒙古部落，率皆信奉喇嘛教，敦煌汉民也有不少喇嘛教信徒。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卷三“释教”条记敦煌佛教“分僧与喇嘛二派……清时有僧会司一人统之。散处千佛洞（引者按，即莫高窟）、大佛寺（引者按，在今敦煌市体育场院内西偏）、地藏寺（引者按，在今敦煌市体育场南）等处。”
清代及民国时期，柴达木、马海一带的蒙古牧民，常到敦煌属境之苏干湖、安南坝（今属阿克塞县）崔木图、南湖（古阳关）、马迷兔、榆树泉、后坑、小方盘城（古玉门关）、大方盘城一带游牧。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卷三《敦煌蒙族考》载：
青海蒙古……共五部二十九旗，唯和硕特部密迩敦煌，时游牧玉门、阳关内外。汉人之米麦烟酒，蒙人之驼马牛羊，相互交易，辅车相依，休戚与共，最有关系之民族也……其游牧敦煌境者，统称之和硕特部。
同卷《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二十一旗表》载各旗统领，有亲王三名，郡王（贝勒）四名，辅国公六名，一等台吉九人。与敦煌时有交往的和硕特部蒙古王爷，住在柴达木地区蒙王庄，距敦煌1267里。其路由敦煌向西南行，经长草窑子，循色尔腾海子（苏干湖）西岸南行，过阿洛山峡（一作嗷唠山峡，今名青山峡），又西南，过大柴旦（今名柴达木），又西南490里1抵戈壁西沿子，“有水草，此地能种青稞，有蒙人二百余家；有蒙王庄。”（见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卷四《交通志》“南路”条）
马海、柴达木地区蒙古部落的王爷、喇嘛及牧民，常有人到敦煌莫高窟拜佛进香，王圆祿同他们时有往来。德国探险盗宝者勒柯克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他1905年在哈密东北60余里的额纳台盗宝发掘时，遇到一个俄属中亚商人名克新阿考得，此人曾“在肃州（酒泉）沙州（敦煌）逗留多时”， 这位克新阿考得告诉勒柯克：“在敦煌石庙中（引者按：此指敦煌莫高窟），有一中国和尚（引者按：此指王圆禄道士，克新阿考得将“道士”比附为佛教“和尚”），于1900年发现石室，藏书甚多，碑志亦多，但其文字无人能解（引者按：此处所说“无人能解”的文字，大约是指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于阗文、梵文之类的民族古文字）。又有图书多种及小铜像等物。庙内侍役，业将藏文书籍（引者按：此当指吐蕃文写经）及黄铜神像，送与蒙古某王。”33 表明早在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王道士就曾将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写经及铜佛像等物赠送给蒙古王爷。
余度“天恩活佛”当指敦煌境内某一位蒙古族喇嘛教活佛。盖王道士前曾赠与藏经洞出土佛经不少，此蒙族“天恩活佛”乃有捐银万两之几头许诺，《草丹》应即向这位许诺赠银的活佛催索经款的信函。奈因史料缺乏，无从考知此而这位蒙族“天恩活佛”之始末，因乏史料，暂难考实。
敦煌遗书概观
清康熙末年，重新收复嘉峪关外之地，敦煌石窟精美塑绘也随之被重新发现。道光年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腐败无能，以失败告终。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由此更激发起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匈、德、俄、英等国纷纷向新疆甘肃派遣探险队，收集资料，测绘地图，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进行准备。敦煌一带保存的古代艺术珍宝－－壁画、彩塑等也被外国人发现并在西方传扬开来。1900年，正当英法联军攻下天津大沽炮台、清政府被迫宣战的时候，中国西北部甘肃省敦煌县也发生了一件使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大事－－莫高窟密封近千年的古代书库“藏经洞”被打开了，内藏六朝到北宋各种典籍约五万卷左右，给中国文献宝库增添了一大批珍贵资料，具有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
敦煌不仅有无数精美的彩塑和壁画，还有大量古代写印本文献。消息很快传到外国，吸引来更多的探险家和盗宝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以及其后美国的华尔纳，都是受到这一消息的鼓舞而来到敦煌寻宝的。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莫高窟今编17号窟发现了大宗古代写本、及数量虽少而价值珍贵的印本文书，被称为敦煌遗书；还有一部分古代绢书、帛画、纸画和铜佛、法器等遗物。这宗文物的发现，是近代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单就写本、印本书卷来说，其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景教经、摩尼教经、四部古籍、公私函牍、契据贷券、寺院文书、地方史志、通俗文学、杂抄习写以及古代粟特文、梵文、波罗谜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等多种文字的宝贵资料。这宗文献的年代，最早的题年为前秦甘露二年（公元359年）日本中村不折旧藏（今归日本书道博物馆）《譬喻经一卷》，题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迄。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何二百人，愿蒙解脱，生生信敬三宝，无有退转。”（插图30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前秦甘露元年写本《譬喻经》）；最晚的题年为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俄藏Ф32号北宋咸平五年《曹宗寿造经帙疏》，题云：“施主敦煌王曹厶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先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后请手笔添写新旧经律论等，通共成满，报恩寺藏教讫者。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插图31 俄藏Ф32号《曹宗寿造经帙疏》）。还有一些写卷，虽无题年，通过考证可知其更当在咸平五年之后。法国陈祚龙先生曾经揭出S.4358《李相公叹真身》，本是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0年）所撰《佛牙赞》之篡改本，宋仁宗原诗于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刻石镌碑，立于汴京相国寺，因而得以广泛流传34。作为篡改本的敦煌抄本《李相公叹真身》，更当在公元1065年之后，此时，敦煌已是沙州回鹘统治时期35。
十八世纪后期以来，敦煌已有零星文书出土。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敦煌研究院编号第十七洞窟）发现之后，又在敦煌莫高窟其他洞窟、佛塔、古堡、烽燧等遗址中及塑像腹中，也发现一些十六国以来到西夏和元代的文书，还在罗布泊及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一些敦煌文书。这些都被通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的部类，分属经、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籍薄、帐册、寺院文书、百姓函启以及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经、律、论、史传；文字品种除大部分为汉文，又有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蒙古文等多种失传的古民族文字写本，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医学、算学、经济、政治、经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民族、社会、民俗、语言、音韵、文字、书法、音乐、舞蹈、俗讲、曲词、诗赋、阴阳占卜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尤其可贵的是，其中保存有大量当地官府寺院及官吏、僧尼、百姓、甚至学郎、儿童的行事应用文书，多是传统典籍未加保存，有些甚至是目录学中绝无记载、闻所未闻的文献，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文献宝库。
古代敦煌文献出土之多，储藏之富，为前所未闻。清人得一宋本即视为珍宝，而敦煌所出更比宋本还早，而且多达数万卷，令人惊诧不已。可以说，敦煌遗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收藏最丰的古代珍本庋藏，它的价值和意义足以同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其他三大发现――甲骨文、汉晋简牍和明清内阁档案比美争辉，被誉为“学术的海洋”。从学术意义上讲，这宗数量惊人、内容广博、价值无量的文献瑰宝，成为敦煌学材料中蕴藏宏富的珠海珍山。
从广义的文献学来说，敦煌文献还应包括敦煌及周边地区（如罗布泊地区、玉门市花海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计有斯坦因在敦煌及罗布泊地区获得简牍两千多枚；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发掘及收藏敦煌地区出土简牍约两万多枚，嘉峪关市文物保管在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30公里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获得汉简91枚。简牍年代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内容涉及诏令、边防、屯戍、征伐、赋税、交易、民族、行役通流、使节往还、公私函牍等等，多为两汉、曹魏及两晋史志文献缺载者，大有助于汉晋史事研究及敦煌史地考证。
敦煌遗书内容及价值意义
下面，对敦煌文献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分十个方面略作介绍。
1.佛教经典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经典约占敦煌遗书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是敦煌遗书中最大宗的部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要籍差不多都有，人们视为百科全书式的佛学集成。特别是其中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大乘入道次第》、《大乘四法经纶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及法成译《萨婆多宗五事论》、《佛说阎罗王授记令四众逆修生七斋往生净土经》等共有三百多种，填补了自宋以来由于典籍散佚留下的空白，为我们提供了佛教史研究的独家资料。
禅宗在中古数百年发展中，分成好多派系，各派系有起有落，有消有长。失势的各派系受到排挤，其早期学说及其相关资料自宋以后渐趋湮没。幸好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不少。例如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作品就有十几种。其首传弟子慧可，为了阐发禅宗思想，撰写了许多通俗歌谣和短文，后人据以编成《四行论》。这一重要著作久已失传，是从敦煌遗书中重新发现的。慧可一系的传人僧璨、道信、弘忍等人的传记、著述，如《传法宝记》、《历代传法宝记》、《楞迦人物志》、《楞迦师资记》、《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要论》，还有吐蕃时期的《顿悟大乘正理决》等，都是从敦煌遗书中重新发现的重要典籍。幸存的这部分资料，对我们了解和探索禅宗学说以及禅宗各派盛衰消长的史实，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同一佛经的多种译本，可借以考证各该经典汉译史并校勘其异同。更为难得的是，有些经卷的题记或说解，给后世保存了非常重要的翻译史资料。如北京图书馆藏生字二十四号及河字八十号”《净名经关中释钞》叙云：
“爰自皇朝（按指唐朝），时移九代，此经翻传，总有六译；第一后汉刘氏灵帝代（公元168～189年），临淮清信士严佛调，于雒阳白马寺译，二卷，名《维摩诘经》；第二，吴朝孙氏大皇帝（公元222～252年），月支国优婆塞支谦，于武康译，三卷，名《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第三，西晋司马氏武帝（公元265～290年），沙门竺法护，西域人，解三十六国语，于洛阳译，一卷，名《维摩诘所说法门经》；第四，东晋（按应为西晋）惠帝沙门竺法兰，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于洛阳译，三卷，名《毗摩罗诘经》；第五，后秦姚兴弘始八年（公元406年）三藏沙门鸠摩罗什于长安大寺译，三卷，名《维摩诘所说经》，即今所译之本也；第六，大唐沙门玄奘，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于是安大慈恩寺译，六卷，名《无后称经》。六译中，今惟第二、五、六吴、秦（后秦）、唐三译存，余均佚。”
这里详细记述了《净名经》各种译本的译述年代、译述地点、译者姓名、国别、各译本卷数及所取经名，及中唐以来各译本存佚情况等。周丕显先生认为可以称做一篇《净名经》翻译简史，是译经目录学的宝贵材料36。
又如北京图书馆藏阳字二十一号和淡字五十八号《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每本开始都记述本经流传因缘及流传概况。《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在各种佛藏中至今仍存，并非孤本绝传，而关于此经的流传因缘及流传概况，除北京图书馆藏所藏两本外，别处不见。从这一角度来看，阳字二十一号和淡字五十八号所记，在佛学史研究上的价值甚至比经卷本文更加重要。
编纂于刘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的《众经别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专著。这部著作到唐代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已经亡失。而在敦煌遗书中意外发现P.3747号写本为其残卷。知其体例为首列经名，经名之下，详记译者，译时，以及此经内容提要和译本说明。从而可知刘宋以前汉译佛经的情况，而且它本身的体例、章法、也为后世佛经目录的编纂甚至其他典籍目录的编纂创立了规模。
还有这样的一些写本经卷，一面为梵文原文，一面为汉文译文，或一行梵文一行汉文，或一行吐蕃文一行汉文互相对照。其中有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失传，而敦煌幸存孤本，弥足珍贵。这些写本且不说它做为佛教典籍的意义，只讲它在翻译史、汉梵，汉蕃语音对音研究方面的价值，也已经是稀世之珍。罗常培先生就曾利用四个汉蕃对音写卷，撰写出《唐五代西北方音》，描述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状况，阐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特点与规律，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上所述，更有价值的是一批疑伪经、寺院文书、寺院账册、佛事功德文、讲经文、僧人传记、写经题记等，生动地反映了北朝至宋敦煌佛教信仰与信行活动。尤其难得的是，其中保存了8至11世纪敦煌世俗佛教十分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资料，让人大开眼界。从中，我们发现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亦显亦密、亦禅亦净、诸宗共容、戒律宽松，一反佛教“超世脱俗”传统，转变为一种关切现世、面向人生、入世合俗的新型佛教。它同样崇奉释迦牟尼及诸佛菩萨，同样崇奉佛经佛典，但又与众不同，独树一帜。这一新型佛教，他处不见，无以名之，笔者为之命名为“敦煌世俗佛教”。 8至11世纪的敦煌世俗佛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佛教史的内容，使我们对中国佛教史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37。
2、道教经典
六朝至唐宋，是我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道教经籍，敦煌遗书保存六朝至宋这一时期的道教经籍几近百种，计四百多件。其中，除各种《道德经》抄本约三十多件，其他道教经典三十多种三百多件，从中可以考见道教的原始教义和后来佛道杂揉以及佛道斗争的有趣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