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开发简史
敦煌城东南五十里鸣沙山东麓是一带高崖陡壁。大泉河自南而来，流过陡壁之下。东边是三危山。两山之间，沿大泉河夹岸形成一带狭长小绿洲。流泉、山石、绿树、茂草装点着这处幽隐静谧的胜境。
西汉时，由于这里地当敦煌通向西南羌区的便道，也是羌人突袭敦煌的要道，敦煌郡府已在这里置烽设哨、驻军戍守。此处所说的“莫高窟经营史”，仅指在这片小绿洲内兴起佛事而言。笔者在莫高窟城城湾南一小山头上发现汉代烽燧残址一座，用砂石累砌，间用芦苇分层叠压，周围散落有汉代麻鞋及麻布片、铜带扣、陶纺轮等遗物，为西汉戍守驻军之遗留物。因知此地之开发，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西晋时，敦煌佛徒僧侣便在这带狭长的绿洲上建起了绀宇琳宫。敦煌书法家索靖曾为这里的寺院题额曰“仙岩寺”（见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题记）。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正值王羲之等人在我国东南会稽邀朋聚友修禊于兰亭的年代，敦煌的善男信女们却在我国大西北、鸣沙山东麓的高崖峭壁上开凿了不少佛龛。前凉升平十年（公元366年，即敦煌遗书《李义碑》所谓“（前）秦建元二年”），本地禅僧乐僔（yué zūn）寻幽访胜来到这里，在山光掩映中饱览了这里的奇景异观，看到三危山上金光闪烁，状如千佛。由此受到感动，在大泉河西岸悬崖高处创凿一座颇壮观瞻的佛窟，使小小绿洲大为生色，成为此处绿洲划时代的壮举。乐僔和尚因此被当地人推崇为莫高窟的创修者。乐僔之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僔窟侧又开一窟。莫高窟佛教洞窟的开凿即肇始于二僧。
大约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驻镇敦煌。他崇佛不遗余力，又在乐僔、法良窟附近开凿新窟，画壁造像，还写了数百部佛经施于佛寺。6世纪60年代，北周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刺史，驻镇敦煌，也在莫高窟“修一大窟”，据敦煌研究院施萍亭先生研究，认为今编第428窟可能就是于义窟。此窟“平面面积达178.36平方米，窟内借养人像多至一千二百多身。”从壁画内容来看，有莫高窟最大的《萨埵饲虎本生》、《须达挐本生》；有新题材的《毗卢舍那》、《微妙比丘尼因缘》、《善事太子入海因缘》及《涅槃变》等。在鸣沙山东麓悬崖高处开窟、塑像和画壁的事功，由“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影响风隨，“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到初唐时已达“一千余龛”。这座昔日的荒凉峭壁，逐渐布满神佛殿堂，成了佛、菩萨居住的化国净土。《庄子·天道篇》有“天不产而万物化……，故曰莫高于天”的话，大约敦煌人从这样的话得到启发；加以化裁，用来称呼这座神山仙岩上巍峨壮观的神佛洞天，于是便叫做“莫高窟”。地因物名，这片小小绿洲也蒙名而被称做“莫高窟”了。
莫高窟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今莫高窟第423窟西壁下隋代发愿文题为“莫高窟记”。唐代更取用“莫高”二字为所在乡里之名，唐宋敦煌县有莫高乡、莫高里，都在敦煌城东南邻近莫高窟。尤有进者，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东段，唐人也称莫高山。
莫高窟佛教经营史如果从西晋索靖题名“仙岩寺”算起的话，它经历了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吐蕃、晚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回鹘、西夏、元等二十一个朝代14。经过上千年持续不断地营造，不知道总共开凿了多少洞窟，塑造了多少塑像，绘制了多少壁画。如今，在自然坍毁及人为破坏百劫之余，还保存下来大小洞窟618个，其中，存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1个。这些洞窟，大致是座西向东，多层重叠（重叠最多处有四层），布列在南北总长一千五百米的断崖上。窟内保存着自北凉以来下至元代五光十色的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如果这么多的壁画分切排接，做成两米高的画廊，其长度将近五十里。且不说仔细观赏品味，仅仅疾步而过也得花上一日之功。各窟之内，除壁画外还保存有整残非一、大小不等、形神兼具的佛、菩萨、灵怪，以及僧俗、贵贱、汉胡、男女、站坐跪卧、喜努哀乐等各式塑像二千四百一十五身；如果加上影塑（模制）千佛一千余身，为数就更多了；此外，还有鸟兽、龙蛇、狮象、山石、树木、花草，以及仿型阙龛之类的雕塑品。洞窟外面还保留有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木构窟檐五处和近年从三危山南麓老君堂搬迁来的宋初土木塔一座，都是我国现存较早的木构建筑实物。各窟各层之间，原有蹬梯栈桥、曲廊复道，左通右达，串连上下。明清以来，屡遭兵燹，终至毁废。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布莫高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拔出专款，加固崖面，修起了钢筋水泥的多层栈道长廊，总长约两千米；对险危洞窟都进行了维修加固，完成了永久性保护工程。使明代以降日趋凋弊的莫高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插图6 莫高窟大佛殿今貌（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
莫高窟的重新发现
莫高窟文化艺术瑰宝，是在敦煌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上升的千百年间逐渐创造积累起来的。它又随着敦煌在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上的衰落而逐渐萧条冷落，终至湮没无闻。
有明一代，敦煌基本上成为“化外”之域。在吐鲁番人占领敦煌近二百年的漫长时期内，莫高窟受到严重破坏。洞窟、窟檐、殿堂、壁画、塑像七零八落，破败荒凉。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进军西域，敦煌才重归中原王朝统辖。雍正元年置沙州所，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升为沙州卫，从关陇五十六州县迁来大批移民充实敦煌，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
雍正三年，光禄少卿汪漋奉命来敦煌督修新城。这期间他游历莫高窟，看到窟内古代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写了好几首诗记述和盛赞莫高窟工程的峻伟，绘画之绝伦。他在诗中写道：“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 。”，“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色相嗟多毁，丹青讶尚鲜。”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曾任肃州道兼署安西兵备道的黄文炜在他编撰的《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册》中记述了莫高窟的唐碑和壁画，录载《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并有所考证。他说：“今寺已久湮，而图画极工。以不见风日，金碧粉墨之色不变，与此碑同为塞外旧观也。”嘉庆末，著名的西北地理学家徐松曾到莫高窟考察，抄录了这里的数通唐碑，并对莫高窟史有所考证，载入他的名著《西域水道记》。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敦煌县令苏履吉主持纂修《敦煌县志》，此志卷一刊有《千佛灵岩图》以备观览（插图7 道光十二年刊《敦煌县志》卷一《千佛灵岩》图）。此图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莫高窟景观图。
莫高窟石窟艺术终于被重新发现。从此，莫高窟之名渐渐得以传出，并且引起英、俄、日、美等国学者的注意。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慕名而来，回国后盛赞“千佛洞中壁画雕塑之美，冠绝东方”。英籍学者斯坦因就是从洛克齐的介绍中第一次获得莫高窟艺术信息的。
莫高窟文物的流散与接踵而至的厄运
藏经洞发现后，洞中文物就开始从王道士手中流散出去。在藏经洞发现的当年（公元1900年）敦煌县令严泽（字金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三月曾任敦煌县令，又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复任，同年十月十六日病故于敦煌），就得到藏经洞的一幅观音像；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敦煌知县汪宗瀚也得到一些佛画和经卷，汪宗瀚又将自己所得的一部分转赠给叶昌炽、恒介眉、张筱珊、张友履、陆季良等人。其中，甘肃学台叶昌炽得到藏经洞佛画两轴、写经五卷；王道士还奉送给酒泉道台廷栋一箱经卷；廷栋又将自己所得陆续转赠，甚至远在新疆的伊犁将军长庚和戴罪王爷载澜都有所得；王道士还告诉斯坦因，有几卷汉文佛经被送到兰州的总督衙门；德国考古盗宝者勒柯克1905年听一位曾在敦煌盘桓逗留的俄属中亚商人克新阿考得说，蒙古王爷也得到过莫高窟出土的一些藏文佛经和小佛像15。1910年，学部照会甘肃当局，将敦煌遗书悉数运至北京保存。于是从莫高窟装上马车，第一站先到敦煌城内，当天停车于东街小学院内，无人看守，敦煌官绅乘机窃取。据敦煌拔贡吕钟先生说 “当时敦煌官绅共拿过二千余卷” （见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稿）》卷二《方舆志》“千佛洞”条附《千佛洞古佛经发现记》）；心道法师《游敦煌日记》说“当时敦煌官绅共取去一千余卷”。二说虽有不同，但于此略可窥见藏经洞文物最初流散情况之一斑。
随着藏经洞文物零星散出，莫高窟之名开始在国内引起上层人物和古董商人的注目，消息很快传到外国人耳中。他们也对敦煌文物垂涎三尺，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藏经洞文物，有的还专程来莫高窟盗宝，这些盗宝活动最主要的有9起：
第一起，俄国商人库库什金，他大约在藏经洞发现不久就来到敦煌，用衣料、线香等向莫高窟“和尚喇嘛”换取了一部份汉文、梵文、吐蕃文、回鹘文及蒙文写卷和绢画。但此事俄罗斯学者有不同看法，孟列夫（缅西柯夫）教授不只一次跟笔者说：所谓“库库什金”者，本是小说虚构人物，并8非真有其人其事。
第二起，俄国探险家奥布罗切夫，他於1905年10月来到敦煌，向王道士骗取写卷两大包，详细数目未予公布。
第三起，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插图8 斯坦因（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他在1907年到敦煌，用200两银子贿赂王道士，骗取经卷、绢画等文物三十四箱；
第四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插图9 伯希和（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他在1908年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用500两银子贿赂王圆禄，骗取学术价值最高的敦煌遗书5000多卷 ，另外，还有藏经洞所出古代绢画、幡画等文物，并且拍摄了莫高窟大部洞窟塑绘艺术珍品的照片。
第五起，日本的桔瑞超（插图10 桔瑞超（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和吉川小一郎（插图11 吉川小一郎），他们1912年来到敦煌，骗取佛典及各种写本等五百余卷（插图12 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第444窟前室北壁的铅笔划写）。
据清代敦煌县府档案记载，藏经洞出土遗书于宣统二年（1910年）被“悉数”解往北京。但实际情况是，这批劫余遗存从莫高窟起运之前，王道士已经私自转移藏掖不少。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及其后鄂登堡与二次再来敦煌的斯坦因等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一千多卷写经，就是王道士私藏之物。
第六起，1914年3月，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用500两银子再次贿赂王道士，又骗取经卷570卷。这两次所得敦煌遗书，大部分收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东方部。该部编制的敦煌遗书草目，标号有11604件，另有一方尺以下的碎片数百片未编号。此外，斯坦因还拍摄了莫高窟大批塑绘照片，还在罗布泊及敦煌长城沿线掘去汉晋简牍789枚。
第七起，俄国专家鄂登堡（插图13 鄂登堡 ），他1914－1915年在敦煌考察，拍摄两千多幅莫高窟照片，割剝北魏，隋、初唐、盛唐、五代等各期壁画多方，绘制433个洞窟的平面图16，并且盗去一些残塑像，他拿走的敦煌遗书数目不详，据前苏联汉学家库兹涅佐夫说，连同奥布罗契夫和科兹洛夫获取的黑城遗书在内，共约12,000卷左右。据吴其昱先生的调查，实数11,375号， 1995年笔者前往考察，所见编号已达18,943号17。
第八起，丹麦旅行者索雷森（1880－1932），时任上海大北电报公司首席报务员，他1915年春行经敦煌，在敦煌“买到”汉文写本14轴（共27个编号）。其中《华严经论》卷十五，据彼得森先生考证，属失传佚本18。
第九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插图14 华尔納），他1924年来到敦煌，用特制的胶布从320、323、329、331等窟粘揭壁画26块，合计面积32,006平方厘米；从328窟盗去唐代彩塑精品半跪式供养菩萨一尊（插图15 被华尔纳盗往美国的莫高窟第328窟供养菩萨）；还购去敦煌写经两卷。今存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1925年夏，他第二次来到敦煌，欲进行大规模盗宝。由于受到敦煌民众抵制，只购得一件隋代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又到安西县（瓜州县）榆林窟五号窟（今编第25窟）拍摄了45幅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