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古代乐舞谱为我们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舞蹈语言、节奏旋律、指法符号、音节符号和记谱符号，是一笔珍贵的遗产。这批谱本的抄写年代最迟不晚於五代，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谱本。除了这些谱本之外，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的曲辞之作，这些曲辞之作原是可以合乐起舞的，是乐谱抄本的姐妹篇。敦煌遗书还有敦煌当地乐舞机构、乐舞活动、乐舞道具、乐人身份地位的资料；敦煌遗书某些类书残卷中也有一些有关乐器、唱奏、舞容、声词的条目。上述种种，为敦煌乐舞研究提供了实物及背景资料，对了解公集私燕之乐舞助兴及其穿插安排的情况都非常重要。
9、科技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科技资料，涉及天文历法、算学、医学、保健、呼吸导引、药学、营造、酿造、冶炼、锻造、印刷、农业、水利、计量、体育、竞技等许多学科。
天文学文献有《星占书》（P.2499、P.2610、P.2630、P.2811、P.2943、P.2964、P.2952、P.2978、P.3028、P.3064、P.3081、P.3175、P.3512、P.3555、P.3571、P.3602、P.3685、P.3896、P.3992、P.4058、P.4071），《手决》《P.2632》、《走天图》（P.4711）、《浑天赋》（S.5777）等。其中P.2512《星占书》约成书於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此书备载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1464星，与《晋书·天文志》所载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据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之数吻合，而今本《甘石星经》仅载内外官诸星160余座，可见今本残脱甚多，而敦煌《星占书》则保存了《甘石星经》原貌。
敦煌遗书中的历法残卷，有上起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下迄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五百多年间的残历书五十余件（见P.3247、P.2623、P.2765、P.3405、P. 3507、P.2506、P.2591、P.2705、P.3248、P.3476、P.4645、S.560、S.956、S.1473、S.612、S.1720等）。其中多数是中唐以后敦煌本地特有的历法，其置闰与中原历稍有不同，月朔干支亦往往差一两天，为古代历法特有的资料，可补传世历法之遗缺。此外，敦煌汉简中还发现有西汉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元康三年（前63年）、永光五年（前39年）、居摄三年（公元8年）等历谱简册，敦煌发现的这些历谱简册及历日残卷，保存了我国古代历书的实物，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历书的原貌，并可据以探讨古代历书的流变；通过敦煌历书的研究，又可为敦煌历史研究与敦煌遗书断年提供线索。
算学遗书有《算经》（P.3349）、《立成算经》（S.390）、《算书》（P.2667、S.5779）、《田积表》（P.2490）《九九歌诀》、《号码计数法》等十多种。我国著名数学家李俨先生认为这些残卷是“吾国现存写本算书之最古者”。他曾加以辑录校印，撰文予以介绍。
医学遗书内容涉及医论、脉经、本草、药方、针炙、食疗、导引、少数民族医学文献，还有兽医方面的以及医药文学的著作。其中张仲景《五藏论》（P.2115、P.2378、P.2755、S.5614），《灸经图》（S.6168、S.6262）（插图42 S.6168《灸经图》），《玄感脉经》，《平脉略例》（S.5614、P.2115、S.6245），《青乌子脉决》（P.3655），（新集备急炙经）（P.2675），《食疗本草》（S.76）及近年发现的《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见马继兴等《敦煌古医籍考释》）及《杂病药方》等俱为久佚之要典。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遗书中还发现多种吐蕃医学文献，如《火炙疗法》（P.T.1057、indicoffice56、57），敦煌研究院还收藏有回鹘文医方一卷，都是古代兄弟民族医药文献的珍品。
印刷品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敦煌遗书中发现有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刚般苦波罗密经》（G8083）57（插图43 G.8083英藏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刚般苦波罗密经》），长488 cm，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四川剑南印本《樊赏家刻中和二年具注历日残卷》，五代开运四年（原题如此，是年实为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印本《观音像》（P.4514、G8084）和《毗沙门天王像》（G8093、P4514），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元）印本《金刚波若波罗密经》（P.4516、P.4514、G8284）。此外，尚有墨印和朱印本千佛像、地藏菩萨像、文殊师利像、佛说法图、透墨印法的印板和印品，以及印本《大唐刊谬补阙切韻》等（P.2014、P.2015、P.4747、P.5531）。上举种种，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存世最早的一批印刷品。手抄本《新集备急炙经》（P.2675号）书题下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P.2633《崔氏夫人要女文》，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可知此两件的母本也是印本。
敦煌遗书还提供了唐五代刻印处所和刻印家的资料。除上举长安李家之外，还可见到“上都大刀家”（G8101），“西川过家”（S.5444、S.5450、S.5451、S.5534、S.5544、S.5669、S.5965、P.2876、P.3398、P.3493，或讹作“西川戈家”），“成都樊赏家”（G8100），“洛州巩县王大器”（P.2184），还有沙州雷延美（P.4514）等，都是我国古代印刷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发现的印本，从内容来说，即有佛教用品，又有人民生活、生产、学习和娱乐用品；其性质，即有供佛品，也有商品，其印刷地点，有京城长安，有四川剑南，洛州巩县，还有敦煌本地，说明印刷品在当时已成为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印刷业已在好多地区发展起来。从印刷品种看，有墨色印、朱色印，有文字单印本，又有绣像出图印本（图像文字合印本）。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咸通九年王玠雕造的图像文字合印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正文文字庄重而又显出娇媚；扉页上的佛说法图，刀法圆熟、线条均匀、流畅活泼，刻工精良；印刷用墨浓淡合宜、清爽悦目，充分显示出雕印技术已臻成熟，说明雕刻印刷事业早已度过初期的摸索阶段，进入到完善提高时期了。北宋沈括说雕板印刷“唐人尚未盛为之”，从敦煌遗书中的印刷品精熟程度、品种繁多及印刷地点散在四方等情况看，沈括的话未必十分准确。
雕板印刷的前身，学者们公认是拓印。敦煌遗书中也发现我国传世很早的捶拓印品。如P.2697唐太宗自撰手书的《温泉铭》（插图43 P.2697唐太宗自撰手书《温泉铭》拓本）、P.4510唐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舍利塔铭》，P.4503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柳公权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刻石拓本。前两种为初盛唐实物，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这些拓本曾经启发和孕育了我国的雕板印刷技术，而且又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在谈到印刷史资料时，我们还应当提到敦煌写印本所用的纸张。敦煌写印本所用纸，是我国造纸史上存留下来的古纸实物，对古代造纸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要，同时，与书法史、印刷史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建筑营造方面的资料，如P.3121《园宅图》，反映唐代沙州城外东南隅一处屋舍、庭院、巷道的平面布局图；又P.2667《营造部》，P.3104所载《营造书》，这些，都是建筑营造史上的佚籍。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营造方面的包工合同及营造的契约，这对我们了解当时建筑营造行业活动情况都是难得的资料。
10、学郎读物和学郎杂写
学郎读物和学童杂写，是敦煌遗书中关於教育史及古代学校教育实施问题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笔者所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为教材与读本，一类为书面作业和杂写杂抄，一类为学校及教师的资料。
教材与读本；按照教材内容，深浅程度、教学目地来分，大约可分为启蒙教材、成人教材、专业教材三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