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的春节我是在苏联海参崴过的。那年我在远东大学执教，由于寒假期间短，无法回国团聚了。还有四位刚从国内来的中国年轻教师，也留在海参崴。我们决定五个人一起过春节。四位年轻教师热情很高，一定要在国外热热闹闹过春节，不让大家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一位女教师心细，拟了一份菜单，并说：“一定要过得跟在家里一样。”我年纪最大，他们照顾我，叫我什么也别干，买菜做饭都由他们包了，我坐享其成。他们高高兴兴分头办年货去了。我看了菜单，心想他们刚从国内来，对苏联的市场行情太不了解，估计什么也买不到，我还得亲自出马。
海参崴的副食店除了人造黄油和面包等少数食品外，几乎什么食品都没有，更不用说酒了。我刚来的时候，见到空空如也的商店，立即想起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当然，一九八九年俄国人的生活还是比一九二〇年好。从中国运来很多食品、蔬菜，但苏联自己的产品，如啤酒、酸奶油、香肠、猪肉等，不见踪影。商店有时也进啤酒、乳制品、香肠等，俄国人一拥而上，一抢而光，不走后门休想买到。最让人难理解的是海参崴是滨海城市，却没有海产品。一九五八年十月赫鲁晓夫同中国吵完架回国，在海参崴停留了几天。渔业工业部部长向他报告，由于缺乏冷藏设备，他们打了鱼无人收购，只好再放回大海，但政府的指标必须完成，所以还得再打，打了仍无人收购，再放归大海。就这样打了放放了打。赫鲁晓夫听了大怒，当即让米高扬给莫斯科有关部门打电话，解决冷藏问题。但一九五八年没能解决，一九八九年我去的时候仍没解决。苏联官僚主义的生命力太强大了。
我有办法，我同副食店的女售货员长期交往，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夏天我和俄国朋友坐船钓鱼、捞扇贝。在海上钓鱼与在河边钓鱼完全不同。船停在海上，放下二十多米长的尼龙线，等鱼咬钩，手略有感觉，猛地往上一扯，一条一两斤重的鱼便钓上来。季节的不同，游过的鱼群也不同，主要有两种鱼：比目鱼和鲱鱼。我没有钓海鱼的经验，手感不好，但每次出海也能钓上十几条鱼。捞扇贝也要乘船出海，停在扇贝多的地方，跳下海去捞。我下去过，潜到两米深的地方，便能摸到扇贝。海参崴的扇贝比青岛的扇贝大几倍。我一次能摸到一两个。但海水太凉，我下去一两次就不敢下去了。我享受钓鱼和捞扇贝的乐趣，并不在乎成果。但俄国人还把自己钓的鱼和捞的扇贝给我。我拎回宿舍，又分成几份，送给俄国朋友。自然先送给图书馆管理员，同她们搞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我离不开图书馆。我与国立高尔基图书馆、市立法捷耶夫图书馆和远东大学图书馆的关系良好，除高尔基图书馆外，进入其余两个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可以随意进入书库。其次送给副食店的胖大婶们，当然是为走后门。送的时候还得有一点技巧。比如我对她们每个人都说：“这是专门给您的。”胖大婶们笑逐颜开，对我表示感谢。我的空罐头瓶就分别放在几个副食店里。只要酸奶油一到，她们就给我装满罐头瓶。我爱吃的其他东西，她们也一定给我留出来。有时我经过副食店，胖大婶会从店里跑出来告诉我：“下午进啤酒，您要几瓶？”或者：“燕子牌矿泉水来了，我给您留了一箱。”我得在这里辩解一句，我向大婶们“行贿”也实属无奈。不走后门只得排队。我没有排队的时间，也没有排队的经验。他们可以同时排几个队，排一两小时，怡然自得。多年来，凡是来到苏联的人听见的第一句话都是：“谁排在最后？”可见他们有悠久的排队传统。如果不与大婶们搞好关系，我就什么也买不到了。我的“行贿”是劳动所得，不怕别人上纲上线。另外，我称她们“胖大婶”绝无轻蔑之意。她们都四十岁开外，体形硕壮，不是妙龄女郎，形容她们只能说“胖”，绝不能说“苗条”。
我走出宿舍，先到去离宿舍较远的副食店，由远而近。我说我们要过中国传统的节日，要买食品。胖大婶们便从柜台下面、库房里给我找出猪肉、鸡、香肠、啤酒，甚至俄国人都难弄到的伏特加。我又买了白面包和黄油，满载而归。回来看见同伴们垂头丧气，不出所料，他们什么也没买到。他们见我大包小包拎回来，惊喜得跳起来。这时图书馆管理员送来半条马哈鱼。她有文化，知道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表示祝贺。鱼肉都有了，他们烹调起来，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宛如在家过年。我的中国同伴们怎能理解我与胖大婶们用海鱼和扇贝凝成的友谊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年轻人，还得向老汉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