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宽厚的父爱未能持续太长时间，武宗14岁那年，孝宗就去世了。留给他的，不仅仅是好一个大明江山，还有一群老成持重的托孤大臣。由于孝宗在驾崩前曾说过：“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须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这些托孤大臣拿着这把尚方宝剑，强迫武宗学做一个好皇帝，每天埋头处理堆积如山的军国大事，全然不顾身为孩童的武宗的感受。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每天所听所谈，都是一些枯燥无味、头绪纷繁的国家大事，还要忍受大臣们喋喋不休的教诲，这让武宗丝毫感觉不到身为万民之主的乐趣。
大臣们不理解武宗孩子的心思，太监们却懂得如何取悦他。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陪他玩耍的太监，踢线球、捉蟋蟀、赶兔子，让武宗享受着即将远去的童年。这对于稚气未脱的孩子来说，无可厚非。可大臣们却是如临大敌，认为这些太监引导皇帝误入歧途。在正德元年十月，以韩文为首联名上书，请求武宗把他最亲信的八个太监一网打尽。这下小皇帝可急了，这些太监死了，生活中仅有的快乐也就没有了，做皇帝又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武宗拿出了皇帝的威严，不仅没把这八个人法办，还故意提拔其中的刘瑾为司礼监太监，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面对武宗的无理取闹，韩文也拿这个小皇帝没办法，一气之下告老还乡。“这一仗”的胜利，让武宗明白了皇权的强大，也看到了大臣们的软弱。从此武宗迅速地堕落，而且还十分干净彻底。
武宗先是以天寒为由，把专门为皇帝上课的“经筵”给免了，后来索性连早朝也不上了。即使在大臣的坚持下，武宗被迫上早朝，也要等快到正午时分，才能接受大臣的朝见。由于站立时间太长，以至于侍卫都横七竖八地坐卧在地，年老的大臣也不顾尊严，坐踞于朝堂，“弃杖满地”。神圣庄严的朝堂上混乱不堪，一片狼藉。到了后来，竟然发生早朝在夜间举行的怪事。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初一，是传统的大朝会日。这天，文武百官早早地就聚集在宫外，等待“正旦朝贺礼”的开始。可是，直到晚上宫中才传出圣旨，让百官入奉天殿见驾。等到礼毕，已经是深夜时分了。饿了一天的百官蜂拥而出，由于宫门狭窄拥挤，竟然有个名叫赵朗的武将被活活地挤死。
武宗如此之荒唐，大臣们当然不能不理。于是，长篇累牍的控诉、批评，成了大臣们的家常便饭。可是武宗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会。据傅维麟《明书》记载，当时经常出现大臣劝谏的情况。面对大臣的苦口婆心，武宗常常把刀横在脖子上，企图以自杀要挟臣下。活脱脱一副无赖的形象！面对这样的皇帝，大臣又能做什么呢？泉下有知的朱元璋，如果知道自己的子孙是这副模样，不知道他是否会后悔给予大臣的权力太少了。
武宗就是看到大臣们软弱这一点上，更加肆无忌惮地玩乐。他每日骑着马，拿着弹弓，在皇宫中任意驰骋，以弹射鸟雀为乐。或是率领一大群太监为角觚、踏鞠之戏。但随着武宗年龄的增长，这些已经对他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继位后不到三年，他便在西苑另建了一个豹房；以几个数层的宫殿为主体，通过密封的长廊相连接。此后，武宗终日在其中厮混，连皇宫都懒得回了。在这里，到处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妇女，其中有后宫佳丽，还遍采天下民女、歌女、寡妇，甚至还有孕妇、妓女等。每当武宗出巡时，便命令左右抢掠各地民女、民妇，然后装车随行，成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奇观。有时武宗本人还亲自上阵，如强盗一般，擅闯民宅，强抢妇女。延绥总兵官马昂的妹妹善歌舞骑射，姿色迷人，虽然已经嫁于指挥毕春，并怀有身孕；但是武宗一听说，就令太监把她带到豹房，宠幸有加。他听说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精通房中术，就把他召入豹房同卧，令其传授秘术。伶人臧贤因为通音律，能作曲，武宗就把他召入豹房。当北京的伶人供不应求时，从来就与勤政无缘的武宗，连忙下诏，急调河南的伶人入京。以至于从河南来的伶人每日以百人计算。
对于贪玩成性的武宗来说，皇宫也许太小了。他仿佛是一只笼中鸟，被困在小小的围城里。武宗更加渴望外面自由的世界，渴望结束自己囚徒般的生活。于是在太监的怂恿下，他开始微服出巡。热闹的市井生活让他流连忘返。看到街头的唱戏、耍猴、斗鸡等杂耍，武宗无不像老百姓一样，挤在人群中，观看叫好。他还喜欢去民间的酒家，坐在市井之徒们中间，与之喝酒，高谈阔论。尽管豹房中已拥有佳丽三千，但他在微服出巡时，仍然不忘寻花问柳。这还不满足，为了让妓院更加热闹，他把大量的宫女都充实到里面，与之胡闹，喝多了，就夜宿于妓院。在皇宫的外面，没有了大臣的劝谏，也不见了冗长拖沓的礼仪，武宗终于得到了自由。甚至，有时他还暂时抛弃皇帝的身份，扮演生活中的小人物。比如，武宗在太监的簇拥下，身着商人的衣服，手中拿着账簿、算盘，挨家商号与之贸易。这还不过瘾，他还故意与商号发生争吵，派手下人扮作市场调解官，为之解决纠纷。这种新的刺激让武宗欲罢不能。正德九年，他还只是夜间微服出访。到了十年，偌大的京城也容不下武宗的好奇心了。他开始溜到京城外面，数日不归。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十二年，他仅带了几个随从，就跑到今天明十三陵的所在地天寿山，之后更是一路前行。多亏大学士梁储等人紧追慢赶，才在沙河截住了武宗一行。此次出行，跋涉二百余里，历时近半个月。从此，武宗的出行就成了家常便饭。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月，朝中大臣谁也不知道皇帝的去向。没有大臣在耳边的劝谏，武宗的足迹所至，西达陕西榆林，北到宣大，东至山东济南，南及留都南京。
在边塞的生活，武宗又从中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威风凛凛的将军。原来他只不过是在禁苑中操练军队，过过禁军教头的瘾。不久，武宗又把沿边驻防的正规军数万人都招至京师，名之为“外四家”，由江彬统领。又选拔京师驻防部队的精锐于西官厅操练，由许泰负责。正德元年挑选的官军则在东官厅操练，由太监张永指挥。武宗本人则亲自率领善于骑射的太监，编成一营，号曰“中军”。这些军队，统统都是在宫廷御苑中操练，当时人形容是“禁内金鼓，音闻远迩，宫中火炮，声彻昼夜”。皇家的私人领地，竟成为了演武场。正德十二年，他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的公文，也一律写成威武大将军军帖；连原名也不要了，改名为朱寿。
但纸上谈兵的操练，也无法满足武宗不断增长的兴趣了，他想真切地体会一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小王子率领4万多蒙古兵，对明朝的边境展开凌厉的攻势，这给了他一展身手的机会。武宗不顾群臣阻挠，亲自披挂上阵。此时他手里只有六万人，战斗前期，形势对于明军极为不利，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率军队援救，才使明军得以解围。双方共经历了大小百余战，他甚至还手刃了一名蒙古兵。蒙古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这就是所谓的“应州大捷”。而实际上，蒙古兵只死了十六个人，武宗则是以明军几百人伤亡为代价，满足了自己一时的私欲。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他又在大将军的基础上，给自己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还特意在宣府修建了豪华府邸，称之为镇国公府；又把北京的珍宝、美女转迁至此，亲切地称之为“家里”。而且武宗特意下诏，任何大臣不准踏入宣府一步。在这里，他再也听不到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为所欲为，乐不思蜀。北京的繁华，却抵挡不住边塞的风情。
武宗还处在北征胜利的兴奋中。同年六月，南方宁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又传到了他的耳中。武宗再次下诏亲征。然而不巧的是，当他刚出北京，到达河北涿州的时候，王守仁平定叛乱的捷报已达御前。但是这却不能阻止武宗南征的脚步。他隐匿捷报，继续南行。正德十五年七月，武宗在南京上演了一场闹剧。他身着戎装，将被俘的朱宸濠等人卸去枷锁，置于万军之中；然后武宗若有其事地鸣金击鼓，向束手待毙的朱宸濠等人发起进攻，将其重新捆绑起来，打入囚车。武宗以此将平定朱宸濠的功绩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而此时距离王守仁平定叛乱的时间已有一年多了。
在南巡的归途中，武宗独自驾驶小舟至江中垂钓，不慎船翻落水。历经此难后，其健康情况日益恶化，没过几个月就病死了。纵观武宗时期，明朝政局的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武宗自己不理朝政，却任用了一堆小人，刘瑾等太监先后弄权。在刘瑾当权时，各地的地方官到京述职，都要孝敬刘瑾，每省至少二万两。钱不够，则向北京的富豪借贷，待回到地方任职时，拿官饷数倍偿还。朝中正直的大臣不是愤然辞官，就是被迫退休，或是含冤而死。留在朝中的，只剩下焦芳、刘宇等趋炎附势之徒，极尽谄媚之能事，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不顾国家前途和人民的生死。
就武宗本人来说，他一生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后世所诟病。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武宗的行为也是值得原谅的。毕竟，明朝皇帝的生活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清朝皇帝不仅有一个皇宫，还有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清朝皇帝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秋天他们便远离皇宫的束缚，到木兰围猎。康熙帝、乾隆帝都是六次南巡，耗时之久、费用之高，这是武宗望尘莫及的。当我们对于这些清朝皇帝保持宽容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给予武宗一些同情。就武宗所作所为来说，并无大恶。我们可以看到，他喜欢微服私行，扮演市井小人物的角色，追求普通人的生活。他深通佛经，给自己取了一个“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的法号。他尚武，称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为了显示自己老成持重，不到30岁他便自号“锦堂老人”。他还经常与臣僚一起用膳，乃至于猜拳行令，完全没有君尊臣卑的观念。南巡途中，他所乘龙舟被撞也不加追究，显示出宽厚大度的胸怀。凡此种种，把专制皇帝头上的光环荡涤殆尽。
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他善于扮演各种角色，却惟独没有皇帝这个身份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