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朱高炽，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17岁的他便被太祖立为燕世子。由于朱高炽自幼粗知儒家治国之道，深受太祖的赏识。太祖曾经问他：“尧汤时，天下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又靠什么生存呢？”朱高炽回答道：“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听到这一回答，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有君人之识”。虽然朱元璋因为他深知儒学精髓而颇为器重，但是治国理念不同的成祖，却对此不以为然。成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像他一样，能够以武功定国。而这些都是朱高炽所不具备的。朱高炽自幼肥胖，不善于骑马射箭，更没有上过战场；长大以后，更加肥胖，连走路都需要太监扶持。无论性格还是体貌上，都让成祖大失所望。
事实上，朱高炽也并非一无是处。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以世子的身份镇守北平。期间，南军趁成祖远征之时，包围了缺兵少将的北平，形势十分危急。朱高炽临危不乱，井井有条地安排了北京守城，并选拔勇士乘夜缒城而出，偷袭敌营。又利用严寒，汲水浇城，使得敌军无法登攀。正是由于朱高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成祖才得以即时回师，击败南军。
然而这些功绩，与二儿子朱高煦相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靖难之役中，朱高煦始终跟随成祖征战，骁勇善战，颇有其父亲之风范。在靖难之役中，更是随成祖征杀于战场之上，屡立奇功。建文二年（1400），白沟河一战，燕王的军队与李景隆六十万大军相遇，成祖一度陷入困境，坐骑三次被创，险些被俘；幸亏朱高煦及时赶到，绕道敌后强攻，燕军才得以反败为胜，一鼓作气，歼敌十万有余。建文四年（1402），燕军再次陷入困境，成祖只身突围，又是朱高煦率军拼死奋战，击溃了其主力。正是由于朱高煦几次救成祖于危难之际，扭转了不利战局。可以说，朱棣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朱高煦功不可没。朱高煦的赫赫战功，也得到了成祖的认可。他曾经摸着儿子的后背，深情地说：“你大哥身体多病，你要多用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对他的青睐。而且，他的功绩也得到大批靖难功臣的认可，愿意支持他继承皇位。
当成祖夺取政权之后，皇位之争日趋明朗化。以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为首的军人集团，认为朱高煦劳苦功高，理当被立为太子。而满朝文臣则痛陈废长立幼之害，支持朱高炽继位。两派的争执，让成祖头疼不已。为了摆脱文臣的聒噪，永乐二年（1404），成祖最终把皇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同时立朱高煦为汉王，就封云南。朱高煦坚决不就封，称“我无罪，为什么流放我到万里之外？”朱棣也念及朱高煦劳苦功高，一时心软，便留他在京城，并给他两护卫。在北京，朱高煦一呆就是13年。
永乐七年（1409）以后，成祖因为北征蒙古和筹划迁都，长期留居北京。在这段时间内，朱高炽以皇太子的身份监国南京。监国期间，皇太子与成祖所宠幸的酷吏、太监屡有冲突。都御史陈瑛依仗成祖的宠爱，竟然不经任何手续，就处死了兵部主事李贞。太子把陈瑛的滥杀无辜之事告知成祖，成祖竟然置之不理。又有太监诬陷当朝官员，皇太子得知后，治其重罪，并警告太监不要干涉朝政。酷吏和太监都是成祖打击大臣、排除异己的工具，而皇太子的种种做法，却与成祖的高压手段互为抵触。治国理念的不同，再次加深了父子之间的矛盾。但皇太子的这些做法，却赢得了朝中正直大臣的拥护。逐渐地，在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以“三杨”为首的“东宫僚属集团”。他们为了保护朱高炽的储君之位，竟不惜与成祖直接交锋。成祖曾经用“诛十族”的手段对待不同政见的大臣，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看来大臣们是真的豁出去了。
永乐十年（1412），不死心的朱高煦针对皇太子，掀起了新的一轮进攻。由于成祖朱棣基本的时间都是在军旅中度过的，京城的事物完全由朱高炽负责。朱高煦鉴于这种父子相离的局面，勾结成祖左右官员诬陷皇太子。这一年的九月，回到北京的朱棣对朱高炽经办的事物进行了一次突击大检查，并以细故严厉地训斥了皇太子，把太子身边的众多官员投入了监狱，还更改了皇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是文臣解救了朱高炽，大理寺丞耿通上疏为其辩白，成祖以离间父子的罪名，将其处死。耿通以死换取了朱高炽的皇位安稳。
永乐十二年，成祖第三次北征惨败而归。太子因“足疾”而迎驾稍迟。心情极不舒畅的成祖，看到臃肿不堪的皇太子，怒不可遏；朱高煦又从旁煽风点火，成祖当场暴怒。为了开脱太子罪责，杨士奇等东宫僚属挺身而出，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结果杨士奇等人被捕下狱，黄淮、杨溥等人更是入狱长达十年之久。正是这些大臣不计个人得失，才使得皇太子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反观此时的朱高煦，除了原有的战功之外，未能抓住机会进一步展示他在其他方面的才华；反而恃宠骄横，一再陷害皇太子以及朝中的正直朝臣，这给满朝文武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留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越来越少，他的政治生命也随之走向了终点。永乐九年（1410）朱棣册封朱高炽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孙。朱高煦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终于痛下决心，把他朱高煦撵出了北京，命令其就藩青州。
此后，虽然成祖不再被继承人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如何保证明朝能够长治久安，又让朱棣坐卧不安。特别是永乐十九年，成祖突然中风，他深感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于是不顾大臣的反对，连续三年对蒙古用兵。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明朝后世子孙留下一个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同时为了弥补皇太子功绩不足的缺点，朱棣把希望全部放在皇太孙朱瞻基的身上。朱瞻基自幼跟随成祖长大，深得其宠爱。自永乐十二年（1414）开始，成祖就让16岁的朱瞻基随军出征，让他熟悉军务，接受战火的锤炼。通过这一切反观五次北征，我们也许才会明白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暮年的老人，拖着病体一次次驰骋在塞北的荒沙中。如果还用成祖好大喜功来解释，或许有失偏颇。
尽管皇帝离朱高煦越来越遥远，但朱高煦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朱高煦见父皇已无心立自己为太子，便决心放手一搏，在王府中私募军士三千多人，私造武器、船只，准备武力夺嫡，重走他父亲的路子。永乐十五年（1417），他的私兵在外作乱，犯下命案，被兵马指挥使徐野驴找上门“讨人”。见如此小官也敢在他面前造次，朱高煦一怒之下，竟将朝廷命官活活打死。
这件事使成祖朱棣大为震怒。他派人扒掉朱高煦的姚广孝衣服，绑在西华门的柱子上，要废其为庶人。太子出来求情，成祖才饶恕朱高煦。但此时，父子二人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成祖将朱高煦改封乐安（今山东惠民），并告诉太子：“乐安距北京不远，如有异常，可马上制止。”朱高煦此时深知，夺嫡一事已经没有半点希望，再不走，性命难保，便立即就封。此后他一直偏居乐安，再没有什么不轨的行动了。
然而，仁宣二帝对朱高煦始终抱有戒心。仁宗继位后，朱高煦上书请求更换护卫，仁宗没有同意，只给了他大量金银牛马，以示慰问。8个月后，仁宗忽然暴卒。当时太子朱瞻基远在南京，回京途中，便有传言说朱高煦要在半路行刺。朱瞻基回京后立即戒严，谨防朱高煦偷袭。
朱高煦自知新皇对他极不信任。为了缓和矛盾，七月份他派人到北京祝贺朱瞻基即帝位，并向新皇陈奏了四条利国利民的建议。然而，朱高煦在永乐时期为争太子位，谗害了许多东宫近臣。这些人此时身居高位，怎肯放过朱高煦。一时间，朝廷要诛杀朱高煦的传言四起。先是有御史向朝廷奏报朱高煦在乐安有种种不轨行为，接着山东文武官员和真定等卫所也不断有人告发朱高煦反叛。朱高煦深知这样下去必是死路一条，便一不做二不休，召集四方囚徒无赖编为军队，设立五军四哨。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起兵反叛朝廷。
在大学士杨荣、尚书夏原吉的请求下，宣宗领兵亲征；并命郑王、襄王留守北京。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关成为前锋，率军向乐安进发。十天后大军便赶到乐安城下。把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后，宣宗开始了政治攻势：“今朕师已压境，王能悔祸，擒所倡谋者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国。”就是向朱高煦保证，只要他真心投降，对于前事可以既往不咎。朱高煦本想反抗，但此时乐安城内已经人心惶惶，许多人想活捉朱高煦以邀功。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就秘密派人到大军营中，请求宽限一日。此时副帅王斌等人阻止他说：“宁可战死，也不能被活擒啊。”但朱高煦这时活命要紧，已经顾及不了其他，抛下部将，趁夜从后门逃出，向宣宗投降。宣宗如约不杀朱高煦父子，只将朱高煦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但参与叛乱的护卫指挥王斌等人当即被杀。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的都督、指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杀640余人。
这就是正史所记载的朱高煦叛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诸多史籍中都对朱高煦叛乱进行了记载，但要么就是记载简略，要么就是照搬照抄《明太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很多字句都毫不相差。而《明宣宗实录》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朱高煦叛乱的真凭实据。更要注意的就是，《明太宗实录》是在宣德元年，平息朱高煦后编纂的，《明宣宗实录》是在宣德十年编纂，正统三年编成的。编修官也都是宣宗亲征朱高煦的扈从大臣，如张辅、杨士奇。这实际上是胜利者的记载。
细细品读旧史记载，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关朱高煦叛乱的记载有很多疑点。首先，宣宗亲征从出师到班师回朝，前后仅半个月，而且亲征非常顺利，都是按计划行事。进展之快，很像一次预先策划好的军事行动。并且，朱高煦选在此时叛乱，也颇有可疑之处。这时距离仁宗去世已经一年半了，宣宗的皇位早已稳固。这点对于久经沙场的朱高煦来说，再清楚不过。他不趁皇位交替混乱之际发兵，却在宣宗皇位稳固之时下手，显然不符合朱高煦的性格。
更令人不解的是，一般明朝藩王叛乱都要杀死当地监督的地方官，但朱高煦叛乱中，却没有杀戮官吏军兵一人，也没有将任何朝廷官吏逮捕下狱。明代藩王叛乱，或攻城略地，或取京师，都要主动出兵。朱高煦起兵后，军队却“未出乐安一步”。虽然乐安接近济南，却没有攻打；离南京不远，也没有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实在让人费解。更奇怪的是，明代藩王叛乱，都要作檄文公开讨伐朝廷。而直到宣宗亲征前，朱高煦在上奏中，仍称宣宗陛下，并没有与朝廷公开决裂的言行。
在靖难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朱高煦，在朝廷大军兵临城下时，竟没有任何反抗，甚至在副将一再请求下，他也从未下令与朝廷开战。更有甚者，他抛下部下，自己从后门出城投降了，全然不见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
朱高煦叛乱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这一切都不禁让我们怀疑，朱高煦是否真的发动过叛乱。这一次所谓的叛乱应该是宣宗铲除后患的措施。毕竟宣宗即位时仅有28岁，他周围的东宫旧臣害怕朱高煦对小皇帝有所不力，才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冠之以叛乱的名义，把他们预想中要准备叛乱的朱高煦一网打尽。
朱高煦成了可怜的牺牲品。四年后，朱高煦惨死在北京西面的逍遥城内。几个月后，朱高煦的儿子们也相继离奇般死亡。朱高煦终于为自己曾经蔑视文臣的举措，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