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请两次裁缝：忙完清明在谷雨前就开始张罗请裁缝的事情，做春夏单衣；过了冬至赶在小寒之前还要张罗一次，请裁缝做棉袄棉裤。请裁缝之前，各家各户都要仔细盘算：现有的衣物一并翻出来分拣确认，都要“过过筛子”的，哪些衣物尚能再穿一年、哪些衣物可以从较大的人身上“渡让”给较小的人穿；哪些衣物面料还很完整是否可以只是改制、哪些衣物实在没有办法但是可以截取什么部位……等等等等。大人们心里都有一把尺，丈量着，原则就是保持公平，家庭各成员都能欢喜。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首先确保每人会添一件新衣，然后再商量旧衣“渡让”的细节，一般是父亲的衣服让给已经长成父亲一般高的哥哥，哥哥的旧衣确认转给年龄更小的某个弟弟；母亲的衣服改一改穿在女儿身上、姐姐的旧衣让给妹妹……这样一来，请裁缝之前，大家心里都有数，有什么都事先做了周全的安排，于是开始陆陆续续准备衣料——这段时间，挑选休息的日子，全家出动去街市上的布店，这算是家庭的一种民主活动，在布店里要买几尺几寸，都到场，由布店的师傅亲手帮你量身裁减，至于什么颜色、是方格还是条文？碎花还是图案，都依我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也不能天马行空，任意挑选，主要还要看价格，太好的面料一般都不会考虑，棉绸、棉布、的确凉、纺绸、咔叽……等价廉物美的范围内可以自己做主。“大黄家弄布店”里没有中意的，你还可以申请去“烟圆里布店”或者“周路口洋布店”，只要在价格范围内，多走几家也好，正好算是全家人难得的一次上街购物，采办停当，如果还有余钱，说不定回来的路上还能一人吃一个肉包子或者秤半斤桃酥或者玫瑰稣带回家……
准备布料的那段时间全家人的心情都很不错，孩子们之间尤其和谐，小一点的都听大一点的哥哥姐姐的话，孩子们也都听大人的话，比过年的时候大人告诫孩子们说“过了年又大了一岁要更听话”——还要懂事乖巧。大人们也开始忙着和周围邻居商量请裁缝的事情——某一户人家单独请裁缝不是不可能而是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除非你摆阔，或者你原本一向和邻居不和，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一般是几户人家商量下来一起请裁缝进门——请什么样的裁缝？具体请谁？一般都有几个候选，也一般都能最后确定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裁缝师傅——最民主的方式是：分别约请候选的裁缝师傅上门来，一起找他谈，谈价钱、谈时间、谈款式……最后决定一个最能满足共同愿望的裁缝师傅。请裁缝师傅一般要管饭还要管住——住，无非是搭一副铺板备一床铺盖，谁家比较宽敞就定谁家；饭，还是做谁家的衣裳谁来管，即使做的过程中赶不到餐前餐后有点儿时间上的差异也不要紧，多管一餐饭或少管一餐饭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乐意，裁缝师傅吃得好住得好，手上的活儿才能做得好，那一年的新衣裳才能穿得舒心穿得体面。
裁缝师傅来了，刚剃了头发刮了脸，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身上的衣服也是格外挺括，穿一双千层底的青布鞋，拎一个蓝包袱……他面带微笑，挨家挨户地招呼。身后会有一个徒儿跟着，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出头，也很精神，但是腼腆，他挑着担子，缝纫的机器和机身分开在扁担的两头。清明谷雨前后出了新茶，满院子飘着茶香，欢声笑语……冬至过后请来的裁缝，棉衣棉裤，胖头鱼棉鞋，一顶狗皮圆帽一对狗皮耳套，独自还拎一个铜手炉，暖呼呼地到来——那样子虽不如丝绸商人那般阔绰但比一般的工会主席看上去更有模样。
裁缝师傅坐定在堂前的时候，各家各户请裁缝的人家便拿了备好的衣料围拢过来，徒儿忙着在搭好的案板上铺一块厚布，取剪刀，扁尺，粉坯，还有一个肚膛里面烧炭的铁熨斗……拼装缝纫机要等师傅来一起做——各家各户的布料都逐一看过要求听过了，还要求本人到面前来，从头到脚再量一遍身长肩宽胸围腰围臀围，用粉坯写在布料上，待到长短还有粗细收腰还是紧身……都一一确认后，把布料卷好，按家庭为单位摆好。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如果年轻女孩子有中意的衣样，此时也暂时借来，呈给裁缝师傅看，要求原样复制的，到时候还要在动剪刀以前再拿来。
做新衣放在第一位，缝纫机也拼装好了，各家各户所要求的新衣用什么线也配好了，新茶也喝过了，再轮到商讨改制旧衣的环节，改制旧衣往往因为是各家大人一厢情愿的设想，此时在请来的裁缝师傅的确认下，往往会有些变化，裁缝师傅专业的意见也往往能平息一些“波折”，基本能在最后满足大家的要求。改大改小都在裁缝师傅拿捏的范围之内，他既然成承诺最后改制成功，大人小孩都是信赖和充满期待的。服装的设计、布料的剪裁，补充什么装饰、加钉什么纽扣，裁缝师傅是最后的权威。你只要到时候等衣服做成，一件件试穿，一件件讨论，而此时，你只要去想象就好了。
裁缝师傅画衣片很娴熟，徒弟跟着裁剪，关键部位让师傅监督，一家一家地做，剪好了的衣片还要“车边”——这些都是徒弟的活儿，车好边的衣片，再交到裁缝师傅的缝纫机边上，师傅踩机器，一件衣服就算做好了，做好的衣服还要熨烫——在铁熨斗里面装上木炭，衣服铺在台子上，再盖上一块毛巾，另外还要备一碗清水，含一口水喷在毛巾上，再过铁熨斗，一股热气升起，还伴有“吱吱吱”的声音，反复几趟，衣领和肩部的熨烫也要换成裁缝师傅来完成，这种手工活儿，需要足够的耐心，在那个已经习惯了大干快上的年代，只有裁缝师傅才有这样的心境，这是他一生养成的，所以看裁缝师傅做衣服，需要保持安静地看着，慢慢地品味，可以让人回到心平气和的宁静当中。
一家人的衣服都做好了，还要钉纽扣，做春夏季节的服装时钉纽扣比较简单，做冬衣的时候，大纽扣还要剪一些小小的圆布片——碎布头就可以利用，但是要同一种颜色的碎布，用来包纽扣，全手工的细活儿，徒弟已经能做了——做好以后再钉在棉衣上，很庄重，那个时候也很流行，所以也算得上是时髦！
裁缝师傅做好每一件衣服都要喊这家人家过来试穿，一般不会不满意，试穿好了再收回去，等这家人家的衣服全部做好了，再一并交付，顺便算了工钱，相互道谢。
请裁缝的人家少的话，一般三五日就可以“移师”他处，多的话。一般七八日也是要完的，一般选在上午收工，扫了地上的碎布条，收拾好所有工具，备好挑子，院子里的人会再挽留师徒二人吃上中午饭再走，裁缝师傅也不推迟，这顿中午饭裁缝师傅甚至还能喝到几盅酒，叙叙话，像给远方的亲人饯行，并且可能会相约来年的事情……
我们那个院子后来有一个固定的裁缝师傅，是王典忠老人家的一个亲戚，老早在赣北一个县城里有固定的裁缝铺，祖上就是做裁缝的，后来可能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文革的时候被县城中学的一帮孩子一把火给烧了，这位裁缝师傅于是就成了“行走裁缝”，后来每年清明节过后不久就会来王典忠老人家寄居，在老人的堂前搭了台子，随时接生意，整个一条街的人家他都去拜访过，所以平时都有人家会上门来请。请他的人多，所以一直做到大寒的那几天才收拾东西，回乡过年，等第二年清明过了再回来。他也有一个铜火炉，我曾经摸过，暖呼呼的——他甚至让我双手抱过，沉甸甸的，手上的血液不一会儿就沸腾起来，裁缝做手艺活，那双手是绝对不能冻坏的，这个铜手炉，很神！这个裁缝师傅在我们这里呆了好几个年头，我放学回家喜欢去他那里——因为他好像读过很多古书，知道的故事也不少，《三字经》他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将给我听；他还有一本手绘的《二十四孝图》，里面也是故事；他讲的岳飞抗金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1979年，或者是1980年，记不清了，他患上了一种病，手会打抖，甚至抓不住剪刀，不得不发电报给原籍的亲戚，后面被人接走了，从此没有了音信。他离开我们那里的第二年春天，院子里没有请裁缝，从那一年开始不知从哪里刮来了一阵风——人民广场的那一片地段开出了无数服装摊，一间一间的，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服装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开始放弃请裁缝而直接买成衣了，又便宜又好看……
我的母亲也算是个“裁缝”——她也会做衣服，她嫁给父亲的时候，娘家的财产虽然早就联了营、充了公，没落到了社会底层，但是爱面子的外祖母还是给这个最喜欢的女儿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作陪嫁，上海货，所以说我们家算是有“裁缝设备”的——母亲是我们家的“御用裁缝”，专门给我们一家六口人缝制新衣或者改制旧衣。但是我母亲绝对不对外，也招惹不了这样的细活儿……
母亲没有一般的裁缝师傅那样有专业的裁剪技术，但是他从姐妹们那里得来的“衣样”很多，各种款式的都有——从别人那里借来家中，然后拿一张厚纸板来复制这些“衣样”——上衣左前片、右前片；上衣左后片、右后片；领片、袖片、肩片、袖口片——这就是一件上衣的所有部件，剪成“衣样”的厚纸板上面还有1/2/3/4/5这样的编号——每个数字下面都画一条线，代表：S/M/L/XL/2XL。这样的话一套“衣样”根据这不同的数字裁剪的话，可以适合给我们全家人做衣服。母亲在这些“衣样”打上圆孔，一套一套地用绳子穿起来，这样每一套都不会混乱，用起来的事后也特别方便。
母亲做衣服，就在家里的圆桌面上裁减——先铺上衣料，然后把一套“衣样”片拆开了，一片一片地，先在布料上拼，一方面要考虑纹理的美观性，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摆放合理，节省布料。摆好了以后再开始用粉笔沿着样片的边缘划线，有时候要是激起了父亲的兴趣，父亲就代劳这项工序。剪衣片由母亲自己完成，在低矮的堂前圆桌面旁，母亲弓着身体裁剪衣片的时候，向裁缝师傅一样摒气凝神，一丝不苟……
剪好了衣片，卷好，拿到“经货店”（那时候的小百货店，我们叫它“经货店”）旁的裁缝铺里去“车边”，一般一件衣服车边费为5分钱，等车边的当口，顺便拐进一旁的“经货店”去挑选合适的纽扣……母亲做衣服很快，当晚便可以在灯下试穿她做好的衣服，欢欢喜喜地把新衣服折好放在枕头边，欢欢喜喜地睡觉欢欢喜喜地做梦……
母亲的裁缝技术虽说比不上请来的裁缝师傅，但是绝对够用，我们一直到读初中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母亲做的或者改的，比一般的裁缝师傅会做的东西要多得多，做春秋两季穿的“夹底鞋”和冬天穿的“蚌壳鞋”的时候也能看到母亲在圆桌面上裁减，也有“样”——但是“鞋样”。鞋面的样子像一只和平鸽，或者像扑克牌上面的“草花”图案，鞋帮的样子是几何形的扁长的梯形。做“蚌壳鞋”很有意思，我们小孩子也参与，母亲用缝纫机缝好“蚌壳”和梯形鞋帮，留一个小口，我们就往里面塞棉花——也叫“夯棉花”，然后再交给母亲缝合，做好这些母亲再“滚边”——就是在沿口处镶上一条白布条，等这些工序做好了，就拿出压在大木箱下的千层底，一针一针地“纳”，一般三五天可以做好一双棉鞋，但是要求茶余饭后抢时间来赶，不能浪费一丁点儿时间。冬天临近的前一个多月，母亲开始忙这些，每年给每人做一双棉鞋，大年初一的时候穿上脚——那是最大的幸福。
人民广场的“服装街”后来也必然地影响到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说“解放”了母亲，因为口袋里开始有些闲钱，只要计划得好，直接购买成衣或者皮鞋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这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初的一次消费习惯的变革，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以及商业社会的区别，一点一点地被普通的市民感触和接受。家里的上海货“蝴蝶牌”缝纫机用得越来越少了——那台缝纫机上能踩出“喇叭裤”？“紧身衣”？不能！那台缝纫机上踩出来的衣服在一夜之间变得“土气”，大哥那条引起“弄堂风波”的深蓝色小喇叭牛仔裤，让我们远离请裁缝的那段岁月。作为“陪嫁”，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最后成为一个“物件”，被一块方格台布罩着，陈列于卧室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