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遥
我是农村孩子。我爸是木工，初中文化。我妈是农村妇女，小学没上完，算认得几个字。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比我大三岁，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我哥大我两岁，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一年，也出去打工了。
那时候农村流行一个观念，学习好就是上学的料，将来要当大学生，要考博士，要出国，云云。当然学习不好的话，那就是出力的命。很明显我姐和我哥都不是学习的料，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没别的路可走，只有打工挣钱，等到二十几岁，回家相亲、结婚、生子。就像许多人生来就要上学、读研、工作、买房一样，很多人的命运在其还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像是好莱坞大片，架构都是一样的，只是稍稍变换了几个情节、几个场景而已。
从这里便能看出来，我家就是亿万个农村家庭的缩影。人们口中常说的农民工二代大多都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
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往往把孩子的成绩归功于运气，而如果碰巧运气不佳，孩子不思学习，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下了学就走南闯北地打工呗，反正邻家的谁谁谁在上海、在深圳、在广州干活，一个月好几千，好得很。
当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每逢过年，父辈们聚在一块儿谈论最多的就是谁家的孩子在哪里干什么，或是开车，或是当厨，或是挖煤，或是下工地，一个月挣多少，挣得多的脸面上就会觉得有光，然后另一个人就会说，等我家孩儿下了学就去你家孩儿那里干吧，反正也不是上学的料。而现在他们谈论最多的则是谁家的孩子结婚了、生娃了，谁家孩儿在外边吃喝嫖赌了，以及谁家的孩子在工地的脚手架上踏空摔死了。
每当过年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论这些，我都在心底暗暗发誓，我一定不要走这样的路，我一定要让自己走出来，不要被这种潮流淹没，让自己最终淹死在里面。
庆幸的是我还算有点运气，我的小学成绩一向还算可以，偶尔还会考个满分，给我父母带来了一点希望。只是这种希望仅仅是希望而已，他们从不认为我有什么大的出息，即使现在和我爸交谈，我说我要成为怎样怎样的人，我爸也只会说，也不看你有几斤几两，你哪有那个本事。
同这世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智力水平一般，在大人眼中我甚至都有一点憨。记得小时候当我爸在家里做木工的时候，让我去拿个工具，告诉我在某个工具箱的某一层，每次都要重复好几遍我才能记住，有时候记住了，往往到了装满工具的屋子我又忘记了。我数学很差，即便是在我学习最好的二三年级，每次考数学我都是最后一个交卷，我答题很慢，一道有关小明的应用题我总是要比那些聪明的孩子多花费一倍的时间才能解出来。而我成绩好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勤奋。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家教的重要是一次停电去小伙伴家玩，在黑暗中听到他妈妈在向他提问，他在回答。一直等到他回答完他妈妈的所有问题，他才能和我一起出去玩。我在门口听他们母子一问一答，真真正正的是局外人，而这样的场景则永远都不会在我家出现，我父亲只会关心你考了多少分，考多了高兴；考少了，骂人。
自始至终我爸都认为我的好成绩是运气，一旦我的成绩开始出现下滑，他就开始转变论调，说我终究不是读书的料，他抠门小气，初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我要求买随身听学英语，他始终都不肯答应，认为那是花冤枉钱。
结果就是原本就不那么聪明的我到了初中，因为数学的难度一下子增加，再加上我开始变得贪玩以及学校的整个氛围（我就读的初中现在已经关掉了），我的成绩便开始下滑了。
能想象得到吧，我成绩处在最顶峰的一刻便是小学里三个班级中，其中一个的前几名，而那所小学也只不过是那个乡，那个市，那个省，以及这个国，浩如烟海里的最渺小的一个。
平庸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有时候连平庸你都算不上。
我的成绩在初三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尤其是数学，一百二十分的卷子就从没考过三十分以上，更讽刺的是，当时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的中学，竟然在临近中考前几个月分了快、慢班，其中慢班只有不到二十个学生，其中就有我。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的意思就是，我已然成了害群之马，而且已经被彻底抛弃了。我愤怒，难过，伤心，挫败，向老师抗议，我数学、英语虽然差，但我并不是一个捣乱的孩子啊，但是没人听你这些，在他们眼里，显然你不可能通过中考，分到哪个班没有什么区别，而既然已经分了，那你就认命吧。
青春年少的日子，叛逆起来，收是收不住的，我把这些愤怒与叛逆全都撒在老师身上。我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乌龟，在课堂睡觉，旷课，当面和老师争吵。我从一个昔日的“三好”学生，终于变成了所有老师见了都要摇头的差生，最差的那一种。
就这样混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初中都没有上完，我就搬着桌子回家了。我爸没怎么责备我，我估计他也认命了，老陈家是出不了大学生了。我在家待了两个月，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我发育迟缓，初三了身高还不到一米五，这也彻底打消了我爸让我去打工的念想。我说要不我跟着你学木工吧，我爸却说，学这个能有什么出息？再说你笨手笨脚也不是这块料，你干脆还是先帮家里放羊吧。
于是初中没上完的我就开始当官了——羊倌。
我每天来回两趟上山放羊，把羊撵到山顶就去找块大青石躺着，看着蓝天白云，更多的时候我会带上一本书，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游戏机，也没有手表，太阳落山了我就把羊从山顶赶下来回家吃饭，然后看看电视，由于我的小伙伴们都转学去了更好的学校，而之前提到的那个黑暗中一问一答的母子也搬家去了市里。没有人陪我玩，也没有娇滴滴的邻家小妹，只有我的羊，想起来那也算是一段很好的时光，我偶尔也挺怀念那些头枕在山羊身上看蓝天白云的日子，思忖着如果我真的没什么出息，放一辈子的羊也怪不错的。
就这么优哉游哉地过了几个月，新的初三开学了。我爸妈看着我还是一副没长开、小屁孩的样子，终于决定让我去复读。我又回到了那个被我在黑板上画大王八的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那时我想，无论怎样我都要好好学习，上高中。
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盛夏的晌午，分数线出来了，我却差了三分。我躲在蚊帐里流汗流泪，彻底迷茫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很难再有什么出息了。我主动跟我爸说，让我出去打工吧。我爸却看着我刚过一米六的小身板，说，你这样的，打工人家也不会要的。此时我似乎又听见羊圈里咩咩的叫声。
我那个时候想过要去上“高价”，所谓的高价就是除了交学费另外再拿出八千八百块钱，就可以入读报考的高中。只是我爸绝不可能会舍得拿出这么多钱，那才是二〇〇五年，对于一个农村的老实巴交的小家庭来说，一万块钱不是小数目。
于是奋斗了一年后，我又开始了头枕羊肚，笑看云卷云舒的日子。我想我以后的出路大概就是一边放羊，一边长个子，等长到可以搬砖了，就去我哥所在的厂子打工吧。
就在这样的彷徨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我报考的高中不知道因为扩招还是怎样，我被降线录取了，哈哈，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走运，在第一轮录取结束后没多久，我和那些“高价们”一起去学校报到，看着别人在那里掏出一万多块钱放到桌上，我爸乐坏了，心想你看你这一分，竟然值这么多钱。
而那一届初三，算上我，一共就考上了五个。后来带我的班主任还经常拿我的光辉事迹教导后来的学生们，你知道那个谁谁谁，第一年瞎混，不好好学，结果复读了一年，发奋努力，终于考上了。所以说，只要肯下苦功夫，没有考不上的，一中咋了一中，不好好学，在哪个学校上也白搭。然后再举一个某同学转学去一中，结果迷恋网络游戏最终没考上的反面例子。
反正不管怎样，我考上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相信，你只要足够勤奋，你再笨，再傻，总有出头的时候。
开学了，我终于成了我家第一个高中生。当我美滋滋地坐在教室里，才从心底里觉得还是上学好。只是高中的成绩一直波澜不惊，中等偏上偶尔也能考个前几名。我觉得我终究是平庸的。我数学始终没能赶上来，英语和语文都像是遭遇了瓶颈一样，始终都在一百一十分左右徘徊，无法突破。更要命的是我明知自己天资一般，却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开始对整个教育制度产生抵触情绪，我课余时间很少用来认认真真地学习，而是跑到报栏看报纸，看《参考消息》，看《环球时报》，去图书馆借书来看。我在历史课上躲在教室后面看《全球通史》，看完之后，发现教科书真无趣。再就是随着大学扩招，农村又开始流行新的观念：大学生像石头疙瘩一样满大街都是，大学毕业照样去打工，谁谁家的孩子上了多年的大学，结果工资还不如他大舅家的二孩子卖夹馍挣得多。诸如此类。
我父亲也常在我面前流露他的想法，说如果我考不上本科的话，专科上了也白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暗示着，我的学业可能到高中就算截止了。我数学太烂，我不想背历史、政治，我家里很穷，我哥哥就要结婚了，上大学要花很多钱，家里的房子还没有翻新重盖，社会风气让我对教育感到了失望。
也许我早就预感到了，大学的门对我来说已经关闭，高考后没几天，我就跟着我哥去了沿海的一个城市，投靠了很早就出门在外的一个远亲堂兄。那天夜里，第一次乘火车，还是站票，我在咣当咣当的车厢里站了一夜，兴奋、疲惫，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与五年前那个在山顶放羊的少年相比，我的确是走出去了。不是么？那时是二〇〇八年六月下旬，我十九岁。
只是我确定我走了一条很不好走的路，以至于当我写下这篇冗长的文章的时候都不禁为当时的自己感到唏嘘。
到了之后，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饭店当杂役，一个月一千二百元，干了三天，我便被开除了，被人告诉不会干活，没有眼色，而且清高，老板娘最不能容忍我的就是我竟然用一只手抓着拖把拖地。
我在堂兄家住了几天，自然很不自在。毕竟不是至亲，客久讨人嫌，这个时候，我哥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准备去工厂做工，于是我便收拾行囊，跟着他一起进了工厂。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家铝业公司，这家公司隶属于H集团，该集团是一家村企合一的大型企业。而我的工作则是制作用于炼铝的炭块，具体地讲就是将生炭块煅烧去烟变成无烟的熟炭，当然这里面还会继续分工，分到我这里便是“编解”这些炭块。三班倒，例行的工作内容以夜班为例，夜里十一点半上班，交班后便开始给生炭块表面的炭碗里添料，然后送到轨道上再通过天车夹送到锅炉煅烧，这个过程大概需要连续进行三个小时。出炉也差不多如此，只是顺序相反，时间也在三个小时左右。等到这些任务完成后，就是打扫卫生。一夜的忙碌之后，车间里全都是炭灰炭渣，我们需要用风管把这些渣滓全部吹到一个比较容易打扫的位置，工厂对卫生要求极其苛刻，交班的时候，下一个班会检查卫生，只有确定所有死角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他们才会接班，因为厂房会派出专门卫生员进行检查，如果你接的那个班未打扫干净，那么责任就在接班的一方，就会扣半天的工资。
有过上夜班经历的人都知道，即便是你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也会消耗很多体力，更别说每天还要完成一定的任务，然后三个人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打扫将近三百平方米的车间，从轨道底下穿过，打扫一个又一个犄角旮旯。
在这八个小时内，你不可以坐下，即便是你打扫完卫生等着交班，也要拿着个笤帚满车间溜达，因为副班长会随时因为你坐在某个角落休息而扣掉你一天的工资。
就在我交完押金，入职两个星期后，二〇〇八年的高考成绩和分数线公布。我只考了四百七十三分，其中数学三十五分。理所当然的，我高考落榜了。成绩出来的那天我跑到楼下的公共电话亭用买来的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我爸说，你看既然你成绩不是很好，家里的状况你也知道。现在既然入职了，好歹那也是个大型企业，不如你就在那继续干下去，好好挣钱，不要上学了。
我挂下电话回来躺在宿舍里，思忖了许久，对呀，除了打工挣钱貌似也没别的路可走了，那就在这里干下去吧。
我没有想过我究竟要在这里待多久，但是至少也要一年吧。我也不想让父母认为我不好好干活，不安分，瞎混。
我便在这家工厂里待了下去，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待得久了，人也慢慢地变得体制化了。在那将近一年的时光里，留给我记忆最深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那时我正在上中班，没有赶上看开幕式。后来我去超市，超市一直都在播放歌曲《我和你》以及《北京欢迎你》，而现在每当我听到这两首歌的时候，脑中浮现的画面不是开幕式，也不是奥运会，而是那时在工厂里所经历的种种压抑、辛劳、彷徨，以及苦痛。
另一件则是“砸炉”。烧炭的炉室都是有寿命的，使用几个月之后就需要砸掉重砌。因为有很多炉室，平均起来一个星期就要砸掉一个。而“砸炉”则是我人生中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劳力、什么是底层，以及什么是吃苦。
炉室长六米，宽三米，高十米（准确地说是深十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