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神圣的巴黎神学学院院长和圣师们
17世纪的欧洲正是封建社会制度开始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成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障碍，使得哲学家怀疑其真实性和效用。这样，时代就要求出现新的哲学思想来总结各门学科发展的成就，制定新的研究方法，以推动科学的进步。因此，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就成了近代哲学家最关注的中心问题。笛卡尔迫切地感到必须彻底改造旧哲学，在哲学上开拓一条新的道路。他于1640年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试图建立起能够解释世界的新知识体系。
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信中，笛卡尔强调了自己哲学方法的重要性。他首先向神学家申明写作此书的正当动机，即不反对宗教神学。在这种神学保护的外衣下，笛卡尔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
——译者
先生们：
鉴于我向你们提出这本书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深信，你们在了解到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以后，也会有正当的理由把它置于你们的保护之下，因此，为了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值得向你们推荐的书，我想最好是向你们简单地说明一下我是怎么打算的。
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因为，尽管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教的人来说，光凭信仰就足以使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一起死亡的，可是对于什么宗教都不信，甚至什么道德都不信的人，如果不首先用自然的（即不是神学的，而是人类理性的。——译者）理由来证明这两个东西，我们就肯定说服不了他们。特别是罪恶的行为经常比道德的行为在今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如果不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和向往来世的报偿而在行为上有所克制的话，就很少有人愿意行善而不愿意作恶的。不错，我们一定要相信有一个上帝，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因为它是来自上帝的（这是因为：“信仰”是上帝的一种恩赐，上帝既然给了我们圣宠使我们相信别的东西，那么他同样也能给我们圣宠让我们相信他自己的存在），不过这个理由不能向不信教的人提出，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在这上面犯了逻辑学家们称之为循环论证的错误。
老实说，我已经看出，你们，以及所有神学家们，你们不仅肯定知道上帝的存在是能够用自然的理由来证明的，而且也肯定知道从《圣经》里推论出来的关于上帝的认识比人们关于许多造物（基督教用语，即“世界上的事物”，因为基督教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译者）的认识要清楚得多，并且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没有这种认识的人反倒是有罪的。就象《智慧篇》第十三章里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无知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如果说他们关于世界上的事物深知到如此程度，那么他们从这些事物中怎么可能不更加容易地认出至上的主来呢？”在《达罗马人书》第一章里，说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并且在同章里用这样的话说：“关于上帝的认识，都明明白白地存在于他们的心里”。这就好象告诉我们说，凡是可以用来知道上帝的，都可以用这样一些理由来指出，这些理由只要从我们自己的心里去找就够了，不必从别处去找，我们的精神就能够把这些理由提供给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才在这里提出用什么办法以及一定要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做到认识上帝比认识世界上的事物要更容易、更确切，我想我这样做不致于不合适吧。
至于灵魂，很多人认为不容易认识它的性质，有人甚至竟敢说，根据人类的各种理由，我们相信它是和肉体一起死亡的，只有信仰才告诉我们它不是这样。虽然如此，既然在利奥十世（罗马天主教教皇，1513年～1521年。——译者）主持下的拉特兰宗教会议第八次会上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并且特别命令基督教哲学家们要对那些人的论点加以驳斥，要全力以赴地去阐明真理，因此我就敢于在这本书里执行这个任务。
此外，我知道很多没有信仰的人不愿相信有一个上帝，不愿相信人的灵魂有别于肉体，其主要理由在于他们说至今没有人能够对这两个问题做过证明。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而且相反，我认为，那么多伟大人物关于这两个问题提出过的绝大部分理由如果很好加以理解，就都足以做为证明，并且再也找不出什么新的证明理由来；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上，出于好奇心并且仔仔细细地再一次找出一些最好的、更有力的理由，然后把这些理由安排成一个非常明白、非常准确的次序，以便今后大家都能坚持不移地确认这是一些真正的证明，那么在哲学里就再也不可能做出比这更有好处的事了。
最后，既然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知道我制定过某一种解决科学中各种难题的方法，老实说，这种方法并不新颖，因为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真理更古老的了；不过他们知道我在别的一些机会上相当顺利地使用过这种方法，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用它来试一试。关于这个问题可能说的话，我都写在这个集子里了。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把给我们的问题做证明而可能提出来的各种问题都搜集进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那样做有什么必要，何况那些理由里连一个靠得住的都没有；我仅仅是讲了第一的、最主要的那些理由，而那些理由是我敢于把它们当作非常明显、非常可靠的论证的。我还要进一步指出，我认为凭人的能力，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比这更好的论证了。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而且这上面都关系到上帝的荣耀，这就使我不得不在这里把话说得比平常放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