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辉煌
20世纪40年代初，青年出版社草创时期，人手少，来稿也不多。有一天，编辑张永刚接到一部投稿，名为《奥斯特洛夫斯基传》。读了二三十页，书中的故事和描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但稿中所写，却又似曾相识。再仔细读下去，他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怎么这位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么！想当年我和一些同学能从一个普通的青年走进革命的阵营，多亏那本《钢铁》。而眼面前的这部《奥传》，主人公对革命的忠贞及与命运作抗争的精神，多么感人呵！原来作家本人总是站在生活的第一线，难怪他笔下的布琼尼的骑兵挥着马刀往前冲的气势，让你仿佛能听到那马刀的呼啸声；共青团员在风雪弥漫中抢修窄轨铁路的场面，写出得那么震撼人心，原来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血管里流出的毕竟是鲜血呵！译者孙广英虽然不知名，译笔也还流畅。他想，稿子是可以采用的。张永刚将他的审读意见和他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向总编辑李庚汇报。
李庚同志说，《钢铁》影响了一代读者，但是该书已入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梅益同志的译本，我们就出版这本《奥传》，让小说里的保尔和真实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起鼓舞新中国的青年一代罢；至于译稿，因为我们社现在还没有俄文翻译，让张永刚将稿子送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请他们抽校一下。如果译文忠实，就决定采用。
说办就办。张永刚将稿子送到联络部请人根据原文校阅若干章节。几天后，在得知译稿子基本忠实于原文后，永刚马上去拜访译者孙广英。孙广英那时还在天坛医院住院。得知出版社准备采用他的译稿，精神为这一振。他出院以后，马不停蹄将译稿认认真真校阅了一遍，在文字上正式作了许多润色。《奥传》于是1951年正式出版。孙广英译的另一部译稿《奥斯特洛夫斯基演讲论文集》，也于1952年出版，仍由张当责编。
那时，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对青年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是青年团首要的任务之一。就在青年出版社出版《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和《演讲集》前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保尔·柯察金》。青艺那时归团中央管。团中央的副书记廖承志同志还兼任青艺的院长。
原来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的萧枫笑着告诉我：“青艺演《保尔·柯察金》时，廖承志还想亲自上场演保尔呢，周总理知道后说：‘小廖你还演什么戏呵，青年团、侨委的事还不够你忙的吗！”所以，《保尔》上演时，著名演员金山饰保尔，张瑞芳饰冬尼亚，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担任导演。采排时，廖邓志陪着周总理来看。“周总理坐在青年宫剧场第三排，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总理，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张永刚的夫人对我说。
戏是好戏，演员是名角，日理万机的总理又公开示面支持这次演出，戏还能不火吗！所有首都各大宣传媒体，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们发表的议论文和消息报道，一篇连着一篇，不但译《保尔·柯察金》，还同时推荐《奥传》和《讲演集》，说这两本书对了解《钢铁》和它的作者如何重要。李庚同志也用孟凡做笔名发表文章，大讲新中国的青年为什么要学习保尔。“我们要像保尔·柯察金，要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绝不让我们的大好年华虚度……”团中央系统的宣传媒体当年用这样火一般的语言宣传鼓动、去教育刚解放的第一代读者。当年青年出版社在王府井南口，楼上是编辑部和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书店，不远的地下室是印刷厂，来买《奥传》和《讲演集》的读者络绎不绝。
周总理叫他“小瘳”，而我们称他为廖公的廖承志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真是朝气蓬勃。《保尔·柯察金》演红了京城之后，在孙维世、吴雪这些艺术家的积极努力下，又准备推出另一场好戏《卓亚》。为了给青艺的演员在角色准备上作参考，剧院请中苏友协的人，将一本名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作为资料摘要翻译出来，发给剧组的人，人手一册。
青年出版社这时增加了几位英、俄文的翻译。后来成了翻译家的陈斯庸现场（苏联小说《海鸥》的译者）告诉我说，他报道时总编辑李庚跟他谈工作。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前方打得热火朝天，所以除了让他组织人翻译一些苏联共青团工作经验思想修养方面的读物以外，主要要抓介绍苏联国内战争及卫国战争时期一些英雄人物的书。编辑们都是一些耳聪目灵的人，很快就知道青艺正在排演《卓娅》，而且打听出友协的人已经将有关卓娅的资料翻译出来了。搞俄文的人，哪里有不知道卓娅的。于是找到中苏友协的人，请他将该书的全文翻译出来，我们要出版单行本。稿子来了以后，斯庸将自己正在翻译的一部书稿暂放在一边，专心一意为《卓娅和舒拉》校阅，精益求精，直至发稿出书。顺便说一句，该书初版时，译者曾署名“中苏友协译”，后来觉得，一本公开出版的传记故事，用单位的名字不大合适，所以重印时改用“幺洵”作译者名，此乃友协二字的谐音也！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出版和《卓娅》一剧的演出，在首都乃至全国的文艺界和青年读者中是一大盛事。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杨述同志告诉张永刚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读了《卓娅和舒拉》大加表扬，认为只有在共青团、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下，再加她本人的努力才出现卓娅这样的英雄，该书对促进青年的革命化，乃至对青年进行理想前前途教育、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长篇议论介绍《卓娅和舒拉》是乔木同意的。
上面提到杨述同志，我在这里要补上十分重要的一笔：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英雄学习，向保尔·柯察金、向卓娅学习，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是下了大力气的。他们用团中央的名义，先后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和卓娅舒拉的母亲来中国访问，向首都的青年作报告。有的学校开座谈会，有的开见面会。所有这些活动，青年报刊都作了跟踪报道。于是在北京的一些中学，组织了保尔班或卓娅班，将青年革命化的高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着。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少年，如今有的两鬓染霜，有的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他们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如何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他们没有忘记入团入党时自己曾经讲过的那些让自己的热血为之沸腾的誓言。因为他们是受过保尔卓娅影响的人呵……
我是在50年代初离开中山大学的校门，走进青年出版社的。我亲眼目睹了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当时团中央所领导的直属部门，包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青年出版社，他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教育青年的任务，帮助涤荡国民党时期所遗留下的污泥浊水，转变他们在思想上所残存的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想，做新中国第一代的建设者和保家卫国的战士。当时的团中央在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他们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化运动，建立青年一代的革命人生观、号召青年向保尔学习，向卓娅学习，向英雄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