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县人民武装部及时进行正确对待暂时困难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査立场、査斗志、查工作）教育，引导全体人员正确认识国内形势，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教育，广大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战胜暂时困难的意志和信心，为完成各项任务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1962年3月，县人民武装部营以上干部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部党委召开以检查民主集中制和改进党委内部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交心通气会，并对全体人员进行形势教育，统一思想，活跃民主气氛，增强了相互间的团结。
由于左倾错误干扰，这一时期也进行过一些错误的思想教育。1958年进行以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受到歪曲。1959年开展的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军队的民主生活遭到损害。
“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战士的政治教育总体上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影响了部队的思想建设。但政治教育中许多符合军队优良传统与实际的内容和做法，仍然得到坚持。1970年开展以战备动员为中心的专题教育活动，使广大官兵增强了战备观念。由于坚持经常进行形势战备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等，切实增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部队在当时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度的稳定与集中统一，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县人民武装部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教育。
1977年，县人民武装部深入进行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应该不应该坚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坚持准备打大仗等10个专题的学习、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县人民武装部等地方军事组织把深人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重要会议或下发的重要文件、指示、命令认真组织学习，开展专题教育。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教育，新时期总目标总任务的教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精神教育，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教育，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学习等。
二、政治理论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县人民武装部及其他军事组织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理论学习热潮。
1951年，陕西军区按照文化程度及理论水平高低，将干部分别编为初、中、高级班。初级班学习《政治常识》，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高级班学习《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县人民武装部所属干部主要参加了初、中级班的学习。1952~1955年，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工学矛盾，驻境部队将中、高级班的课程分别简化为政治常识和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等基本课程，并建立了每日学习政治理论两小时的制度。1956年，根据总政治部通知，驻境部队对各级军官的理论学习内容作了调整，规定校级军官在五年内学完《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建设》等五门课程；尉级军官三年内学完《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党的基本知识》等三门课程。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达到学习目的，采取办夜校，坚持每周半日学习政治理论制度。这一时期对战士的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是依据全军统一编发的战斗基本教材，采取上政治课的形式进行。
1957~1965年，驻军官兵的理论学习，主要是通读或选读毛泽东着作。1960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部队的理论教育要以毛泽东着作为主要内容，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团以上军官通读完《毛泽东选集》，营以下军官和士兵通读完《毛泽东着作选读》。同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后，县人民武装部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着作的群众运动。至1964年12月，团以上军官大多读完了《毛泽东选集》，营以下军官和士兵大多通读完《毛泽东着作选读》，基本实现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学习毛泽东着作的三年规划。1964年以后，受林彪“走捷径”“背警句”“学语录”的影响，部队学习毛泽东着作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林彪的干扰，强调所谓“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学习毛泽东着作几乎被学语录、背警句所代替。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县人民武装部组织干部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路得维奇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马列着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着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所好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各级政治部的要求，对干部战士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79-1983年，县人民武装部干部分批参加省军区、军分区组织的读书班、轮训班，团以上干部以轮训为主，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主要学习《政治常识》课本。1984年7月，根据总政治部规定，政工干部和团职以上的军事、后勤干部，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史等四门课程；业务技术干部和营职以下军事、后勤干部，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常识和中国革命史两门课程，并结合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着作；连队战士则根据《战士政治教育大纲》的规定，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
《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后，黄龙各地方军事组织立即掀起了学习热潮，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有中心学习小组，党委成员定期集中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9年，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及驻军党组织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党委成员和领导干部联系实际，认真开展党性分析、对照检査和民主评议，着重解决党性原则不强、革命精神不振作、思想和工作作风不端正问题。
2003年，县人民武装部及各驻军组织开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教育活动。
2005年5月，县人民武装部党委根据延安军分区的统一安排部署，组织机关14名党员，深入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对照理想信念、党性观念、打赢本领、精神状态、拒腐防变五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延安精神教育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感谢延安各界祝贺新中国成立的复电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发表后，驻境各军事组织立即开展了“学复电、忆传统，永葆艰苦奋斗本色”的教育活动。
1952年上半年，针对“讲排场、摆阔气之风增长，贪污、腐化案件增多”的情况，结合“三反”运动，进行了以拒腐防变为宗旨的延安精神教育。
I960年，国家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县人民武装部（黄龙归属宜川县）结合官兵的思想实际，对干部战士进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教育，回忆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动手，艰苦创业，战胜重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的动人情景，引导官兵对照革命前辈，查思想，看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坚定；查斗志，看艰苦奋斗精神强不强；查工作，看完成各项任务好不好，使广大官兵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延安精神教育，增强了军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苫，共渡难关，战胜困难的信心和自觉性。
1975年以后，县人民武装部、县中队和驻军遵照邓小平提出的“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特别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的要求，把延安精神教育作为干部战士学员的必修课，坚持用延安精神育人。针对不少官兵对新时期艰苦奋斗意义认识不清的问题，组织干部战士走访老红军，请老红军讲斗争史，同老红军座谈，接受教育，使官兵认识到艰苦奋斗实质上是一种献身精神和创业精神。同时引导官兵在日常生活中，从身边小事做起，提倡不吸烟、不喝酒、不乱花钱，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坚持勤俭建军，节约开支，反对浪费，大搞农副业生产，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在抢险救灾、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中，教育官兵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吃大苦，耐大劳，高标准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科学文化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驻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素质，各部队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科学文化基础教育。
1951-1953年，开展以速成识字和普及小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学习运动。军官中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没有达到高小程度的约占60%。根据陕西军区“文教工作会议”精神和“向文化进军”的指示，加强对文化学习的领导，保证人员、时间、内容的落实。至1953年基本扫除文盲，其中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63%，达到初小文化程度的占30%。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向文化进军”的号召，总政治部作出《关于结合理论学习对干部进行文化教育的指示》，县兵役局再次掀起文化学习热潮。主要采取：一是自办文化学习班，并组成文化学习小组、学习互助组，开展帮学活动；二是送地方学校，按规定的课程进行学习。
1958年12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从1959年1月起，用10年时间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1959年和1960年，机关干部突击学习初中语文、代数、历史、化学等课程，每年安排55天，每天两节课，每节课4小时，每晚自习3小时。请县中学和业余学校老师授课，并积极培养自己的文化教员四人。但在普及中等教育中，指标订得过高，要求过急，文化教育时间长，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1961年后，文化教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完全中断。
1978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要求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育训练计划。根据下发的文化课本，对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的干部、战士进行补习。1983年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要求将40岁以下没有达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干部送省军区文化学校学习，经过一年学习，完成了学业。随后对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分批送省军区文化学校高中班学习。至2005年底，县人民武装部8名在职干部，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5名，中专文化程度3名，并能熟练操作微机。
（第三节）干部工作
一、干部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部队干部主要从优秀士兵中直接提拔。
1951年，黄龙县和县辖区两级人民武装部成立，配备了部分现役人民武装干部，至1954年县兵役局成立前干部陆续配齐。这些干部主要来源于：野战军原武装科、新吸收的一批青年学生和地方基层干部。干部调配工作随着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
1986~19%年县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期间，部长、政委由中共延安地委和延安军分区党委考察调配，正科级干部由县委调配，副科级以下干部由县人民武装部调配。由于体制限制，流动渠道不畅，干部老化现象突出，积极性发挥不佳。1996年以后，干部来源渠道逐渐发生变化，地方武装干部减少，从野战部队交流和经过军队及地方院校培训的干部增多，实现了干部年轻化。
武警县中队、消防大队干部，分别由武警延安市（地区）支队、消联支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配。
二、培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