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描述鲁迅人生最后的岁月，以此作为全书的结束。
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直到去世以前，他还不得不遭遇连续不断的纠缠与包围，依然在同中国的非人间的黑暗作斗争，漫无边际的文网，彼伏此起的论战，这似乎就是鲁迅最后数年的人生。
最后的人生也发生了最后的论战，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
每当我重读这一段历史，就会陷入到一种近于悲怆的情绪之中。
悲怆的在于，最后一次让鲁迅陷入纠缠的竟然是他引为“同志”的人们。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应该认真研究的话题：“两个口号”论争与鲁迅最后的生命。
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过去出于种种原因，学术界把它作了相当简单化的处理，或者是说作为左联领导人的周扬与鲁迅沟通不够，在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之时没有让鲁迅及时了解党的意图，也没有认真听取鲁迅的意见，或者又说多少也反映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必要的“派性”斗争，周扬与冯雪峰、胡风都有“帮派意识”，不过通过论争，这两个口号都起到了彼此补充的作用，亦可谓是一大收获；近年来又有学者在“阅读”这些论争材料以后认为，其实两个口号在理论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国防文学”是为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并不反对这一统战政策，论争的双方都不可能将各自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更深的理性层面，这样，除了“名分”上的争夺与人际关系的较量，论争的理论价值是大可质疑的。
我以为，以上的这些判断都有似是而非之处。首先，将论争理所当然地假定为一种“争权夺利”，似乎争论就等于对骂，就属于无聊的人事斗争，这显然颇有点否认是非的虚无主义色彩，其实，鲁迅早有论述：“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就不能混谓之骂。”“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显而易见，至少在鲁迅这里，论争也好，“骂人”也好，都不是一种纯粹“社会关系”的纠葛，而是自我人生“原则”的严肃体现。
至于说这两个口号通过论争实现了彼此有益的补充，我想恐怕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象。因为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发表所产生的震慑作用，使论争的双方都基本封了口，所以无论在周扬的“国防文学”一方还是在胡风等的另外一方，实际上都看不出来因为论争而有了什么新的理论调整。两个月后，鲁迅逝世，包括周扬、徐懋庸等“主角”也很快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以后的国统区文坛逐渐认同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国防”这一名词已非左翼文学之专有，而直到90年代初，作为当时“国防文学”派核心的夏衍依然认为：“当时‘国防文学’这口号早已存在，已经叫开了，又为各方面所接受，而且那时正讲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怎么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呢？真是标新立异，不利于统一战线。”可见他仍然耿耿于怀。在鲁迅、冯雪峰、胡风一面，胡风虽然接受冯雪峰的要求，为了左翼文艺界的团结，在发表了那篇引发争论的文章外，再无其他公开言论，但论争的双方都很清楚彼此的分歧与芥蒂，面对鲁迅的遗体，徐懋庸送上的挽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个中尴尬，跃然纸上。这样的思想分歧甚至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并成了政治运动的助燃剂。
我以为，“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的确不是笼统的理论归类就能够说清楚的，在双方各自所持的宏阔论述的背后，包藏着更为丰富的“过程”与“细节”，而就是这些既联系着“理论”又显示为“行动”的复杂人生，被深邃的鲁迅一一摄入眼中。对于从旁观到介入的鲁迅来说，“两个口号”论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演化的过程，他在从旁观到最终介入的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一系列的复杂观察——文艺思想方面与文学组织方面的多重观察。从某种意义上看，鲁迅最后的发言代表了他对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深远思考。
只有在对这一论争的“过程”的把握中，我们才能呈现鲁迅人生体验与人生态度的独特性。
首先产生“口号意识”的是“国防文学”派。这一派的主力均是当时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周扬当时为最高机构——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之负责人，“文总”的领导组织工作实际又由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委”加以实施，周扬即是“文委”党团书记，可谓是统领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组织的“最高层”；徐懋庸为左联党团书记；田汉为“剧联”党团书记，分管戏剧工作；夏衍为“左翼电影小组”组长，分管电影工作；任白戈为徐懋庸前任，论争之中在日本，周立波亦参与左联之党团工作。这一浓郁的“领导”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口号”的制定和提出都有着鲜明的“政治工作”取向。现在我们都知道，“国防文学”（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ce）原来是苏联文学的一个概念，它最初由周扬作了介绍，见于1934年10月27日《大晚报》。“那时候没有把‘国防文学’当作一个文学运动的口号来提”。一年以后，夏衍在史沫特莱处读到巴黎《救国报》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接着，“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些重要的最新“精神”都立即在左翼文艺界内进行了“传达”、“学习”。作为他们对于共产国际会议精神和上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和贯彻，“国防文学”的口号便被郑重其事地推行了起来。首先由周立波于1935年底发表《关于国防文学》，全面倡导和阐述了口号的意义，接着，更在《生活知识》杂志1936年2月第1卷第11期上推出“国防文学”特辑。这一口号的中心是呼唤“国家观念”，歌颂“民族英雄”。周立波阐述说：“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在当时，这些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已经失去了与党中央高层的联系，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努力开展政治工作，千方百计地从各种渠道获得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最新决策，应当说，他们根据境外媒体报道而确定的工作思路，大体符合了党中央高层的意图。
但是，就在这些左翼领导怀着强烈的政治角色意识急于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却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在一个文化专制的国度里，一个知识分子所不可或缺的原则和立场：时刻保持对于现实政治体制的独立与批判姿态。左联之所以被鲁迅引为“同志”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勇敢地捍卫正义、捍卫自由的反体制的组织。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时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自然是需要的，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也恰恰是不断通过对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强化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独裁，“国防”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后来同样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概念。不错，在周立波的《关于“国防文学”》里，也指出了国防文学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区别：
但是，国防文学所包含的民族主义绝不是侵略的日尔曼主义，也不是“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国防文学的民族主义，它不是反帝运动的极端破坏者，至于侵略，更谈不到。“国防文学”的民族主义，不只是不能侵略，而且也没有侵略的企图；它懂得一个民族的真正的解放，只有在一切民族通通得到解放以后，才有最后的成功的保障。
这固然都是不错的，但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凝聚民族意识加强其专制统治，而非什么“侵略的日尔曼主义”，否则就不会有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了。这样的阐述，显然并没有将代表自由民主力量的民族主义与独裁者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其潜在的牺牲民主信念的危险是存在的。
不仅如此，在“国防文学”口号的推行过程中，口号倡导者还表现出了他们强烈的“领导意识”，即将口号理所当然地作为高层意志的体现，容不得他人的质疑和讨论。当徐行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的时候，周扬立即火药味十足地给予了猛烈驳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问题。”“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中国目前形势之完全的无理解。他根本否认，或者是简直不知道，反帝联合战线是现阶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他在他的文章里播弄‘左’的辞句，而且抄引先哲的遗言，来装饰他错误的论点，这很可以迷乱一部分读者的视听。”在这里，周扬完全以一位执掌了“上方宝剑”的真理代言人自居。在他所理解的“上级指示”面前，左翼文艺界内部作家的民主权利也无关紧要了。于是，当王明、康生等从莫斯科发来指示，命令取消左联，周扬等人立即照办。一个象征了中国作家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甚至让多少青年曾为之付出鲜血与生命的组织，就这样在少数“领导”的操办下悄然而逝了！连鲁迅这样被奉为“精神领袖”的人也不得过问：“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鲁迅拒绝参加周扬等组织的所谓“中国文艺家协会”，立即便引来“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托派”的流言与攻击。
在左翼文艺界领导层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引起争论的时候，鲁迅一直保持着冷静的观察，并没有主动介入的打算。有人说鲁迅“多疑”，其实在一个“无特操，无信仰”的国度里，“多疑”未尝不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就在“国防文学”口号热烈讨论的日子里，鲁迅又一次意味深长地为“多疑”正了名：“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接下来，鲁迅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鲁迅此文取题为《我要骗人》，究竟是他要骗人，还是又一次想到了这个世界的不真实？
随着一些所谓的国防文学产品问世，鲁迅在私下的交谈与朋友间的私人通信里，不断地表达着他不以为然的意见。茅盾回忆说，鲁迅曾对他表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夏衍的《赛金花》发表了，有人写文章把它树为‘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他们的‘国防文学’是这样的。”冯雪峰也回忆鲁迅的判断：“‘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起，鲁迅就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忧患意识，不过，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人人都彻底摆脱“奴隶”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人”，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半夏小集》中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放弃了民主自由要求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不是就存在“成为奴隶”的危险呢？何况周扬等人在这一过程中还表现出来了一种“奴隶总管”式的专断，这自然引起了鲁迅相当的警觉，他决定与这些“成长中”的新的专制主义中断往来。在“左联”解散的冲突中，鲁迅致信党团书记徐懋庸：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鲁迅无意再与他所反感的人们反复纠缠，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原左联负责人、也是鲁迅相当信任的朋友冯雪峰从延安来到了上海。就在同鲁迅见面的第一瞬间，兴奋不已的他就意外地觉察了鲁迅精神状态与自己的巨大反差：
鲁迅回来时已近黄昏，他在楼下已从老保姆口中知道我在楼上；他上楼来时，我十分兴奋地迎上去同他握手，他一面不习惯地同我握手（鲁迅不大习惯握手），一面悄然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他说的这第一句话，完全出乎我当时的意料之外，我永远都会记得这句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
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我却当时就懂得，因为我1933年离开上海时，周扬等人同鲁迅已经对立，我是知道的。
当晚同他谈话非常深的时候，最初是我说的多，我把红军长征经过以及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照我所知道和所理解的告诉他了。他听得很兴奋，很认真。后来谈到上海当时文艺界情况，他神情就显得有些愤激；他当晚说的许多话大半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
是的，鲁迅已经身心疲惫了，1936年反复发作的肺病也催促他及早从“奴隶总管”的皮鞭下脱身出来，好好地休息休息。
然而，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事业还需要他，冯雪峰，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也需要在鲁迅的支持下完成党的任务，何况，作为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作为鲁迅交往多年的朋友，他深深地懂得鲁迅之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价值。这样，便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由冯雪峰首先提出动议，又与胡风作过认真的商讨，并征得了鲁迅的首肯，最后由胡风起草完成的。新的口号既突出了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又继续追溯，将民族勃兴的诉求与“五四”文学传统紧紧相连，从而在民族主义的呐喊中贯注了现实反抗的不屈意志：“五·四以来，形成了新文学底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底生活真实，叫出了人民大众底生活欲求的文学。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大家底头上，贯串着一切枷锁的最大的枷锁是帝国主义，它底力量伸进了一切的生活领野，在人民大众礼貌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学底开始就是被民族解放底热潮所推动，人民大众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贯在新文学底主题里面。”与“国防文学”以上级“新政策”为立足点不同，胡风在这里所论述的新口号采取的是历史溯源的方式，在五四新文学的伟大传统中“提炼”民族主义的精神。这样，它的“民族”意义便自然融入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思与批判的一系列主题当中，这样的民族主义也天然地与国家主义和专制独裁主义发生了本质上的分野。胡风继续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中发出“反封建反独裁”的声音：
封建意识和复古运动都会在大众里面保存甚至助长“亚细亚的麻木”；
对于劳苦大众底生活欲求的阻碍，压抑，都会减少甚至消灭他们底热情，力量；
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滥用的权力，在动员和团结人民大众的活动里面都是毒害……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个口号在内涵上的差异是一回事，而倡导新口号这一动议本身也意味深长。冯雪峰在鲁迅所批评的“国防文学”之外再提动议，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鲁迅的某种尊重与抚慰，他试图以党中央高层“特派员”的身份通过“口号”问题对周扬等人的专制作风有所抵消，从而修复鲁迅与左翼文艺领导人特别是与党组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说，冯雪峰的设想的确是无私的，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长远利益的。
尽管新的口号并没有对“国防文学”提出任何批评，而且还特别声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底主题的”，“是统一了那些主题，并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题”，尽管冯雪峰接着还起草、经鲁迅过目并以鲁迅名义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继续阐明了他们的立场与托洛斯基派立场的根本差异，同时也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然而，在“领导们”看来，这依然是不可容忍的。发表鲁迅署名的文章受到了百般刁难，胡风更遭遇了上纲上线的斥责。周扬认为：“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在理论家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在徐懋庸眼里，胡风的行为更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
看来，新口号的提出确实是触动了某些“领导人”的敏感的神经。他们显然不准备接受来自同一阵营内部的不同的声音，即便这声音尚未和他们公开对立。这里需要反思的东西很多，包括一个作家组织的工作方式，包括政治领导与作家的关系，包括左联内部的民主制度问题等等。可惜的是，当时的许多“领导人”都丝毫无意进行这方面的反思，不仅没有反思，他们还对这些敢于“犯上作乱”的新口号的提出者恼怒异常，一路穷追猛打。
1936年8月1日，就在鲁迅去世前的两个半月，左联党团书记徐懋庸的追杀之声也无情地抵达了先生的寓所：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果真是杀气腾腾！锋芒所指，不仅有胡风等且“诈”且“谄”之人，就是鲁迅自己，也犯了“助长恶劣”的大罪，至于如何定罪，徐懋庸朦胧的表白更暗藏玄机：在“文字斗争”之外，另有“实际解决”之手段！
此时的鲁迅，已经卧病在床了。平心而论，虽然他在内心认同的是冯雪峰、胡风的主张，但从周扬“一个口号”所引发的讨论到“两个口号”的争执，他的总体姿态还是相当冷静和相当低调的，“休息休息”一直是他迫不得已中的打算，然而，这些新的专制主义者却连这样的一分可怜的安静也不容许！
鲁迅愤怒了！
在他生命的终结，在他几乎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在他孱弱的躯体已经很难支撑着熬过漫漫长夜的日子里，鲁迅以自己最后的意志对这人生的最后的纠缠发出了最后的回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啊！
鲁迅尚在病中，冯雪峰自告奋勇地替他起草了公开信，但鲁迅并不满意，除了保留前一部分对于“统一战线”及“两个口号”的基本态度的论述外，他亲自捉笔，刀锋直指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们。
撇开前面那些理论性的表白与缠绕，鲁迅起笔便单刀直入，直接用文学家的感受为我们勾勒了这几位左翼文艺领导人的“形象”：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在这里，鲁迅的勾勒有如他所喜爱的木刻艺术一样黑白分明而鞭辟入里。他留下的不仅是这些“领导人”的行为，更重要的则是他们的灵魂与人格。
对于周扬这样的“最高领导”，鲁迅毫无顾忌地宣布了他的厌恶：
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而在这些“最高领导”的可憎姿态当中的，却隐藏着更加值得警惕的专制横暴的权势心态，所以鲁迅认为：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鲁迅进一步剖析了这些新专制主义者的“成长”过程：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从大处着眼。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
社会文化心理的分析最是鲁迅所擅长的，在徐懋庸来信的“建议”中，鲁迅分明读出了一种类似于“实际解决”的险恶的威胁，他当即予以揭露和痛击：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鲁迅这篇《公开信》涉及了太多的人事纠纷，未能如前面冯雪峰代拟部分那样始终坚持理论的阐发，其实，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些“人事”的披露和叙述，充分反映了鲁迅对问题实质的清醒把握。此时此刻，鲁迅面对的并不是一位理论家的理性的思考，而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权力”的炫耀，而且这样的炫耀又包裹着一层冠冕堂皇的“为公”、“为革命”的外衣。对于其表里不一的“理论”，鲁迅实在有些不屑，需要他重点暴露和打击的倒是其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用鲁迅的话夹说就是如何“借革命营私”的种种劣迹。
鲁迅以晚年少见的激愤完成了这篇万字长文，对于一个病中的老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将左联内部的冲突公之于世，又对自己“组织”的众多“领导”逐一点名批驳，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呢！
起码有一点十分清楚：在鲁迅，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像左翼文艺界的那些“领导人”对“下属”的犯上忍无可忍一样，鲁迅也对这些“奴隶总管”的专制蛮横忍无可忍了！所不同的在于，“领导人”的不可忍在于他们拥有的高居众人之上的权力，而鲁迅的不可忍则在于他拥有一位中国作家的基本权利与良知。
对此，鲁迅的痛苦感受已非一日。
鲁迅，这位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中国人，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变中国黑暗专制的社会而奋斗，都在为中国同胞的自由与幸福而呐喊。在1927年以后，他甚至有意识地克服着自己先前的“彷徨”，以更多的“行动”投入到反抗现实制度的实践中来，他能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后依然自舔创口、不计前嫌，汇入左翼文艺战线，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它的理想的确在朦胧中预示了中国的未来，代表了反抗现实体制的唯一希望。正因为如此，当他有一天猛然发现，出现在他眼前的青年革命者，这些有可能在未来执掌中国文化大权的“领导人”并非都如瞿秋白、冯雪峰一样的单纯质朴，甚至还不断表现出他们所反抗的这个体制的那种独裁和专制的时候，他该是怎样的痛心，又是怎样的忧虑啊！鲁迅最后几年的私人通信中，遍布了这样的信息：
1934年11月14日《〈戏〉周刊编辑信》：“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1935年4月13日《致萧军、萧红》：“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1935年4月28日《致萧军》：“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1935年5月22日《致曹靖华》：“弟一切如常，惟琐事太多，颇以为苦，所遇所闻，多非乐事，故心绪亦颇不舒服。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
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我们×××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1936年5月4日《致王冶秋》：“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有工夫写……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
1936年5月15日《致曹靖华》：“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1936年7月17日《致杨之华》：“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工头”、“革命的大人物”、“新英雄们”……这就是鲁迅对左翼文艺界某些“领导”的观感，在这些概括的背后，渗透出鲁迅对于正在生长着的新专制主义的愤懑和对未来中国文艺前途的某种隐忧。于是，就在“国防文学”的推广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鲁迅有了为“将来”负责的打算，1936年5月23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以后，鲁迅意犹未尽，设想积蓄力量，再作一搏，1936年8月25日，他致信欧阳山：“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我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发表，一批徐派就在小报上哄哄的闹起来，煞是好看，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三日后，在致老朋友杨霁云的信中，更以相当的篇幅讲述了自己的身体与写作状况，“病”与最近的“反击”的情况是他讲述的重点：
是的，文字工作，和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体弱，也写得很少，想摆脱一切，休息若干时，专以翻译糊口。不料还是发病，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了，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的。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是的，在现代中国尽可能地“投一光辉”，这就是病中鲁迅的“最后的意志”，半个多月后，鲁迅再一次对朋友谈起了继续“反击”的设想：“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我的那篇文章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
这里，鲁迅再次提到了“中国文艺的前途”问题，在这位伟人最后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放心不下以至反复提及的就是“中国文艺的前途”，历经中国社会人生变幻的鲁迅似乎有了关于未来的某种预感。他，还想战斗！
然而，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发出这封信的一个月之后，鲁迅永远地离开了他且爱且憎的这个人间。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为拯救中国文艺前途所进行的抗争了。
鲁迅，他关于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系列思考和忧虑，特别是他为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所展开的最后的抗争，便由此成为他献给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最后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