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抓住机会要靠速度，而果断决策才有速度。
果断决策
在顶级老板的心目中，投资环境是否成熟，也有一个抓住时机的问题，既不能在很不成熟时投资，也不能在很成熟才投资。假如投资环境不成熟就投资，难免造成手插在磨眼里，欲退不能，不得不忍痛接下去的窘境。但是假如投资环境己经成熟而仍不敢投资，则会失去有利时机。因此，如何才能抓住最佳时机，是投资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1992年内，李嘉诚在内地搞了许多投资计划。1993年，内地因投资过猛，通货膨胀，紧缩银根，抑制过猛的发展势头，李嘉诚的许多计划，包括东方广场计划，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于是，有人说李嘉诚头脑发热，骑虎难下；亦有人说，李嘉诚在赶时机。
内地的投资条件或许的确不那么理想。李嘉诚虽然是一个稳健派，说他赶时机还是有几分道理。但他心如明镜，说投资条件没有绝对的成熟，只要大体成熟就可以了；在向内地投资问题上，赶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至于有什么麻烦，不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盖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主李嘉诚来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这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早在王府井旧城改造计划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们就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人文景观。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要求，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之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下来。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逾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建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说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被强令停工。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说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
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完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说，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开开心心。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份并没有多少波动。
一切迹象表明，李嘉诚对所有麻烦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转机。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布全部竣工。
从以上的一波三折看，内地的投资环境在当时还不十分成熟，李嘉诚当初迟迟不肯大量投资内地，是有其相当道理的。
但是，李嘉诚与北京市合作的东方广场这一项目，毕竟是前途看好，有利可图，这一项目的合作虽不顺利，对他来说却足一个巨大的胜利，因此似乎内地的投资条件已经成熟，或者刚刚成熟。
妙就妙在李嘉诚不早也不晚地在投资条件成熟与不成熟并存的情况下进军内地，太早会导致麻烦无穷，投资亏本，而太晚则会错过大好时机。这堪称一门艺术，而当事人则堪称艺术家。
由此我们不难想像李嘉诚向内地投资后劲十足、后来居上之难能可贵，更佩服他把握投资时机之恰到好处。
防患未然
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构想和计划都是出自于思考，而且思考得越痛苦，收益就会越大。一个不善于思考难题的人，会遇到许多取舍不定的问题；相反，正确的思考之能发生巨大作用，可以决定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拯救自己的人都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让问题成为人生的拦路虎。
1958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公司在塑胶业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李嘉诚也由此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
也许，他应该在这个行业一心一意闯下去，将这个美称继续发扬光大，争做世界塑胶业的泰斗。
李嘉诚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包容？生产塑胶花，只是他赚钱的手段，是他基业的原始积累。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看看你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远？
要衡量一个老板的前途，不能只看到他在一个小天地的作为如何，而要看他有没有开拓市场的胆识，有没有高远的眼光，有没有超前的智慧。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事物盛衰的哲理，并主张人的行为要顺应这种哲理。例如在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周易》及其阐释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日中则厌，月盈则亏，君子尚消息盈虚。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李嘉诚从小从父亲口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在商场征战中的正确决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在企业发展中常常眼光超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且把对行业兴衰的思考和预见，作为开拓新领域、发展事业的重要契机。可以说，后来李嘉诚一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一点。
执全港塑胶业牛耳的李嘉诚，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增加到1900家，1972年则猛增到3359家。该行业的就业人员，由1960年的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增加到1972年的13.2%。据估计，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长江拥有稳固的大客户，销路不成问题。可有不少塑胶花厂家销路不畅。竞争变得日益残酷，终将对长江产生不利影响。
塑胶花业的兴旺，除它自身的优点外，迎合了人们赶时髦的心理，不能不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曾几何时，富人穷人，皆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到后来，渐渐鲜有人问津，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何尝不是如此，塑胶花就是塑胶花，不可能完全替代有生命的植物花。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种植真花。国际塑胶花市场，渐渐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转移，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力生产塑胶花。香港的劳务工资与年递增，劳务密集型产业，非长远之计。
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原因一是生产过滥，二是欧美市场萎缩。虽未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却引起李嘉诚的高度重视。
李嘉诚决定未雨绸缪。
涉足地产，孕育心中有数月之久，塑胶花为他赚得巨额资金，他才将构想付诸实施。
在今天，百亿身家的超级巨富，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老板。可当时并非如此，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这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不是人人看好的行业。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最明显的现象，是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
1951年，香港人口才过200万，50年代末，逼近300万。人口增多，不仅是住宅需求量的增多，因本埠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急需大量的办公写字楼、商业铺位、工业厂房。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政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房贵楼昂。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户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亦然。
本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
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于是，他毅然做出了把投资和工作的重点向地产业倾斜的决策。从此以后，李嘉诚基本不再插入塑胶厂的事务，开始集中精力于地产业。
后来李嘉诚事业的发展说明，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可以说如果不挺进地产业，就没有今天的李嘉诚。
李嘉诚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地产低潮一定会过去，地产的新高潮一定会到来。因此，他充分利用低潮的有利因素，人弃我取，大力拓展，在高温到来时，才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就做生意的通常规律来说，当大家一窝蜂地拥向某个行业，或者潮水般退出某个行业时，获利的是几个在前面引领潮流的人，大部分人会倒霉。因此，别人后面跟风，是缺乏生意头脑的表现。这时比较好的做法是，逆潮流而动，朝大家相反的方向跑，必有大利。当然，这需要有所谓的生意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