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肯定者不在乎时势的白眼冷落，他们要赢取历史的青眼相加；自我否定者一心渴求时势把自己抬举为风光无限的“人物”，为此他们甘愿输掉生前身后的清名。由于二者的活法迥异，他们的角色特征也截然不同，自我肯定者多为高洁之士，自我否定者多属逐臭之夫，以这个推论证诸古今，可谓很少出错。
除开那些不可救药的混世魔王，芸芸大众的人生向度通常只有两种：一是“自我肯定”，二是“自我否定”。非此即彼的人生向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天性是否乐观，身体是否健康，也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遭际是否幸运，事业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个体的人格力量和内在的精神品质。自我肯定的人，对于那些由外部强加于自身的行为准则决不会一一遵从，他时时都想活出自己的趣味，活出自己的风采，又怎会追着别人的脚跟亦步亦趋？他处处都想发出自己的呼声，发出自己的感叹，又怎会站在别人身边人云亦云？他自尊自信，为人行事决不违心，不屈膝不下跪则骨头更硬，不摧眉不折腰则身板更挺。
自我否定者则大异其趣，他们以牺牲尊严、抹煞个性为前提，一味认同大众的价值标准，决不会偏向异端，充当叛逆，为了取得社会的充分信任，他们还要痛下手术刀，将最可能妨碍自己锦绣前程的东西，诸如良知、道德、正义感、同情心和羞恶之情剔除干净，然后贴上“厚黑学”的膏药。他或许会振振有词地说：“否定自我，尽管有不小的损失，但所得的回报异常丰厚，我又不是傻瓜，这明明是一条最可行的坦途和捷径，我干吗不走，非要去大触霉头？”
像苏东坡那样自我肯定的人，一生高节清操，一生雄奇磊落，也一生坎坷艰难，他总共遭逢过三次贬谪，第一次他被“安置”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挂职团练副使，芝麻绿豆大的官儿，俸禄极其微薄，要让家人吃饱肚子，这位大文豪还得躬耕垅亩，最后一次他被流放到崖州（今海南岛）的儋耳（今儋州），天涯海角，毒瘴穷荒，食品不济，医药难寻，还有阴险小人窥伺于侧，他险些殒身蒿莱。顺境也好，逆境也罢，苏东坡都决不降志辱身，变易自己的政见，软化自己的骨头，去与强横的当局者达成妥协。他深知后人的眼睛远比时人的眼睛看得更为分明，千秋评说，自有公论。这样的自我肯定绝对超乎现实的利害荣辱之上，即算是权威无远弗届的命运之神，一向以歪批人生为能事，遇此高尚之士，也只好默无一词地退开，闭上那张鸟嘴，搁下那杆秃笔，尽管她不知失落感为何物，但这回的的确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神格被苏东坡先生的人格击溃了。苏东坡式的自我肯定，代价很高，但你能说他没有得到足够丰厚的回报吗？作为一个人，他在时光的激流中屹立不倒，而且越来越高大，而他同时代的某些政敌早已变成扶不直的爬虫，令人嗤之以鼻。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有幸见识过与苏东坡绝然相反的类型，“文革”期间，郭沫若为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对儿子惨遭迫害而死居然噤若寒蝉。他在精神上挥刀自宫，当众抽打自己的耳光，痛加忏恨地宣称，其平生著述都是废纸一堆。我们作为旁观者，不难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苍凉与悲哀，这是他暮年最彻底也最匪夷所思的自我否定。曾记否，他的发轫之作——《女神》，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狂飙突起的白话诗集，曾以彗星的光亮划过天际，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北伐战争伊始，在文艺界尝足了甜鲜滋味的郭沫若毅然选择了腥膻不堪的官宦生涯，毅然迈出了文人从政的第一步。他暮年昏招迭出，彻底推翻自我，乃是一个软骨文人为了保住既有的地位所书写的最后一笔，也是最令人痛心的败笔。
没有到嘴的葡萄究竟是甜是酸，揣测和争论都毫无意义，人生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自我肯定者不在乎时势的白眼冷落，他们要赢取历史的青眼相加；自我否定者一心渴求时势把自己抬举为风光无限的“人物”，为此他们甘愿输掉生前身后的清名。由于二者的活法迥异，他们的角色特征也截然不同，自我肯定者多为高洁之士，自我否定者多属逐臭之夫，以这个推论证诸古今，可谓很少出错。
常言道：“一鹰不搏二兔。”如果一个人着眼于长远的人生价值，他必然会选择自我肯定，反之，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我否定。世间有许多仁人义士为了肯定自我价值，敢于杀身求仁，舍生取义，决不含垢忍耻，草间偷活，文天祥有爱国正气支撑，谭嗣同有变法理想支撑，秋瑾有革命精神支撑，他们的自我肯定乃是最高版本，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于是，有人便提出这样的问题：秦桧残害忠良，卖国求荣，他难道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将难逃千秋唾骂？他明知会有这样可怕的后果，仍然为非作恶，变本加厉，一定有个缘由，那就是，他要保固权位就必须铲除异己，自我否定乃是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为了不让别人动他的奶酪，又何惧祸及当代，遗臭万年？！
在世间庸庸碌碌混日子的人，既不能自我肯定，也不能自我否定，他们唯一要干的事情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然，待他闲静下来，也可以饶有兴味地充当看客和评说者，这样的人多了，场面才显得格外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