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治理国家是很有他的方法的，虽然他并没有从小在最高权力阶层历练过，但他却能很快的融入其中，在继承先代遗留下来的治国理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与想法，开拓创新，不断前进，为日后的“文景之治”与大汉王朝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章，我们就来集中看看刘恒是何如治理这个新生的国家的。
在刘恒之前的刘邦时期，战争是国家的主题，刘邦在国家建立之前就在不停地东征西讨，国家建立之后也在为连年的平叛奔波，最终逝世在战争的背景下。刘邦虽是因战争而死，但他的死也从侧面反映出和他共同崛起的战争也一并逝去，刘邦去世前几乎把能多大汉王朝构成威胁的势力铲除干净，所以大汉王朝的日后主要矛盾斗争已不再是什么战争问题了。
刘盈和吕后时期虽然主要矛盾不是战争，但政治斗争却成为了国家矛盾的主题。刘盈为人的软弱以及吕氏家族的野心在朝中掀起了一股血雨腥风般的争斗，最终以上层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结束，政治权利斗争也随着这个时期人的离世而成为了历史。一个全新的国家主题也因此而诞生，并将这个重任交到了新任的领导人——汉文帝刘恒的手中。
总的概括起来，刘恒在即位之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地位的稳固问题，这个在他和大臣们的权力攫夺过程中基本被他解决，刘恒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掌握实权，并且名利双收的皇帝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问题，而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恒的时代主题。再多的战争，再多的争斗，再多的尔虞我诈，再多的流血冲突，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要让自己国家和人民前进发展的时代目标，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考验着执政者的战略眼光，执政能力以及胸襟气魄，还有其他多方面的能力。刘恒摊到了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也勇敢地肩负起了这个责任，在地位彻底稳固之后，他开始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这个国家与民族进步！
那么，刘恒是如何做的呢？
关键在于一个“仁”字！刘恒虽然在处理国事中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一个核心要点来解决的，这个核心要点就是一个“仁”字。
“仁”，顾名思义，就是做事仁义，讲究道德，讲究公平正义，对待百姓仁德，这是一个很好也非常正确的政策中心。
“仁义治国”是刘恒的发明吗？其实不是，仁义治国的理念其实早在刘邦的时代就已经提了出来，刘邦虽然在治国上花费的时间不多，主要的时间都用在平叛之上，但在处理国事的问题上，刘邦还是体现了他治国“仁义”的一面，而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便是他去除掉了许多秦朝的苛法，以及许多苛捐杂税。
秦朝的刑罚非常完善，对中国法制的建设有着一定的贡献。但在一定程度上，秦朝刑罚又由于过于完善与严苛，结果引得百姓民怨沸腾，终于倒塌在了义军的潮流声里。汉高祖刘邦，吸取了秦朝短暂灭亡的国运，总结出为政不可过于严苛，赋税不可过于沉重，徭役不可过于平凡，最重要的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为此，刘邦去除掉了许多秦朝的苛法，减轻了赋税徭役，并且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他大封同姓子弟，极力稳固大汉王朝的政权。他尽力铲除任何可能对王朝带来灾难的势力，为的也就是为国家的未来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在修建未央宫的时候，萧何为了显现新王朝的气象与帝王之气，在秦朝故宫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刘邦见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是大发雷霆，责怪萧何为何如此劳民伤财。最终还是在萧何以“后代不用再扩建”为解释的理由而幸免刘邦的惩罚。所有的这一切，都可看出刘邦以仁治国的一面。
刘盈和吕后时代，这种仁政治国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这段时期也相继有不少的措施实行，例如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废除了“连坐法”（不过后来又恢复了），进一步完善法制，显得更加人性化；改编军队，遣散了许多士兵，让其回家务农，等等。这都是仁政治国的延续与体现。
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刘邦与吕后都没有对自己的这种治国之策冠以一种“仁”的概念，相反，他们选择的治国根本精神是所谓的“黄老之学”，这个在前面讲曹参的时候讲到过。
“黄老之学”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与庄子所创建与发展的道家学说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学说，其中的主要一种主张，就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刘邦等人认为这是恢复被战争蹂躏的国家迅速恢复与发展的良策，所以将其定为国策，并大肆宣传教育。刘恒的皇后窦漪房，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粉丝。
在那个时期，道学和儒学像是两家从事同一行业的大公司，互相瞧不上眼甚至互相指责争斗。“黄老之学”在汉初兴起的这段时期，儒学便被极力地蔑视。以至于儒学中“仁”的概念被统治阶级忽视，更可以说是不愿提及，因为他们始终以为这两种概念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从侧面上看也是在贯彻儒学“仁”的一面。“无为而治”的举措，不正是统治者在施仁德与民的体现吗？
刘恒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即他在继承先代以“黄老之学”治国的基础之上，首次冠以“仁德”的概念。他公开宣布，自己是要以“仁德之政”治国的！
有例为证吗？有。
汉文帝元年冬十二月，也就是公元前178年，刘恒曾这样发表言论道：“法律，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根本，是禁止罪恶而引导人民向善的方法。但现在的法律，我们在惩罚犯罪者的同时，还要一同审理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甚至是朋友邻居，然后将他们一并治罪，尽管他们没有犯法，这一点朕认为非常不可取。大家来商议商议此事吧！”
有关部门的成员随即就连坐法展开讨论与辩论，但讨论的结果却是，他们一致认为连坐法有存在的必要，于是他们集体反驳刘恒的话，道：“民众的素质没要到能够自己遏制自己恶念的地步，所以政府要以法来约束他们，从而避免罪行的出现。连坐法的实行，目的是为了约束住民众心中犯罪的念头，同时用来警示那些犯罪者，从而让民众对法律重视，让四海宾服。因此，臣等认为，连坐法还是继续实行为好！”
刘恒听后说道：“朕听说，法律正义，人民就顺从。犯罪处罚得当，人民就会支持。并且治理百姓应该是努力将他们往善的方向引导，这是官吏的责任。如果我们为政者不能很好地引导人民向善，而且又用这种不正之法来压迫人民，这最终能禁止到什么东西？这只能引起百姓对我们的不满而已。朕没有看到连坐法有什么好处，你们再仔细讨论讨论！”
有司们听罢，心中也知道皇帝的意思是铁了心要废除这个连坐法了，于是便不再阻拦，而是集体发言向刘恒奉承道：“陛下有大德，欲降大惠与民，非臣等所及也。臣请奉召，废除连坐法！”
就这样，连坐法被废除了。
汉文帝元年正月，有司官员对刘恒建言道：“早点立太子，是对宗庙祖宗的尊重。请陛下立太子。”
刘恒说道：“朕没有什么德行，上帝天神并不怎么认同朕，百姓也不看好朕。现如今你们不能替朕寻求天底下的贤人前来禅让这个重任，而让朕早日立太子，这是让朕背负不德的恶名，这让天下如何看待朕呢？还是不要吧。”
有司说道：“立太子，就是一种看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的行为。请陛下早立太子。”
刘恒继续“推辞”道：“楚王，是朕的叔叔，他的年龄较大，所以他的阅历与经验一定很丰富，一定能明晓国家的大体。吴王，是朕的手足兄弟，惠仁而好德。淮南王，是朕的弟弟，也是德行比于朕的人。这些人难道都不比朕的儿子要更能胜任皇位吗？且天下诸侯王以及功臣贤人多矣，如果不能从中大家公选一位最为贤能的人来继承天下，而说朕的皇位必须让朕的儿子来继承，百姓怕是要以为朕是一个忘记贤德之人而专注于子嗣的皇帝，这不是对天下负责的做法，朕不能这样做。”
虽然刘恒如此强烈地推辞，但有司的官员们心中却甚是清楚刘恒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的强烈推辞只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政治作秀罢了，目的就是要显示出自己一副以天下为重，以百姓为重的形象。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这真的是一种痴人说梦话的举动。
所以有司的官员这一回也十分“固执”的拒不接受刘恒的话，他们继续强烈向刘恒请求道：“古代的殷周二国，都是绵延千年之久的国家，而它们之所以能有如此之长的国运，原因就是他们以子为嗣，这是古已有之的道理。高帝率天下士大夫，诛暴秦，定天下，建诸侯，是国之太祖！而诸侯王与列侯封国者也是他们自己国土上的始祖，如此子子孙孙继承下去，乃是天下之大义，所以高帝如此镇抚海内，天下安定。如果陛下现在弃子而选择其他人来继承皇位，乃是违背了高皇帝的遗命。陛下请不要再推辞了，皇子启年龄最长，请陛下立其为太子！”
刘恒听后也不再回嘴了，他觉得戏演到这里差不多了，于是就“勉强”同意了大臣们的要求，立了刘启为太子。
刘启是刘恒和窦漪房生的长子，但他并不是刘恒最大的儿子。刘恒在代国做代王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王后和四个儿子，但不幸的是，王后和这四个儿子都相继病死了。窦漪房作为刘恒最喜欢的妃子，并且又给刘恒生了两子一女，故被封为代王王后，长子刘启也自然成为了王太子。
刘恒登基之后，很快便将自己的母亲薄太后和老婆孩子全都接到了京城。在汉文帝元年正月，刘启被立为了太子。
太子已立，那皇后也应当册立起来。作为太子的亲生母亲，王后窦漪房也自然而然的要升为皇后。于是，在薄太后的倡议下，在汉文帝元年三月，窦漪房被立为了皇后。至此，太后、皇后与太子之位全部落定，后宫的建制以及国之根本的问题被解决了。
刘恒废除连坐法以及拒绝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这是假的），虽然可能并非完全出自刘恒的本心，但刘恒依然这样做了，这些都说明刘恒在施政上一直是以“仁德之政”来面世的，他要将“仁德”的旗号给打出去，从而赢得天下对他的支持，天下对国家的支持。
这方面的例子其实还有许多，例如后来刘恒又废除了诽谤罪，亲自下地种田，废除肉刑等等，都是这种治国理念的具体措施。而这种治国理念实施之后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它为汉朝全面的恢复与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来开了帷幕！
刘恒，也因为在“仁德之政”上对国家的特殊贡献，在他死后人们给了他一个“文”字的谥号，史称其为“汉文帝”，原因就是为了纪念和表彰他在“文德”方面对国家与民族的成就，这是十分荣耀的一个称谓。
汉文帝刘恒在此方面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是应该永远被历史记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