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元1634年上半年，中华大地上的主旋律是和平，可是局部战争还是从未间断。从郧阳地区出发入川的农民军张献忠等部在公历三四月间先是连战连捷，并在四月十五日成功攻破了夔门，天府之国的大门就此敞开。张献忠一时势力大涨，志得意满，准备横扫四川。
然而，就在此时，驻守在忠县的大明女将秦良玉率领留守的“白杆兵”一千余人，外加其它官兵乡勇总计五千人，赶到了今日垫江境内的太平镇附近。秦良玉曾经获得崇祯帝题诗四首表功，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秦良玉很善于排兵布阵，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制定了智取的方略。
秦良玉连夜召集当地百姓，让大家赶制了一批比自己平时穿的鞋子大了不少的草鞋，在天还没亮之前，让官兵们穿着把这些做好的鞋子在前来太平镇的路上到处践踏，并故意遗弃了不少“坏”了的鞋子。
然后秦良玉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让当地官兵百姓在身后大声鼓噪，而她自己率领白杆兵精锐对着刚刚赶来，立足未稳的张献忠先锋部队就是一顿猛打。吃了小亏的张献忠以为秦良玉率领的近万官兵全是凶猛无比，高大威猛的白杆兵，一时不敢轻犯，错失了最佳的战机。两军相持了三天，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正好率领回川的三千“白杆兵”赶到了。
由于在黄复华的帮助下，明军取得了大凌河保卫战的胜利。参与了这场战争，原本折损许多的马祥麟所部“白杆兵”因此得以保留了大部分精锐战力。这下子，秦良玉和她儿子前后夹击，大败了张献忠部队。张献忠损失了过半部队，本人也被流矢射伤了，只得狼狈地退出了夔门，灰溜溜地逃出四川，向陕西转进了。
六月间，升任兵部侍郎兼右监督御史，总督陕、川、鄂、豫五省大军的陈奇瑜和进剿中华军失利，一心想着戴罪立功的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一处，对活动在兴安一带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的农民军进行围剿。农民军近四万人看到明军四集，情急之下错误地进入了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的车厢峡。
“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于是，农民军被明朝官军包围了。官军居高临下，垒石塞路，从山上投掷大石袭击，或者扔以炬火焚烧。农民军被困在峡内无所觅食，加上长途奔波，一个个是又饿又乏。
被围三十多天后，农民军兵士伤亡近半，形势十分危急。在被围的农民义军中，“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
原本，因为后金汗皇太极在崇祯七年发起了统一漠南蒙古，二次西征察哈尔的战争，得胜之余就进犯宣府。由于宣府告急，卢象升被调离了围剿农民军的战场。如今，皇太极为了专心面对东江的军事压力，依然发动了这场战争，可是，挨过了最艰难时刻的林丹汗却是咸鱼翻身，通过和晋西南中华军的粮食和军械贸易，实力大涨，虽然还是胜少负多，却是颇有还手之力。大明宣府边境倒是基本安稳无虞。
依旧作为郧阳抚治的卢象升领着一部官兵堵住了农民军的一头，还时不时地率领部队进峡进行深度打击，而陈奇瑜率领其他官兵把另一头封死，和历史上的车厢峡一役相比，虽然没有山洪肆虐的痛苦，农民军的处境却更加险恶。
困境之下，李自成等人采用顾君恩伪降以苟全的计策，秘密地派遣细作贿赂陈奇瑜，诈称只要陈奇瑜同意农民军投诚，私下里可以按每个人头白银50两的价码缴纳给陈奇瑜。同时，农民军又拿出了以前各处搜刮来的奇珍异宝，贿赂陈奇瑜的左右心腹和其他各部明军将帅。
陈奇瑜利令智昏，同意收降农民军，勒令三万余人解除武装，仍归原籍。他下令将三万农民军每万人编为一队，每一队安排了一名安抚官，负责押送遣返归田。
结果，在走出南栈道时，两万农民军一起奋起反抗，杀死了押解义军的官兵五千余人，然后重举反旗，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明朝总兵贺人龙、张天礼等人的军队，继而攻打宝鸡、麟游等处，一时关中大震。陈奇瑜被闻讯大怒的崇祯下旨捉拿问罪。
但张献忠等反王率领的一万人走的是卢象升负责的北栈道，卢象升心里清楚得很，上官陈奇瑜的命令不好当面违背，他就暗中拉拢了农民军中的几个小头目，同时严阵以待，布下了严密的罗网，结果走出车厢峡的农民军刚想动手反叛，就被早有准备的明军顺势屠杀。受伤未逾的张献忠没能逃过此劫，他的四个义子，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也都战死，只有李定国率领二十多个手下突出了重围。
这边，车厢峡弥漫的战争硝烟终于消散，而江南却迎来了中华帝国的成立仪式。七月间，御医确诊杨妃和如嫔都怀上了龙种，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朝野众人纷纷上奏劝进。
顺应民意，1634年8月1日，黄复华即皇帝位，宣布成立中华帝国，大赦天下。中华帝国就以中华为国号，采用轩辕黄历纪年，成立之日为轩辕黄历4332年的8月1日。
中华帝国成立伊始，就有接近二十万人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的部队实现了全部火器化。根据几乎同时完成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包括东江，台湾，晋西南，郧阳，不含中间缓冲地区）的数据，帝国人口为一千八百多万，超过了此时的欧洲第一人口大国法兰西。
而且，这个人口数值一直在增加。农历四月，大明朝的给事中吴甘来请求崇祯发粟以赈饥，因为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起，一直到这个月就没下雨，两省赤地千里，饿殍满地。“民饥而乱兴，明将多杀良冒功”。老百姓畏官兵甚于“贼”。农历四月初六日，崇祯帝诏发帑赈饥。可区区几万两白银，到了下边经过数层盘剥，还能剩下多少，又能换成多少粮食呢？处于黄河沿岸，早就展开了抗旱作业的中华帝国统治地区，无疑成为了逃难百姓的首选，光是晋西南地区，每日新增的难民就成千上万。
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就制定了封爵制度：对于宗室而言，皇帝的儿子年满十六岁封为亲王，女儿则封公主；亲王的子女凡年满十六封为郡王和郡主；郡王的儿子年满十六可封为镇国将军。取消封地或赐田，只按各级爵位每年发给皇室津贴不等，支出都由皇室自行负担。镇国将军之后一概与普通平民无异。
而功臣外戚的封爵制度列爵五等，分为公、侯、伯、子、男，并定制：“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其中，军队中的军功分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和特功，特等功获得者同时获子爵称号，而一等功获得者则为男爵。皇帝陛下特别明确，皇家成员一样可以根据功劳大小获得功臣的爵位封号。各等爵位均为降等世袭制度，以子爵为例，子爵可在其继承人之中选择一个继承其爵位，但其继承人只是男爵。中华帝国的公、侯、伯、子、男一样只有爵号和津贴，没有封邑。其津贴支出全部由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此时，江南田头的早稻已是金黄一片，夏收的季节到了。粮食丰收，兵精足用，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就将吹响统一全国的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