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气者即春之温暖，秋之清凉也。是以阴极而阳气来和，为温暖；阳极而阴气来和，为清凉，斯有既济之道焉。《易》曰：一阴一阳为之道。偏阴偏阳为之疾。得其道，未有反致其疾者。若夫春寒秋热，为冬夏之偏气，倘有触冒之者，固可以为疾；亦无出于感寒伤暑，未可以言疫。若夏凉冬暖，转得春秋之和气，岂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见伤寒中暑，未尝见伤温和而中清凉也。
温暖清凉，未必为病，又乌可以言疫？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天有暴寒者，此皆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暑相似，但有殊耳。
正误：按：四时皆有暴寒，但冬时感严寒杀厉之气，名伤寒，为病最重，其余三时寒微，为病亦微。又以三时较之，盛夏偶有些小风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则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热亦重；感寒之轻，病亦轻而热亦轻。是重于冬而略于三时，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以其时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其时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时阳气潜藏，为寒所折，病热更微，此则反见夏时感寒为重，冬时感寒为轻，前后矛盾，于理大违。交春夏秋三时，偶有暴寒所着，与冬时感冒相同，治法无二，但可名感冒，不当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为名，殊类画蛇添足。
诸家温疫正误
云岐子：伤寒汗下不愈，过经其证尚在而不除者，亦为温疫病也。如太阳证，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温病也。如身热目痛不眠，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温病也；如胸胁胀满，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太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是故随其经而取之，随其证而治之，如发斑乃温毒也。
正误：按：伤寒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为传经尽，七日后传太阳，为过经。云岐子所言伤寒过经不愈者，便指为温病，竟不知伤寒温病，自是两途注云：愚谓温与热，有轻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论）。更遇温热气，即为温毒，热比温尤重故也。但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伤寒例以再遇温气名曰温疫，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至春而病温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阴阳大论》四时正气之序：春温、夏暑、秋凉、冬寒。
今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若感秋凉之气，可名秋凉病矣。春温可以为温病，秋凉独不可为凉病乎？以凉病似觉难言，勉以湿证搪塞，既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则知春温病殊为谬妄矣。）以此观之，是春之温病，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温病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正误：凡病各有病因，如伤寒自觉触冒风寒，如伤食自觉饮食过度，各有所责。至于温病，乃伏邪所发，多有安居静养，别无他故，倏焉而病。询其所以然之故，无处寻思，况求感受之际，且自不觉。故立论者或言冬时非节之暖，或言春之温气，或言伤寒过经不解，或言冬时伏寒，至春夏乃发（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出自《素问》，此汉人所撰，晋王叔和又以述《伤寒例》，盖顺文之误也）。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亦汉人所撰，但言斫丧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即使寓意邪气乘虚，实不言何气使然。夫邪气乘虚，最是切当，然又有童男室女，以无漏之体，富贵享逸，以幽闲之志，在疫亦未能免，事有不可执滞）。又见冬时之温病，与春夏之温疫，脉证相同，治法无异。据云：冬时即病为伤寒，今发于冬时，应作正伤寒，且又实是温病，既是温病，当发于春夏而何又发于冬时？思之至此，不能无疑，乃觉前人所论难凭，务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伤寒，又不可言伏寒，即得以冬时非节之暖，牵合而为病原。不思严寒酷暑，因其锋利，人所易犯，故为病最重。至于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窃尝较之，冬时未尝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临时温暖，虽有温病感温之由，亦无确据，此不过猜疑之说，乌足以为定论。或言感三春当令之温气为温病，夫春时自应温暖，责之尤其无谓；或言温病复感温气，而为温病，正如头上安头；或言伤寒汗下过经不愈者为温病，则又指鹿为马。《活人》又以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为夏温；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为秋温，转属支离。
陶氏又以秋感温气而为秋温，明是杂证，叙温者络绎，议论者各别，言愈繁杂，而本源愈失，使学人反增亡羊之感，与医道何补。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疼，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躁宜大青龙汤，然夏月药性须带凉，不可太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用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斑出之失。热病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代桂枝证用，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证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栀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述万历癸卯，李氏一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伤寒，一太学生，新读仲景书，自谓知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正误：按：《活人》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也，岂止三日前汤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证，且言邪气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无悔。王宇泰及王履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书》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春温，《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陶氏曰：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不可大发汗，急证现者，用寒凉之药，急攻之，不可误汗误下，当须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同。
夏温，《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湿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苍术汤；病疸发黄，茵陈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冬温，《活人书》曰：冬应寒而反大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葳蕤汤。丹溪曰：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严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正误：按：西北高浓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在天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证，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能也。推节庵之意，以至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证抵搪，且湿热杂证，更不得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宇泰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
《活人书》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时专令之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且又罪及无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