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已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颍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韩世忠墓址在哪里
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著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像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了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呜、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脊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墓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符，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乾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槨，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浚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天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