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劈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
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