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当冷漠变成了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习惯与自然，我们当如何摆脱这可怕的恶习，寻回人间的温暖？因此，中国人的生存现状问题与真正能指导中国走向美好生活的理论原创，不应该是花样翻新或者空话套话的概念炒作，而首先应该有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能给予直面人生的支撑，给予生命的信仰和动力才是解决“社会安全”问题的唯一出口。
1.好人做不得？
中国式的冷漠文化，在当今时代无疑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7年3月4日，辽宁盘锦正经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刘明明，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因暴风雪中遭遇车祸，造成多处骨折。同行者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却屡遭冷遇。危难之时一辆路过的丰田车虽然同意他们上了车，但开出1公里多后，司机却突然停下车，以“我们要去接领导”为理由，强行把他们赶下车去。
最终，刘明明，这个美好的人生长卷才刚刚展开的农民子弟，命丧狂风暴雪之中。
网友对此事件的评价让人触目惊心：《冷漠——我们时代的精神瘟疫》。更可怕的是，这种瘟疫不仅仅侵蚀着国人，也在向世界输出。
2010年5月16日，美国著名的华人聚居地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赴美仅两个月的中国女学生在大街上被歹徒拖进后巷强奸杀害。“警方发现歹徒当街将姚女拖进巷内时，有两三位民众就在一旁边驻足围观，但随即转身离去，不仅如此，目击者见到当姚女尖叫呼救时，曾有多位民众路过，却无人停下来解救或报警，眼睁睁让悲剧发生。”针对这一事件，资深媒体策划人和电视评论人——石述思先生在其博客上写道：
华人特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状态以及华人担心报警泄露身份的问题，让美国警方也不由得呼吁，华裔民众应该从自我的良知出发，不要纵容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实，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国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妇女在闹市遇到歹徒强暴数百群众围观的场景都发生多次了，而当街跌倒的老人如果不高呼是自己不慎跌倒，估计便不会有人敢搀扶。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崩塌和信仰迷失，频发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惨剧在扑灭着更多人内心无私助人的火光，逐渐富足的国人越来越甘愿充当社会公德的围观者。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今天开始走出国门，向世界输出与国内经济繁荣极其不相称的冷漠，让人感到颜面扫地……
在全球化的今天，爱国已经没有国界。但每一个走出国门的华人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素质的象征。一个真正的大国除了有全球敬畏的经济指标，还必须具备价值观输出能力，俗称国家软实力。而我们相当多的富豪却正在输出骄奢淫逸，而普通人则在输出冷漠自私。
这样的民众走到哪里都不会有尊严。
最后还是想录下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一段文字：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石先生所提及的冷漠对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记得去年十二月我回国期间，一位女司机热心提醒我：如果在马路上碰到老人摔倒不要太过热情去帮助对方，搞不好会吃官司，“彭宇案件”就是前车之鉴。
事后我得知，南京小伙彭宇因为扶起在上下公交车时摔倒的徐老太而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决彭宇须赔偿四万元人民币，理由是：“据常理，如果彭宇没有撞到徐老太就没必要也没理由送她去医院。”事后彭宇投书媒体喊冤，使得各大网站议论纷纷。结果某知名网站据此调查显示：八成博友选择今后不再做好人。如果网友就是大众的一个缩影，那是不是代表有八成人在此事件以后将不愿再做好人了？
这样的调查结果不由让人心寒。其实，本人旅居国外期间，也曾见过此类好心没好报的事件，但大部分人不会因此就不再帮助别人。国内外在对待此事上的不同立场，我想不仅仅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使然，更有可能包含着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上的因素。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好事的动机，只是许多人既对做好人心存顾忌，不做好事又良心不安。如今对比个人得失，考虑种种风险，发现英雄得到的赞扬与被误解所承受的委屈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于是热心最终在个人的私利面前败下阵来。
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门口出了车祸，而他的妻子经过时却看都不看一眼，甚至甩开了被丈夫拉住的裤脚，结果丈夫因延误抢救而死。妻子知道后后悔不迭：“如果知道那是我丈夫，怎么会不救？”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现实中恰恰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遇到麻烦，需要帮助。我们难道不希望有人伸出援手吗？
相信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对旁人作壁上观的社会，那样的社会太残酷，太冷漠。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身边人人都有一副热心肠，助人为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法院又怎么会把彭宇的善举当作“不合常理”的判决依据呢？
莫怨风尘苦，独木难成林。
一人栽下一棵苗，沙漠也能披绿茵；
莫怨人情冷，将心来比心。
一人添上一根柴，顽石也能炼成金。
歌手韦唯唱过的一首歌——《爱的奉献》曾经流传大江南北，我但愿歌里所有的美好祝愿都能实现——“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2.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在今天，中国人越来越感觉过一种善意的，富有人性关怀的道德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受到了致命挑战。
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本应该是道德关怀的践行者和道德取向的庇护者。如今，这种引导与庇护却岌岌可危甚至荡然无存。如何将发展的硬道理变成政府所提倡的科学发展，尽可能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和谐社会，这其实也是考验当政者智慧的实践课题。
面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竟然有的网友说：“如果为他们这些弱者负责，谁为深圳市税收负责？谁为广大的富士康其他坚强而听话的员工们负责？只考虑弱者权利，却忽视强者权利的民族，一定会成为弱者。只有尊重强者成功者富裕者的民族才可能成为强大的成功的富裕的民族。我们的政府要把成功人士作为国家的主人公，不要把那些失败的没出息的打工仔打工妹当成国家栋梁。”
还有人说：“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彻底废除过去把弱势群体当成英雄和光荣的主人的历史，尊重成功者，鄙视弱者，只有如此，国家才可强大，民族方可振兴。在我们的国度只有强者才能受到尊重才可以生存，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长大要做老总，而不是打工的。这样发展几年后，我们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反之，如果老是把打工的当成国家主人，振兴民族是痴心妄想。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走下去，而绝不是为了少数脆弱的工人就质疑改革甚至阻止改革。”
呜呼，言论背后，只有所谓的成功者才配做“中国人”，而其他人的命随时都有可能被革掉。“成功”“富裕”就是一切，如此一来，“凡物皆有价”“一切向钱看”，岂不成了我们要奉为神明的价值观？或许也正因为一部分人以此为行动标杆，只要能赚钱，其他什么道德、良知甚至人命都可以牺牲，所以才使得“毒奶粉”、“毒疫苗”、“毒龙虾”、“毒蘑菇”此类践踏生命，忽视公众健康的恶性事件屡禁不止，且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如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我们生存的社会岂非与动物世界无异？而成千上万的弱者将注定成为少数成功者的“美餐”？这样的想法怎不让人不寒而栗。而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强大、进步、文明并不是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是要看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对强者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尊重弱者才是更加文明的社会。
3.理论的责任是揭示真相
面对当今中国迷茫的一代人，某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学者，要么苟且偷安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么沉沦于名利的沼泽地里不能自拔，无暇他顾。他们掌握了社会话语权，却只顾套用一些空话套话，或沉溺于无关自身痛痒的高谈阔论。对于现实中国人的个体生存危机要么一笔带过不予理会，要么言之无物，不知所云。思想家阿伦特在谈及黑暗时代的思想时，认为理论的责任，在于照亮掩盖在表面事物背后的黑暗，因为公开人们的生存状态，乃是改善这一状态之必要前提，而所谓郁闷正是国人对生存状态茫然不明的情绪反应。
因此，中国人的生存现状问题与真正能指导中国走向美好生活的理论，其基本症结不应在“我”外面，而应该在“我”的里面。许多人试图从外面去找寻答案，结果越解决越乱。而言之有物的理论，不应该是花样翻新或者空话套话的概念炒作，而首先应该有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最近接连发生触痛我们神经的几个校园惨案后，某些社会研究员发表的高见就可见一斑。这些所谓的专家仅仅只是提出的“所有滥杀无辜的社会分子们都当赶尽杀绝，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是要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给予这些杀人者强大的舆论谴责！让人们意识反社会人格是可耻的，否则，灾难随时都会落到任何人身上。”除了“义正辞严”表明他们“嫉恶如仇”的立场外，既给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指导，更无益于扭转局势。
相比之下，一些有识之士的解读及剖析更显得弥足珍贵。黎明先生在其博客上就南平惨案发表了“从郑一刀到郑屠刀有多难”，其深入的解读，独到客观的视觉都让我感同身受。
……事发前的郑民生是个失败者吗？不是。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对人热情，生理和形象上不失败；1987年的中专毕业生，学业上不失败；2008升为外科主治医生，做了18年外科大夫，“郑一刀”这个带着敬意的外号，即体现周围人们对他能力、绩效、贡献的充分肯定，作为业务骨干的凶犯，能力和成就方面都不失败。还有，他从事的救死扶伤的这一职业，完成每次手术都收获别人的谢意，收获个人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所以说，无论是用公益标准还是个人成就的标准来衡量，郑一刀都是个事业上的、伦理上的“成功人士”，若将他划为失败者，那我们大部分国民都将是失败者。
但他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经济失败者”，这是否决他全部社会成功、能力成功、“虚名成功”的决定性的一票。此一票，一票否决包括两性情感在内的整个人生。回家蹭饭的工薪层，夏睡走廊、冬睡客厅的蜗居者，41岁的外科医生，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到后来，为挣脱经济窘境去另谋出路，反而成为失业者，又因为没有抗暂时失业风险的财力而陷于生存困境。由此，我们已觉察到不公的隐约存在——此人没和别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这个有能力、有贡献的劳动者，理论上说万不该是个经济失败者，可他，偏偏就是。
更可疑的是为什么他会落魄至此。他的特别窘困，只因此人不适于伪规则和潜规则通行的社会。不开高昂药价的处方，不会对上请客送礼，也不会巧妙利用客户。——可惜，在我们社会中，仅有技能、勤奋素质而无机巧或媚骨的人，几乎类似弱智人士；可惜，我们的“社会风俗”是不在乎这些“弱者”的权利，并且，居高临下甚至幸灾乐祸地强调弱者们素质低下、缺陷可笑，还是流行中的“管理技巧”。
分析公开报道的现有资料，我不很情愿地说，很遗憾，酝酿此案的恶性因素中，社会不公、社会弊端的作用的确明显而强劲……若认识不到某时某处社会人文环境之毁人不倦的效应，此类惨剧今后还将继续发生，下一个挥刀人或蒙难者，保不定是谁。
以深深刺伤公众之心的极端暴行，郑民生宣布“我仇恨，我存在！”不然，社会并不知道它曾经有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顺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无所畏惧的凶残对手。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人格稳固的胆小怕事之辈，从“郑一刀”到“郑屠刀”，这条路并不漫长。
我们可以坚拒郑屠刀的宣言、“判决”及全部理由，可以坚称郑屠刀对不起社会和家人，但我们真的缺乏坚称“这个和谐公正的社会完全对得起郑一刀”的底气。于无奈中自慰吧：还好，我们早就明白某些社会不公、人际鄙陋的现实将引来恶报；我们也早就明白，人类尊严和公平正义光辉的普降，能够消融无数屠刀的寒光。
4.伤人者，必先是受伤者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很多时候，伤人者，必先是受伤者。”南平惨案发生后，有文章指出，校园外的社会才是最应该去找寻的原因。当然，那些自己漠视生命，也轻视他人生命，甚至剥夺他人生命的罪犯必须受到全社会的谴责。正所谓“杀人偿命”，古训就有“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流出”，这毋庸置疑。
但我依然想在此回应那些仅仅高呼“赶尽杀绝”的理论：“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舆论在哪个年代，用哪种方式支持过滥杀无辜者？反社会人格具体是如何定义的？连续发生的校园惨案，某些凶手要么作案后当场自焚，要么回家后就自杀，社会舆论有谴责他们的机会吗？”近几年还频频发生在校大学生，博士生及知名学者的自杀案件，显然不可能都如某些专家学者所断定是因贫富差距，导致心理不平衡而引起的报复社会行为。如此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以现象掩盖真相的言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作为专家学者，社会不出大事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出了事情，就只会以权威的口吻叫嚷着要追查责任，结果查来查去，除了死人有责任，死有余辜之外，最后谁都没有责任，事实上谁也负不起责任。所谓的社会责任，无非就是“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呜呼哀哉，这难道不是对生命最大的漠视吗？
5.绝望产生暴力
“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在社会发展迅速的转型期，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利益被侵害者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问题，他们无疑将成为一个隐患巨大的炸药包。古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说过：“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表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表现在如何用它来消除不平等。”在现在的中国，在某些领域一方面是所谓的集团利益链，越揎越紧，已经牢不可破。而另一方面民声表达渠道的缺乏、压抑也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正常的出路，这可怕的愤怒就会转移到社会上，用无辜者的鲜血，让社会付出惨痛代价。
近期网上热议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弱势群体在面对强大的官方力量和地产商时，除了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掷一把豪赌外，还有更好更合适的出口吗？前几天媒体曝光，长沙一位房产局前副局长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副区长的雷人之语：“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2010年9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通篇核心词语是“包容性增长”。
胡锦涛在上述致辞中强调，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一系列“公平”从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思路的进一步具体化；另一方面也是直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结果。
早在上世纪中期，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就在他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活动自由。
胡锦涛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显然，这是面向国内也指向世界的一个承诺和倡议。“惠及所有”是负责任的，也是值得期待的战略目标，当然也任重道远，毕竟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考验着中国政府践行这一战略的能力和智慧。
“惠及所有”最难的是惠及穷人，机会平等，强调贫困人口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为增长做出贡献、并在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方面不会面临能力的缺失、体制的障碍以及社会的歧视。这里的核心只有一句：给不同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自由权利。
反观现实，在面对社会失意者或失败者的时候，许多人往往采取边缘化态度，孰不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反社会行为者，每一个人也都更有可能是反社会行为的受害者，将这类人边缘化，无疑直接将他们从“可能”推向了“现实”。其实，对于自毁毁人者而言，生命的挣扎和困惑的痛苦必定难以言说，假使我们无力挽救，至少还能做到不去激化。
面对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甚至失范的转型期，许多社会规则的不确定性，及人与人的疏远，冷漠，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绝望情绪。关于这一群体当如何去面对及疏导，已经有些人意识到并做了有益的探讨，“红网”作者“蔡晓辉”就在其博文中这样写道：
博大精深的汉语今又创造出了一个词汇，“失意、失败群体”。长沙市教育局6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加强安全管理。通知强调：“要及时掌握了解学校及周边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特别是对校园周边精神病人、失意、失败等群体要高度关注。”（2010年4月7日《潇湘晨报》）
编辑还在该则新闻下作了注释，失意，不得意、不如意；失败，工作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放在不久前轰动一时的南平血案的背景下；放在从去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李磊杀死6名家人，到今年3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李焕文杀死张建瑞全家5人的灭门惨案频发的背景下，“失意、失败群体”一词乍一听让人有黑色幽默的感觉，再一听不禁肃然敛神。
在这世上，如果人生际遇屡遭失意失败，向上求有尊严地活着的欲望不得解，那么必然向下，向下，失意和失败的情绪像一种恶性病毒郁结于心，直至放弃对社会的期望，放弃自己。生命缺乏出口，转而滋生仇恨，仇恨可能转嫁给任何无辜的人。
无论是福建南平血案也好，还是我们仍旧记忆深刻的各桩灭门惨案也好，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失败与孤独。此中有他们自己的性格因素，也不无社会的因素。长沙市教育局紧急通知中谈及的“对失意，失败群体要高度关注”一语，从主观上来说是汲取南平血案教训，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从客观上却让人嗅出了一丝对失意失败群体的孤立和防范。在不失意不失败的群体眼中，在秩序和管理层面来看，失意失败群体是否被等同于潜在的“恐怖分子”，不定时的自杀式袭击炸弹。北京大学心理学家徐凯文在谈及南平血案的时候说：“一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至少有一点，他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支持。他支撑的东西都没有了。当他什么都失去了以后，我会说这叫做人群孤独，他在人群当中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没有谁能够跟他有沟通，理解，这个时候对他来说生命已经没有意义了。”（4月5日“锵锵三人行”）
再回过头来看“高度关注”一词不免让人产生将失意、失败人群作为社会危险因素的直接联想。防范只能加剧孤立，孤立将越加收紧失意失败群体的人生出口，人生的挫折与失败感只会越发沉重，绝望之处只会产生暴力。
6.悲伤是爱
几年前，当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杀死舍友被全国通缉，众人皆知最后被执行死刑时，有报道说，一些他校部的同学欢呼雀跃，鼓掌高歌。看到这，我内心难过得无以复加。虽然，以马加爵所犯的罪行，他确实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从人性的慈悲心而言，有人死了，无论这个人是谁，也无论是因着何种原因而死去，他都是一条生命，都是父母的孩子，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假如我们能够有先见之明，阻止了惨案的发生，既没有被杀者，也没有杀人者，既没有伤人者，也没有受伤者，我们才有理由为此欢呼雀跃。否则，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这样的事情值得振奋！
韩国电视剧《人鱼小姐》，讲述一抛妻弃子的父亲与一名漂亮的女演员又结婚，生了女儿，享尽富贵天伦。而前妻却因此穷困潦倒还哭瞎了眼，儿子也意外身亡，身边只有一个女儿相依为命。于是前妻女儿长大成人后满怀仇恨，用尽手段抢夺同父异母妹妹的男朋友，逼疯了自己的妹妹。后来她却真正爱上了妹妹的男友并与之结婚。但心里的痛苦和牵扯可想而知，最后她终于不堪心灵的重负，意识到：“申冤的权利在于上帝，自己不应该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报复父亲。”因为报复除了带来无尽的痛苦，还有说不出的悔恨。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做道德的审判者，也不应有人以任何理由漠视任何一个生命。
对基督教信仰传播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使徒保罗在谈及基督徒生命的挣扎和成长时提到：即使是基督徒，甚至有心依从圣灵而活的人，也会有跌倒的可能性。这时，其他信徒就应存着体恤犯罪者的精神和态度，纠正他的错误。保罗也提醒信徒要小心自己，因为自己也可能受引诱而陷于过犯中。对于那些受压于各种重担的人，信徒也要帮助他们站立得稳，不致跌倒，这样才可以满足上帝的心意及蒙上帝悦纳。一个自以为了不起、自觉没有什么软弱的人，是不能担当别人的重担的。因此，为了避免存有这种自欺的行为，信徒必须时常自我检讨。信徒不应以“自以为有”的长处，来与别人的短处比较，以显出自己的优胜，因为将来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上帝交账。
举凡世人，谁没有苦？谁不曾悲伤过？谁不曾犯错？谁不需要别人的恩慈以待？用古希伯来先知的话说；“世人哪，上帝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此崇高的生活方式——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首先需要的是心灵深处对同类，对人类最深切的关怀之意，恩慈之心和真实的爱。
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宝瓶时代最受推崇的心灵导师，克里希纳穆提（1895-1986），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悲伤是爱》。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悲伤的重点是爱。有这种爱的地方，就有慈悲。而那样的慈悲具有它自己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聪慧。当那样的聪慧采取行动的时候，那行为永远是正确的。有那分聪慧的地方，就没有冲突。”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有同情心、怜悯心跟慈悲心的。当然，我们无法期待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了解悲伤是爱背后的真正含义。张信哲唱过一首《白月光》，歌词里写道：“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是的，每一个人处在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立场，很难了解他人的感受。有这样一则心灵寓言：
一只小猪，一只绵羊和一头乳牛，都同被关在一个畜栏里。有一次，牧人来捉小猪，小猪不停嚎叫，猛烈抗拒。绵羊和乳牛厌烦地说：“有什么好叫的？牧人不也常常捉住我们，我们从不像你大呼小叫。”小猪回答：“牧人捉你们只是要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当他捉住我时，却是要我的命呢！”
可见，很多时候，我们的“以为”并不等于“事实”，处在不同立场和不同情境的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的感受。对于一个处在失意，挫折和伤痛中的人，我们所能做的不仅仅只是指责说教或幸灾乐祸，而保有同情心，尽可能用我们的温暖去关怀和了解对方显然是更好的方式。这样的温暖，有时候，仅仅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足够。当马加爵举起屠刀的那一刻，仅有一个不知情的舍友幸免于难，而他的幸运正因为他无意间问了马加爵一句：“你吃饭了吗？”
马加爵临死前曾说过：“从小到大，有许多关于生命的疑问，从中学时代开始，直到杀人那天，都没有人真正给我一个解答。”社会相关方面正面的引导太少，所以他自己认为，他精神上一直是孤独的。他的犯罪和贫苦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可悲的是针对这些生命惨案背后真正的问题，社会上许许多多的所谓专家，不单没有去往深里探究，却抛出更多的问题或者所谓的理论。这无疑是在间接制造更多的问题。而社会需要的是能真正深入剖析，有独立的思辨能力，能透过现象直达本质，并从源头探求生命答案的社会发展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