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座西厢房，靠南面那间一年四季总是空闲着。那年春节过后，我从外祖父家串亲回来，一进院，瞥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了这间空房子。妈妈告诉我，这是靳叔叔，刚从很远很远的山东老家搬迁过来。
靳叔叔大约四十来岁，个头不高，黑黑的脸膛上长着半圈黄胡子，说起话来眼睛眨个不停，看上去觉得有些滑稽。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必须大声叫喊，原来他是个聋子。
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总想接近他，和他唠上几句嗑儿，——多么聋我也不怕，我能够喊叫，我的嗓门尖、喉咙响。怎奈他是一个大忙人，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撂下耙子就是扫帚，院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平素没有多少话语，闷怵怵的，人缘却很好。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日子过得怪清苦的，便试探着给他提媒，要把邻村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
“我是一个伤残人，”他说，“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耗子溜进门来都要掉下几滴眼泪。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没有任何挑剔。”这样，没过上半个月，这门婚事就做成了。于是，西厢房里便又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个头也比他高，外表上看，眉眼倒也顺顺当当；整天笑嘻嘻的，好像心里没有半点愁事。我们便称她为“笑婶”。“笑婶”特别喜欢戴花，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叠叠层层，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
随着新人的到来，一向寂无声响的西厢房里，突然变得不宁静了，有时候是“笑婶”的笑语喧哗，有时候又是聋子叔叔的吵吵嚷嚷。听嫂嫂她们讲，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而新娘却只是“咯咯咯”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哎呀呀，真是不懂事。”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村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眼见得天气一天天地冷起来了，她还穿着一件花布单衫跑出跑进，脚上却穿着一双大棉鞋。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
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连看热闹都不许。她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词厉色地告诫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没有罪过。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从实际出发，悟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二
与“笑婶”整天嘻嘻哈哈形成鲜明的对比，靳叔叔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终日里愁肠百结，紧皱着眉头。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逐渐地村里人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汉子。村里有不少打鱼摸虾的，却没听说过谁能捉鳖，靳叔叔倒是一个捉鳖的能手。一到闷寂了，他就拎着一支棍子，带上一个网兜，光着脚板，在沙岗子下面的池沼边上来回转悠，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我好奇地跟着去看，他也并不往回拦我，只是做个手掌捂住嘴巴的姿势，我懂得，那是示意不要说话。
我便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照他那样定睛地看，也没有发现任何变化，他却从小小的水泡上察觉到了老鳖的踪迹。尔后，弯身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轻轻地往水里一投，那个刚要露头的家伙便赶忙缩紧脑袋，沉下水底，并且猛劲地往沙子里卧，再就一动不动了。——这些都是事后听靳叔叔说的。
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挽起裤脚，慢慢地走进水里，站在冒水泡的地方，一面用脚丫子往复地踩着，一面拿木棍试探，当察觉到下面有东西了，便弯下腰杆去摸，总是手到擒来，有时，竟能接连抓出两个老鳖，统统放进网兜里。然后，他又回到水边沙滩上来回转悠了。一天过去，总能带回家去十斤八斤，第二天，一起送到集镇上的中药铺去。
到了秋天，靳叔叔凑了一笔钱，从市集上买回来一张张网片，然后连缀起来，分别固定在一些细竹竿上。我猜想，他肯定又要有新的动作了，便定定地跟在他的身后，等着瞧热闹。他说，时间还早，需要再等些天。一天，气候突然降温了，夜里下了很厚的清霜，早晨有些寒凉。我听见他在窗子外面喊了一句：“抓鹰去！”便赶忙穿好衣服，步出屋外，见他扛着缝在竹竿上的几片立网，手里还提着一只冠子血红、“扑棱扑棱”翅的公鸡，出门一直向东，直奔村外的一片林莽走去。
我们来到一块林间的隙地，把竹竿立网架设起来，看去宛如四面围墙。在网墙的里边，插了一个木橛，把公鸡拴在上面。然后，他就拉我走开，躲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抽着老旱烟。大约靳叔叔抽过了两锅旱烟吧，就见一只老鹰从半空中盘旋而下，几次试探着要把公鸡叼走，却由于有绳子扯着，没有达到目的，它就左冲右突，飞上飞下，终于触到了立网上，滑子一动，立网齐刷刷地扑倒在地，老鹰被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
“这是一只黄鹰，你看它的个头多么大！”说着，靳叔叔便从网里把它取出，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双翅，叫我把它拴在远处的树丛里。他看了看大公鸡，说，受了伤，不碍事，咱们趁便再抓一个。于是，便又把立网架了起来。
回到拴鹰的场所，我发现它有两根毛羽跌断了，（也许是猛劲勒断的）心痛地说，毛羽一断，明天到集上就不容易出手了。不料，靳叔叔却龇着牙狞笑着：“明天！我还能让它活到明天？”话音刚落，他一抬腿，就把黄鹰踢个翻白，再也不动弹了。一时我竟惊呆了，见他没有好气，也没敢问个究竟。沉闷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看来老鹰也知道，落在我手里没个好。”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后一次架网战果不佳，足足守候了两个时辰，也未见老鹰的踪影，我们只好怅然返回。
三
转眼间，又到了“猫冬”时节。一天傍晚，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炒熟的驴肉，还有一瓶烧酒，硬拉上我父亲到他的屋里小酌，——这里面自然带有酬谢房东的意思。母亲看他家没做晚饭，就让我给送过去一大盘菜饺子。靳叔叔便拉我也坐了下来。这天晚上，显然他是喝过量了，平素寡言少语的他，此刻却说起来没完，说着说着，竟落下了眼泪。我们这才了解到有关他的身世，听到了一桩发生在三年前的惨痛的往事——
他们家祖居山东临沂县，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到了父亲这一辈，遇到了从城里搬来的“土霸王”赫连福。此人心黑手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靳叔叔形容他是“三角眼，吊梢眉，眼睛一眨巴一个坏点子”。一只鹰，一条狗，加上这个赫连福，被称为“村中三害”。狗是两条腿的，指他的狗腿子，是个有名的打手。鹰，据说是从俄罗斯买进来的，钩钩着嘴，圆瞪着眼，翅膀一张三尺挂零，整天怒气冲冲的，凶神恶煞一般。
鹰是赫连福的爱物，整天不离身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老太太们早晨揭鸡窝时，总要唠叨两句：“小鸡小鸡细留神，小心碰上赫家人。”这当然无济于事，年复一年，被这只老鹰叼走的鸡，毛血淋漓，无计其数。眼看着自己精心喂养的大母鸡被老鹰叼走，老太太们心疼得都要流出血来，却只能忍气吞声。如果有谁敢于说出半个“不”字，狗腿子便会立刻闯进门来，敲锅砸灶，闹得倾家荡产。
靳叔叔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赫家当长工，已经在这座黑漆大门里熬过四十个春秋了。这年秋后，他起了一个大早，赶着牛车去拉秫秸，路上坡坎很多，不慎翻了车，右腿被砸伤了。伙伴们把他背回家去，刚刚躺下，赫连福就打发人叫他过去，一照面，便恶狠狠地吼着：“真是个窝囊废！你跌伤了，倒没有啥；这大忙季节叫我到哪里去雇人？”老人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气得“回敬”了一句：“怎能说坏了腿还没有啥呢？”赫连福冷笑一声，说：“有啥没啥，与我没关系，找你来是让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歇着去。”就这样，苦奔苦曳了四十年的老长工，一句话就辞退了。
老人家回到家里，没吃又没烧，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这天，早晨喝了一碗高粱面糊糊，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去拾柴禾。也是“冤家路窄”，合该出事，刚走出大门口，就和“村中三害”碰上了头。——赫连福摇摇晃晃地从东面走了过来，一只胳膊上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臂上架着那只外国的老鹰，身后紧跟着那个打手。见到场院里有几只鸡正在低头啄食，赫连福便止住脚步，把鹰撒开。只听“嗖”的一声，那老鹰便闯入了鸡群，对着那只肥大的母鸡开始搏击。靳爷爷一见被捉的正是自家那只下蛋最多的母鸡，一时怒从心上起，恨自胆边生，照着老鹰就是一耙子。
靳叔叔说，当时老人想的是：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一码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揍死这个鬼东西，也算给村中除去一害。说来也巧，耙子一抡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穿了老鹰的天灵盖，翅膀一扑棱就玩完了。
这可闯下了弥天大祸。老人被赫连福和打手劈头盖脑地揍了一顿，最后又被带回去关押起来。靳叔叔当时在外村扛活，听说家里出了事，连夜赶了回来，托人说情，争取和解。赫连福对来人说：若要放人回去，必须应下三个条件：第一件，这只鹰是神物，要为它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他们父子二人要给它披麻戴孝；第二件，要像对待他家的老太爷一样，葬在坟茔地里；第三件，犯案的本人干不动活了，要由他的儿子献工三年，赔偿损失。
靳叔叔一听，立刻就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欺人太甚；但一想到遭受苦刑的老父亲，也便忍着怒气答应下来。可是，当去接父亲回家时，老人却死活不肯挪动地方，说是干脆死在他赫家就算了，也省得受这份窝囊气。结果，伤势本来就重，已经奄奄一息，加上又气又恼，第三天就一命呜呼了。靳叔叔急火攻心，两耳嗡嗡作响，当时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草草地埋葬了父亲，趁着夜静更深，索性一跑了之，隐姓埋名，下了关东。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本姓葛，靳是母家的姓氏。
后来，临沂解放了，他便捆起了行李卷，只身回去了。过了几天，“笑婶”也不知去向。我家的西厢房重新空了下来，依旧寂然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