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循序渐进地放弃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操控并引入竞争机制，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伴随个人新创企业的建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不断成长，中国的生产力显著增强。在过去10年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翻了一番。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而中国更成为新兴市场中最受外国直接投资所青睐的国家。然而，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投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棘手问题。政府已经意识到，要想保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最佳的、实际上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推进改革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集资机制。这将转而激励中国境内各企业，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土的，必须提高效率及生产率，从而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渴望投资的中国经济
1949年，共产党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从此，中国踏上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既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也未采纳资本主义的市场理念，中国经济政策将实现国家自给自足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至1976年，中国对外贸易空前低迷，而来自国外的投资更几乎为零。即使在国内，贸易及内部流通也受到严格限制。国民经济的设计呈高度“蜂窝状”，被划分为数千个独立的地方经济实体。一旦遇有战争或外敌入侵，各经济实体便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毛泽东的“三线建设”将各钢铁厂部署于隐蔽的边远地区，而炼油厂也被设置在偏僻、物资匮乏的西北地区。事实上，在那一历史时期，只有上述的政治、军事基础设施形成了惟一的全国性网络，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改革初期。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党始终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
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结束，邓小平的复出使后来的改革成为现实。1978年，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此后不久，他便与当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要求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并规划军事、农业、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要想实现增长，效率是关键。邓小平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便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中央还意识到：鉴于中央政府薄弱的筹款集资能力，加之长期以来传统上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改革无法以微观调控的方式得以实现。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将中央政府视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而是将其视为政策指导者——批准重大项目、整合过于分散的产业、鼓励新科技的发展，这与日本通商产业省过去的职能相仿。政府采用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施强制破产或合并，另一方面又开放公共资本市场，以此消除效益差的大型国有企业并促进国企向民营的转化。通过划定允许开展竞争的领域（例如，进口关税）以及“战后”清理战场（例如，安顿下岗职工并组织工人再培训），中国政府能够营造出一个更高产、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
改革以农村为起点展开。随着农副业的兴起，集体农场制度被废除，代之以所谓的“副业农业”的经营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村收入显著增长，城市改革紧随其后。随着对传统的、由国家掌握供销大权的管理模式的否定，国有企业必须自力更生。其时，政府以往可以确定供应合同及价格、任命企业管理人员及投资决策等方面的职能均被摒弃；而9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政策的出台更标志着企业被正式授予物资采购、生产经营决策、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国家允许企业家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创办企业。在村委会或县政府出面支持下，由同村的3~4个家庭以股份制形式共同经营的企业成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被视为引入竞争机制、搞活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工具。中国期望外商投资不仅能够带来资金，同时还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训练有素的员工等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可以改善本土企业的业绩表现，有助于中国建立更为先进的经济体系，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2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的成果日益显著。通过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方面的投入，中国的生产力愈发增强。整个20世纪90年代，工业生产力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是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如此迅猛的发展主要归功于采用新科技的“跃进效应”；
同时，中国也无需重复西方历经几十年的摸索过程。例如，基础设施的改进使得制造商可以将生产线重新设置于农村地区并雇用当地工人。同样，在服务性行业中，运用现代经营管理形式将促进日后生产力的飞跃。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明显增强。中国顶尖的高等院校以年均5000~10000美元的雇用成本，培养出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肩的人才。每年，近50万科研工作者及工程师步出大学校园，为研发及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同时，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亦进一步补充了中国的人才库。几十年来，几十万的中国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面对全球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且持续稳步发展的形势，很多留学生在学成后选择归国发展。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技术技能，还有资金。在基础教育方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国民的识字率已达到90%，比印度高出大约30%。尽管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仍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城市及农村居民均已具备基本的、甚至更高层次的受雇就业技能。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得到了增强。2001年，集体、私营及外资企业占全国工业生产的50%以上，这足以显示改革的深化程度。在所谓的集体企业中，不乏收益数十亿美元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集团。然而，由于很多国有企业未能把握住面前的机遇，结果，赋予它们的更大自由反而成为对其自身的挑战。国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应削弱，国有企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80%下降到2000年的不足30%。即使不是政策使然，这一结果也符合政府的预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的智囊机构）的一位官员最近宣称：中国无意收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开支；相反，它所寻求的是将政府转移到一个比国有企业收入更加稳固的基金基础之上——那就是来自商业企业的税收。
最初的成功导致对投资的需求更加强烈。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与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预计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差不多增加1倍，直逼德国；到2020年，如能保持经济发展速度不变，中国将超越日本。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来衡量，中国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都是必要的。在这场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期待提高其生活水平并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保持高速的经济发展，政府所描绘的社会、环境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蓝图才有可能实现。
如此高速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支持。依靠现有资产显然不切实际，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现有资金不足以支持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中国政府已将投资视作其国内的优先要务，而投资的重要性也会在未来几年越发明显。在过去的5年中，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40%增长至45%。根据“经济学家信息部”（TheEconomistIntelligence Unit）的预计，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未来5年，这一比例将增至5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为20%左右；而在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这一比例约在25%~30%之间。假如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5年能够保持每年7%~8%的速度增长，那么在此期间，中国将需要1.6万亿美元的投资。
改革不可逆转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政府果断地采用市场机制来筹集并引导投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内部集资实现的。外来投资占目前总投资要求的不足10%，预计这一比例也将在未来基本维持不变。中国的消费者勤俭节约，长期以来保持着高于40%的储蓄率，位居各国前列。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高效地配置这些资金。只有严格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回报标准，中国政府才能确保将如此巨大的资金配置得当；而只有高效地配置这些资金，中国政府才能应对相关的社会问题。换言之，这预示着中国必须对其银行及金融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
中国的银行在从原本的政策工具向商业企业转变的过程既漫长又缓慢。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揽了当时所有中国及外国银行的职能，旗下设立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3家专业银行。这一体制延续了30年。直至1979年，3家专业银行才脱离人民银行，但仍在政府控制之下且必须服从指定贷款。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才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南洋商业银行（NanyangCommercialBank）——中国银行于香港的分支机构，获准在深圳开展业务，成为在中国开展银行服务的第一家“外国”银行。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其商业信贷业务则转交给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现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1985年，不少规模较小的银行在中国建立起来。到了90年代，这些小型银行逐渐成长壮大，并在储蓄市场攫取了10%以上的份额。尽管这些银行有所发展，但仍不足以对衍生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几家传统银行构成威胁。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强令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同一时期，政府组建了3家政策性银行，即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发放指定贷款及政策性贷款。出自人民银行的四大国有银行也在1995年被告知，应按常规商业银行业务运作并自负盈亏。
然而，商业运作实行起来绝非易事。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国有银行从未受到市场压力的影响；加之每遇困境，总有政府出面解围，因而这些银行根本无需为错误的借贷决策负责。由于在管理方面缺乏明确的奖惩制度，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既无动力也无压力地去提高决策质量。因此，中国的国有银行多为不良贷款所拖累。一些独立分析家认为，银行不良贷款在其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50%。这一数字意味着，银行注销不良贷款及进行资本重组所涉及的资金，其1/3便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40%。
意识到健全的金融体制对经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政府近年来进一步加大了对银行业的重组。近期公告显示，银行可以通过股票上市实现私有化。与此同时，在2001年，政府以特种债券的形式发放人民币2700亿元（326亿美元），以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四大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重组，解决不良贷款问题。部分不良贷款被转入资产管理公司，待将来重组后售出。经过周密设计，政府将银行业对私有及外国银行同步开放，此举旨在让具备国际经验的人才及最佳典范做法顺利进入中国银行体系，从而刺激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如今，私人投资者获准可以在尚无当地银行的城市设立银行，并至少可以部分地买进一些银行的股票。
面对如此明确的信息，四大国有银行的领导层似乎已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在国际性银行的鼎力顾问、支持之下（例如，花旗银行几乎将其核心业务流程设计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银行），银行系统改革在全国各省逐一展开，银行开始实施更具商业导向的运作举措（例如，信用和收账政策）。同时，由于无需像四大国有银行一样承担历史遗留的负担，中国新一代银行（例如，中国招商银行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日益成长壮大，这也将进一步促进银行业的变革。改革的进程也许缓慢，然而，毕竟改革已经开始了。
银行改革进程中的种种艰难令中国政府认识到，对于调节资本供需，特别是在坚定投资者对利益回报的信心方面，资本市场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机制。为此，政府开始研究制定相应政策，以扶持、发展一个健康、流动的资本市场。中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也由传统的银行贷款逐渐转向证券和债券市场；而中国民众也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资金投资于股票或其他固定收益投资方式，而不是储蓄。面临巨大的机遇，中国资本市场将有望实现进一步扩展，成为中国企业日益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充分显示了监管者在控制与发展之间不断权衡取舍的两难境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政府在政策上以控制为主，其中包括1995年取消短期国库券期货市场以及1994年初对金融机构的整顿。1993年5月，市价管制被废除，法人机构也于1993年获准进入市场。然而，在一阵短暂的放松时期后，随着《证券法》的出台，1999年政府对证券市场再次加紧了控制，并在2001年暂停出售国有股份。
1990年，上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隆重开市。1991年12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挂牌上市公司。1992年，第一个封闭式基金（Closed-endFund）得以建立，供国际投资商参与的B股市场成立。同年，官方管理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CS-RC）宣布成立。1993年，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然而，证券交易仍然受到限制——1993年，国内散户及机构投资商只可以投资A股市场；国内的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不得交易股票；而商业银行则不可经营投资信托资产和证券业务。
1994年7月，政府突然暂停所有证券发行7个月，这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试验告一段落。新股上市被暂停，配股的数量及规模也都受到严格的控制。然而到了1996年，为冷却二级市场交易，监管部门又准许国内证券发行恢复至1994年以前的水平。证监会根据各省情况，向各省计划委员会发放配额，由各省计委将这些配额分配给本省准备上市的公司，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而再筛选出若干领先的证券承销商。
现阶段，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三阶段，应从1999年7月开始实施一些关键性改革举措算起。这些举措旨在让中国的股市运作达到国际标准。本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专家审查取代公开上市的配额制，引进新的投资商并施行更为积极有效的监管。2000年初，上市配额制被正式取缔，以专家审查体制取而代之。所有首次公开上市的企业必须通过为期一年的预备阶段才能提交申请。投资银行必须代表这些候选企业提交申请，企业是否具备上市资格则由从80人的专家委员会中选出的专家审查决定。证监会将根据投资银行在过去一年中完成的承销交易总额，决定其所能代表提交的上市申请数量。以上改革将首次公开上市的核准制向更多的公司开放，同时，证监会仍可以通过上市预备期、决定承销商可代表提交的申请数量以及对申请最终的决定权来控制整个流程。
证监会还引入了新的投资商类别。自1999年以来，禁止国有企业从一级市场购买证券的规定被取消；保险公司获准在股市投资，但投资额不得超过公司资金的15%；新上市公司可以将最多50%的股票卖给机构投资商。从2001年开始，A股及B股市场成功合并，未来中国国内机构投资商有望加入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合格的金融机构投资商，有限制地进入 A股市场。而在2001年，上海水仙（Shanghai Narcissus）及粤金曼公司（Yuejinman）被摘牌，这显示了监管部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决心；同年6月，关于减少股市中国有股份的规定生效。
回顾过去的1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实验可以说相当成功。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成为亚太区紧随日本之后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在新兴市场更名列第一。据高盛公司（GoldmanSachs）预测，至2010年，中国国内股票市场的市值将有望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中国股市的市值以每年平均40%的速度向前推进，从1993年的430亿美元增长至2000年的5800亿美元，而其中1/3为可交易股票（其余则由国家或未在市场进行积极交易的个人持有）。而股市市值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0%上升至2000年的50%以上。对于一个相对新生的市场而言，这样的发展速度完全可与台湾地区（70%）、马来西亚（120%）及新加坡（160%）相媲美。
事实上，中国正试图建立一种建基于股份制及其他私有制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每年发行的股票中，有55%是首次公开上市，这表明中国股市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相对而言，2000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股票中，属首次公开上市的不足30%。从1993~2001年，中国的股票发行额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由54亿美元增至170亿美元。上市公司的数量也以高于20%的幅度增加，从1993年的223家增至2000年底的1200多家。
然而，以上形势并不意味着中国股市已无挑战；恰恰相反，要在流动性和监管方面达到国际级标准，中国股市还要走过一条漫长的路。2002年，市盈率（price-earningratio）超过标准40倍，股市泡沫显然形成。私营企业进入股市仍面临障碍。在1200家上市公司中，集体或私营企业不超过200家。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对较小，平均市值为5亿美元，2000年平均发行股票1亿美元。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大型企业仍转向海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平均市值120亿美元，2000年股票发行达到17亿美元，实力远远超过国内普通上市公司。从1997年到2001年，在中国7大上市公司中，有5家在海外上市，这反映了中国国内股市在承担大型首次公开上市方面的能力尚属不足。当然，海外上市还能为公司带来一些无形的好处，例如声望、良好的公司治理效果以及外币收入。
企业必须提高业绩表现
随着资本市场以及日益商业化的银行逐步取代政府在集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希望企业能够更上一层楼，提高自身生产力，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实力强大的企业，以便能够高效、合理地配置消费者的储蓄。如果企业利润低下甚至腐败盛行，那么上述资源将被浪费，而中国也将错失历史赋予的发展良机。而企业业绩的提高，则将为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用以缓解社会各方面的燃眉之急。
中国政府正在尝试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以此激发企业潜力，更大程度地提高其生产力。透明度和会计准则的改进是当务之急——证监会已要求对上市公司定期查账，并对审计人员实行轮换。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份正逐渐被售出，这一方面用来支付各项社会改革工程的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消除因国家掌握多数股权而对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逐步演化，以妥善地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倘若没有一个稳定、透明且尽职尽责的政府，那么企业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摩擦成本（frictionalcost）。
面对以上形势，国有企业试图依靠政府“时隐时现的手”而达到旱涝保收的想法已经难以为继。一方面，国有银行被要求改善贷款决策；另一方面，股市对公司上市的要求条件也日趋苛刻。在此形势之下，国有企业只有两条路可选——一则奋力改变自身、更进一步；二则谢幕出局、惨遭淘汰，即便是那些著名的企业也难免中箭落马、折戟沉沙。尽管百货业仍是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支柱产业，但在中国首批宣布破产的企业中就有百货公司。而在2002年初，海尔——中国最受尊重的国有企业之一——也因其投入巨资进军美国市场而受到攻击，同时，其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外国投资商同样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它们中的大部分将从中国市场不断增多的机会中受益。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将继续寻求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其经济增长。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数字，按照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贡献计算，中国要在第10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7%~8%的增长，则大致需要2500亿美元的外资支持。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法规方面的变化，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前所未有的投资良机（例如，金融服务业务）。
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各产业的竞争优势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弹性。外商对中国投资的性质已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举例说明，2000年，惠而浦（Whirlpool）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90%用以出口；摩托罗拉（Motorola）为45%，惠普（Hewlett-Packard）42%，日立（Hi-tachi）则为39%。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外资企业产品所占份额由1996年的61%增长至2000年的82%。同时，全球性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及服务中心。摩托罗拉投资2亿多美元用于产品技术开发，并在中国雇用了130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而设在大连的通用电气财务公司（GE Capital）北亚后勤中心，可以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等地提供业务支持服务。
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外资企业也将不再享受中国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商已经从政府安排的交易中获取了利益。大众公司（Volkswagen）当初在上海建立合资企业时就得到市政府的承诺可以将产品卖给出租汽车公司；而柯达公司（Kodak）更提出中国在3年内不得进口其竞争对手——富士公司（Fuji）的产品，作为在中国投资底片处理业务的条件之一。显然，以上交易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同样，优惠的税率、土地使用以及其他经济鼓励政策亦是如此。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集资的主要来源，外国直接投资在满足中国资金需要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逐渐削弱。随着中国企业的日益壮大和业绩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有能力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完善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通过市场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个开放且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也有利于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投资商将因此拥有更多的退路选择，这对那些通过首次公开上市投资的风险投资家来说更具正面意义。
也许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便可以说明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在中国扩张的局限性。目前，外资企业控制着大约中国经济的10%。根据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的预测，如果仅以历史趋势推断，这一数字将在5年内增至20%。这使得外国投资商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中获取的份额不成比例地偏高。在包括金融服务业等过去受到限制的行业中，这种现象将会更加明显。然而，一旦外商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率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这一偏高的比例将会有所下降；当然，这也体现出本土企业参与能力的不断提高。事实上，中国将有可能形成与美国相似的条件，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保持相对的开放和竞争性。因此，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土企业，理解以上转变发生的领域与方式是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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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益，这也激发了人们继续书写这一胜利篇章的豪情。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更大成功，他们的领导地位才能得以巩固。在经历了20年如此高速变革后的今天，体制内存在一些压力在所难免。中国能否成功续写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将不仅有赖于政府认识及缓解压力的能力，还将取决于新兴的企业界是否有能力逐鹿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