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建设的资源问题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一样，现代中国文论也同样存在一个现代特征的寻找与建设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一节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论的动向曾经长时间地左右着我们，以致我们常常遗忘了自身的主体性，将我们自身的生存体验与生命意识弃之不顾。在现代文论的建设过程中，所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一样复杂而纠缠。的确，“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便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而“第三世界”常常忙于应战。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怀疑讨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却不在西方强势文化究竟是如何的来势汹汹，而是作为主体的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如何的避害趋利，如何在汹涌而来的文化信息中从容抉择。一句话，最重要的是：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文论，中国如何才能“化”？
在我看来，起码有三方面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中国化”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诉求
首先，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一定要同“文化民族主义”的诉求划清界限。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产生自近代以后中华民族与西方强势民族的严重对抗——从器物的碰撞到制度的较量，我们一路下来，获得了太多失败，以致“文化”便成为了我们民族尊严的最后一块“国家级保护区”，我们需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维护来捍卫最后的自尊。诗人闻一多在《复古的空气》中，有过形象的描绘：“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太重了。少数先天脆弱的心灵确乎给它压瘪了，压死了。多数人在这时，自卫机能便发生了作用。”“中国人现实方面的痛苦，这时正好利用它们（指中国古老的文学与文化——引者注）来补偿。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闻一多用一个“自卫机能”道破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实质，“自卫”既是我们的本能，也是我们的局限。这也就是说，文化民族主义有它千万条存在的理由，但也同样存在着千万条作茧自缚的后果。
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谈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我以为就必须从单纯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阴影中脱身而出，在超越了退避性的“自卫”以后，我们的思考将更加的理性和睿智。
“中国化”的问题决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式的“自卫”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能够“化”多少的西方文论，能否都“化”得顺利，“化”得成功。这并不关涉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不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与否。
这里不妨举一个翻译史的例子。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中国近代第一首英诗汉译出自外交官董恂，而董恂翻译此诗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展示英诗的高妙而是力图证明汉语的能力，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在那个失败连连的近代，中国文人是多么的脆弱，他们甚至不惜用这样扭曲的思维来“自卫”我们的文化。另外一个翻译家侠人一方面翻译西洋小说，一方面却在《小说丛话》中断言：“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以华化夷，“同文远被”，这可以说就是当时并不愿“面向世界”的中国人的基本愿望；“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可谓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最早版本。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证明了汉语的能力，也同时证伪了“以华化夷”的幻想。中国文化的能力并不需要通过能否“化夷”来加以证明，中国文学家的自信更不必通过顺利“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学与文论才得以巩固。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应该是基于平等立场上的精神的“共享”，而“共享”并不取消各自文化的独立性。换句话说，虽然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西方文论与西方其他文明成果的“中国化”却并不应当成为我们自身发展的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外来的文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本土转化，这主要取决于双方文艺思想的契合程度、认同程度，它决不是用以衡量中国文化、中国文论自我能力的“试金石”。
“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是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其他文化反抗扩张、努力崛起的趋势，精神价值的多元并存，精神成果多样性生成，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并非所有的西方文论都一定要“中国化”，有的西方文论，从提出问题的立场到展开问题的方式都可能与我们当今的精神需要相当隔膜，而且也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会如此，对于它们，便丧失了“化”的意义，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正如无论我们怎样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如何努力于从“拿来主义”转而为“送去主义”，但中国文化在事实上并不可能为西方世界一致理解和认同一样。
“中国化”与中国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以为也没有必要单纯地夸大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独立意义，归根到底，它不过是中国文论自我建设这一更为宏大工程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文论自我建设这一宏大工程的有机组成，任何外来文化的转化都必须服从主体的需要，中国文化人的主体地位绝对是一切转化和建设的前提。
西方文论之所以需要“中国化”，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中国自己的文论建设。这就是说，西方的文论进入中国以至为我们所“化”的前提并不在西方而恰恰在我们自己，是西方文论对于文艺的阐述方式有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困惑才促使我们产生了“化”的欲望。中国文化人之所以能够产生对西方文论的兴趣，根本原因也在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表述的需要。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的存在形态是重直觉，重感悟，但无意营造严密的概念体系与逻辑体系，这在品读艺术作品之时颇见优势，但却失于对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也弱于对现象的细密的分析与解剖。现代社会工业化、商业化、市场体制化的生存形式破除了中国人“诗化人生”的混沌，像过去那样自我陶醉的艺术点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论要求，生命、人生、信仰等等都在等待人们做出理性的分析与逻辑的梳理，在文艺理论当中，正是西方文论拥有了这样的话语形式，因而也对现代中国的文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对西方文论的“需要”主要还来自于自己生存的表达，它与西方文化本身的强势地位并无本质的联系。换句话说，西方文化在整体上的强势特征并不能成为西方文论“出身高贵”的理由，而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暂时的弱势处境也并不能成为中国文论“人穷志短”的根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引入西方文论并不是为了替自己“低微”的出身寻找到一个“堂皇”的装饰，不是为中国自己的文艺现象更符合“世界先进思潮”寻找证明，甚至也不存在“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文艺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一样恰恰是精神成果的正常现象。
而正视和承认这种“多样性”也就首先必须正视和承认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不可抹杀的主体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简单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事实中汲取教训。在当时，为了急于证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形象，为了描述现代中国作家如何及时有力地呼应了“世界文学”的主流，我们大规模“调用”了一系列的西方思潮术语，用作对中国文艺现象的“新潮”的解释。仿佛中国文学就是因为重复了这些世界性的文学追求才获得了“先进性”与“合法性”，仿佛中国作家的价值就在于他“介绍”和“搬运”了许多别人的文化与文学成果，又仿佛这样一些中国作家总是将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到他人成果的“学习”、“领会”与“搬运”当中。在这种思维方式当中，被最大程度漠视的恰恰是作为文学活动的最重要的东西——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对一种研究模式的质疑》中指出的那样：
在这个研究模式当中，似乎在文化发展中起作用的只有中国的和外国的固有文化，而作为接受这两种文化的人自身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们只是这两种文化的运输机械，有的把西方文化运到中国，有的把中国古代的文化从古代运到现在，有的则既运中国的也运外国的，他们争论的只是要到哪里去装运。但是，人，却不是这样一部装载机，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
要紧的是，这样的阐释并不能真正说明中国文学现象的内在本质。以鲁迅为例，在我们一致高扬“现实主义”大旗的时候，鲁迅就被阐释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他在文论中对“杭育杭育”派的提及自然也就是切合了“文学起源于劳动”的经典思想；到后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流行，鲁迅又成了重要的象征主义作家，《野草》身价倍增，而鲁迅对于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关注便成了我们重要的话题；再后来，则又有存在主义，鲁迅的诸多思想又似乎包含了重要的“存在之思”……或许这样的阐述都有它们各自的理由，然而却无法从本质上摆脱“比附”性思维的嫌疑：难道鲁迅的意义只能在与西方思想的比附之中才得以确立吗？我们不禁要问：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究竟他独立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意义上讨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便应该竭力从这样的比附式的思维形式中解脱出来：不是我们必须要用西方文论来“提升”、“装点”自己，而是在我们各自的独立创造活动中“偶然”与某一西方文论的思想“相遇”了。作为人类际遇的共同性与选择的相似性，我们不妨“就便”借用了西方文论的某些思想成果，而一旦借用，这一来自西方文论的思想也就不再属于它先前的体系，它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中国文论的范畴，属于中国文艺思想家创造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意义上讨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我们还必须清晰地与两种思维方式划清界限：一是西方文论的“优越论”；二是西方文论的“进化论”。
前者将西方文艺思想视作一个理所当然的“高于”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只有臣服、学习与模仿的机会。这是从根本上剥夺了中国文论家的主体性；后者将西方文论的发展视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越到现代、当代，也就越是体现了其最高的水准，于是中国文论家也需要不断地“求新逐异”，不断追踪西方的“新潮”，似乎只有将西方的“最新”“化”了过来，中国的文论才有了存在的勇气。这同样是漠视了中国文艺思想自身的需要。
“中国化”，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活动，它永远应当是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自然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处于这一建设程序中的中国文论家自主而自由的行为之一，等待中国文论家“转化”的西方文论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一切西方文论的思想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为中国文论家所“调用”。从本质上说，这与“时代”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主流”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其原有“流派”的分歧在我们这里也未必就那么的重要；同时，对于中国文论家的个体创造活动而言，所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完全也可能是彼此交叉和互补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区别。
在这个逻辑上，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衡量这些“中国化”最终成果的也不是这些西方文论在其固有体系中的“本义”的保存与再现，我们完全有资格进行符合自己需要文化的“误读”，只要这样的“误读”最后有利于现代中国的文论建设。
“中国化”与中国文艺实践
讨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我认为还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并不纯粹是一个的理论建构的问题，它还必须充分面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
这里可能会涉及文论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是当前中国文论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
从一方面看，作为理性大厦的中国文论自身有其自我运行的逻辑系统，它获得了来自哲学思辨的“形而上”追求的支撑，正因为这样，也就能够对具体的创作实践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文论却也同时依托于灵动的具体文艺实践，如果文艺理论的建构不足以解释和回答中国文艺的诸多现象，它也就失去了向精神领域不断拓进的可能。然而，问题却在于这两个方面特征却并不那么容易协调和有机把握。
众所周知，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之时，人们常常觉得现代中国的文论缺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那样的独创性，尤其以当代中国文论为甚。这里，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仔细观察与思索，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我们就是失去了对当下文艺创作的密切关注，至少我们的文论是建立在一个远离创作事实的困窘境界之中的。
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这一整体困窘当中，相对而言，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文论尚不时灵光乍现，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宗白华、李健吾、梁宗岱、胡风、袁可嘉等人的文论至今还常常为人们所提及，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文艺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创作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活跃的文学创作不断推动他们的理性思考向着纵深处发展。作为理论家的胡风就是一个例证。与茅盾、袁可嘉等其他杰出的文论家相比，特别是与他纠缠多年的另外一位著名文论家周扬相比，胡风在一系列文论概念上的模糊性与不确切性是比较突出的，但我们却也发现，这样的一些理论表述恰恰是得之于胡风本人对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深刻观察与总结，而模糊性与不确切性也正为他关于复杂创作现象的描述提供了超越一般规范的多种可能性。换句话说，胡风的理论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混沌之处，但它同时也为思考的纵深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然而，随着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日益体制化，社会的分工却将这些关注文艺现象的知识分子划分了开来，其中，熟悉了文论术语“理论家”大都进入了大学校园或专业性的科研机构，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自言自语”的圈子，与创作界日益拉开了距离。依然关怀实际文学创作的则是另外一些从属于“作家协会”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却又操纵着一套与文论规范并不“合拍”的个人化语言，这些个人化语言虽不乏灵性却很难进入理论家所认可的“公共空间”，因而也就脱离了中国文论建设的轨道。就这样，当代中国的文论更多传达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逻辑演绎，而一旦这些理论的演绎又不能获得来自中国自身哲学体系的“形而上”的支撑——现代中国的哲学实在是薄弱之至——那么，它还能剩下什么呢？恐怕也就只有翻译、介绍和模仿西方文论一条道路了！
在翻译、介绍和模仿西方文论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其独创性当然是大可质疑的。
对于西方文论的翻译、介绍和模仿当然还不能称作是“中国化”的真正体现。因为，它们并没有解决中国文论发展的真正问题，也没有介入中国文艺创作的实际境遇。
今天，当我们郑重其事地提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也就必须正视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说，所谓“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艺创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应该这样的：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丰富经验提示着中国文论家思考的方向，又是西方文论的丰富内涵充实着我们思考的形式；中国文艺创作自然“需要”着西方文论，而西方文论的话语也在解释中国文艺创作现象的时候自然弥漫开来——当西方文论的意念不是以雄霸一方的姿态出现而是作为对于中国文学实际问题的有效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成功实现了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