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批评话语”的前述质疑并不是要抹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系统思考。恰恰相反，我们的确有必要真正摆脱过去学术研究中的随意与空泛，为中国文化人的现代创造寻找到一个更有支撑力量与解释力量的研讨基础，只不过，这样的基础不会是对西方现代性系列话语的简单引入和借鉴，西方现代性理念的合理性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中国文学阐释框架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要分析我们自己的“现代”问题，而文化与文学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展开方式。
“现代性”是他们的，而“现代”是我们的，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现代性”，而是我们的“现代”。
本章并不试图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阐释”，那需要更加深厚、持久而广泛的研究，我们仅仅想在此提出一个思考：现代阐释的理论基础应该在怎样的方向上寻找？而脱离了西方意义的“现代性批评话语”，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是否还可以有新的描述方式？前一方面我们将重提生存感受、生命体验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后一方面我们以几个具体的现代文学现象为例加以说明。
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的问题，既属于现代中国学术流变、现代文化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又直接折射出了十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深刻危机。对于它们的重视将从根本上启迪我们寻找到自己的现代阐释话语。
失落了感受与体验的现代批评理论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至更大的学术批评、文化理论，如何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形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从“走向世界”的20世纪80年代到“质疑现代性”的90年代，当代中国的理论家们都在不断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然而，回顾近二十年来（特别是十余年来）的这些主流的文学文化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其中相当多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辨析西方诗学西方理论的关系之上，一系列与“西学”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成为了人们梳理和阐述的主要内容。如果考虑到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理论产生的世界性背景，这样的追溯当然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关于文学的判断也同时与文学创作本身渐行渐远，我们的诸多文化学说也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大相径庭。我们注意的是当代思想在“超越”具体文学实践意义上与西方文化、西方诗学潮流的沟通、对话，但忽略了对中国当下实际的感受、体验与把握。
问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学与文化思想建设，归根到底并不在于厘清影响着与外来文化、外来诗学的关系（尽管这也仍然可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应当是当前的文学环境与生存环境究竟给理论家提供了什么？中国当前的理论家是怎样感受和描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当下感受与思想表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便形成了我们新的理论设计，而这样的理性设计必然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我们的过去，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新的诗学的趣味、文化的命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十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的严重“学院化”的后果。我们知道，随着学院派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中国现当代学术也逐步在超越古代学术的“整理”与“鉴赏”传统的取向中，大量借助西方的心理学、哲学等方法为自己开拓道路，并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更具有思辨性和严密性的理论体系，从而也与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含混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十余年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文化在拨乱反正中日益走上“正规”，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学院派的地位得以恢复和上升，其引入西方文论的选择也日益演变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头等大事。我们看到，随着人们对西方诗学与文化思想的急切输入和运用，我们越来越失去了感受文学、体验当下的耐性——包括对于实际创作体验的开掘，也包括对文学作品与当代生活的联系失去了精细的感受。新时期中国文论的热闹与喧嚣中也实在飘忽着太多的“无根”的语汇，有着众多值得警惕的概念游戏。更为严重的是，经由这些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熏染”的大学生，可以将一个西方理论谈得头头是道，但却很可能无法有效地进入到一个实际的文学文本当中，也常常无法回答当代生存所提出的中国“问题”。
进一步考察我们更可以发现：这里所存在的理论危机并不仅仅是近十年来的特殊现象，而应该是现代以来中国理论家的普遍表现。
以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发展为例。回首已经过去的一百年，我们目睹了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目睹了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迷醉于“现代”之途的种种坎坷颠簸。开放与引进，这似乎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姿态。于是，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现代的中国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当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概念被广泛引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的基本概念之时，我们实际上又陷入到了另外一层新的困惑：这些外来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式的文学理念？甚至屈原的楚辞可以名为“浪漫主义”，而《诗经》可以名为“现实主义”？
现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启发过程当中，作为人类智慧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本身的价值是一回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成就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与某些现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以“鉴赏”来贬称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相映成趣的是，现代中国恰恰在自己的文学思想建设方面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与遗憾。我们“超越鉴赏”，试图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已经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常常都有人在感叹，现代中国还是缺少自己的文学理论、自己的诗学体系，支持我们文学批评的这一整套的基础概念都来自西方1 20世纪前半叶是匆忙演绎了西方几个世纪的文学思想，50-70年代则是前苏联的文学思想的借用，而最近二十多年则转而继续追踪西方现代一后现代的文学思想。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最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忙碌不堪的事情便是翻译、输入和试用外来的文学理论概念，翻译、介绍工作真正成了“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外语的优势与对外来理论信息的占有最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议论纷纷的“话语/权力”关系，仿佛中国文学批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学自己提出来的，它们不过就是西方思想早已揭示的普遍问题的一个局部的证明，仿佛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并不是按照自己文学发展需要所形成的中国的“思想工厂”而是西方理论的巨大消费场所。久而久之，我们不禁会问，中国的文学究竟还存在不存在自己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现代的文学思想家们还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并试图展开它们的能力？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文学批评，其实整个现代中国学术与文学理论的发展都存在这样的尴尬。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新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王富仁先生就提出过中国的现代文化运动与西方现代文化发展的差异问题：“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它更具有自然发展状态下的和谐性，它的每一个后来的发展，都是前一阶段文化系统已经具有的潜能的进一步发挥，即使它的偶然性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的因素。因而我们必须认为它是一种顺向性的发展程序。而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使这种内部的矛盾运动，也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撞击而大大强化了的。它的发展不具有自然发展状态下的和谐性，任何后一阶段的变化都无法仅仅在自身内部的前一阶段的文化系统中找到它的全部潜在势能，它更依赖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提供的推动力量。”我以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缺乏“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更依赖于西方文化影响”的这一事实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现代中国文化诸“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什么？是人自身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社会在物质与精神财富上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人自己的变化。观察在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进程，我们常常惊叹其物质生产的成就、制度建设的硕果乃至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巨大革新。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核心意义的其实还是人自己的变化：是人对于生存的感受发生了至关紧要的改变，是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有了新的理解。在西方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的演变当中，实际涌动着两个方面的内在力量：一是城市文明兴起、世俗生活盛行；二是在这样的生存变化中人所产生的主体精神的变化，包括对宗教与教会关系的反思以及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等等。在实际的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城市文明与世俗生活的发展不断刺激着人的感受，不断充实着人的主体精神的生长，而人的主体精神的新变则带来了极大的创造的可能，它又反过来推动了城市文明与世俗生活的发展——而这最终就成为了近现代文明的根据。正如英国历史学者丹尼斯·哈伊所论述的那样：“十五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思潮总的倾向是为了适应尘世的生活。人们隐讳地有时也是公开地抛弃与超物质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禁欲主义原则。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宣扬天主教苦行主义的修士和神父，现在也开始追随不同样板的圣徒。尘世间取得的成就和知识，以及尘世的道德是同禁欲主义的生活相矛盾的。这点符合大多数人对待尘世朝圣活动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如今已得到了尊重。”在这里，“尘世生活”的新变和人的生活态度、生活“观点”的新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人自身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并最终推动了文化建设的总体变化。
这样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便是属于一种“内部的矛盾运动”，其“内部”性即在于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内部精神的演变，是自我体验的变化，也是自我感受这个世界及生命存在的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即自我意识的变化。与作为创造主体的人的这样的变化相比较，其他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变化（如物质、制度等等）都可谓是“外部”的。
然而，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化发展过程却分明与之颇不相同。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分别经过了物质一制度一精神几个重要的阶段。在这里，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分明居于最末的层次，而且就是物质一制度的演变，也是西方文明武力冲击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人能够自觉接受、自觉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化现代化，并非出自我们的“心愿”，不过就是“势之所迫”而已。与西方比较，我们明显缺乏那种从“尘世生活”的新变到人的生活态度、生活“观点”的新变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中国人自我体验、自我意识的发展也严重地受制于这样一种外来文化的压迫情势。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外部的文化压迫的反应与应对要远远多于我们对于当下生存的深入体验，我们对于自我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发展的渴望也要常常让位于国家民族对于那些“外部”现代化指标的需要。
这样的文化现代化过程在客观上就不得不体现为对于一系列西方现代化指标的追求。我们常常是将这些文化的“外部”指标认作我们自己首先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乃至一系列本来属于自我内部的精神性的建设也主要是径直取法于西方已有的结论，这样，“外部”再次完成了对“内部”的替代。
我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书籍，却没有有效地建构起我们自己的现代政治学理论。
我们输入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却没有出现更系统完整的直接面对中国特殊问题的经济学思想。
除了重复卢梭、皮亚杰与杜威，除了引述前苏联的教育思想，我们自己的教育哲学在哪里？
我们不断叹服于西方的哲学成果，然而我们自己富有原创性的现代哲学却迟迟不见踪迹。
在美学领域，现代中国的最显著成就便是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梳理，现代中国的美学依然在酝酿之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当中，“在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几乎总是理论提倡在先，文艺创作随后。它所反映的恰恰是新文学作家理性追求在前，情感、审美追求在后的普遍倾向。”这里依然存在一个自我生命体验、生存感受相对匮乏的问题。
回归传统：另一种严重的“失语”
当然也有似乎完全相反的情势，就是说每当这些“外部”力量的挤压迫近我们的承受底线之时，我们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势的“反弹”，那就是竭力标举“民族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旗，试图借助中国古代文化的力量反拨外来文明的挤压。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断有被指摘为“全盘西化”的流派出现，但也不断响起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之声，两大文化追求此伏彼起、纠缠不休。
倡导“民族化”，重新回到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当中，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却在于，“民族化”和“传统性”的生成一旦被置于与“现代化”和“西方性”相对立的立场，那么这一命题所能够包含的空间也就十分的狭小了，在被切断了与当代生存的有机联系之后，它事实上只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经成型的思路与概念的运用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兴”、“味”、“风骨”之类的话语在今天的生命力，但是作为现代生活映射的文学究竟还有属于今天的新内涵，离开了“现代化”，离开了对“西方性”丰富内容的把握与参照，我们依然很难描述我们的文学现象，很难理解和总结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商业化”生存的实际体验，我们也很难产生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思想。而且，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向认定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扬，这在根本上就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中国古代的文化依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我们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危机也许就完全不是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了。无论西方文化在实际上给我们的文化发展造成了多大的挤压，带来了多么复杂的影响，我们都必须要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介入现代世界的文化循环、与其他文明形态发生有效的对话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在今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再可能是整体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归根结底只能来自于现代中国人对于当下生存境遇的体验，只能来自于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对自我意识的重新唤起和发扬，在这里，关键在于“当下”，关键在于“当下”中的“自我”。
传统批评话语无法在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发展，而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自身也常常因为与旧有传统话语的心理纠缠而不可能走得更远。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失语症”的问题，意在揭示西方文化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思维的浸染。在我看来，袭用外来文学思想还仅仅是一个更深问题的表象，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自我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的丧失。当自我的感受一旦丧失，那么我们关心的就不再是我们在当下实际遭遇了哪些“问题”，我们又该怎样运用自己的思考来分析这样的问题，袭用外来的文学文化思想不过只能是自我感受丧失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忙碌于横向的“翻译”而无暇他顾固然会导致可怕的“失语”，同样，如果一味忙碌于纵向的“继承”也依然会令人遗弃当下，这自然也属于可怕的“失语”。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的生成中，“体验”与“感受”的意义在于引导对于我们“问题发现”，而“问题发现”归根结底就是生命的发现，自我生命的发现才能成为一些思想发现的原点，简单回归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为什么照样不足以形成我们今天的文化思想呢？因为在中国古人的生命发现并没有天然包含现代中国人的“问题”与生命形式，就像西方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并不直接关怀在中国人的“问题”与生命一样，如果说简单引入西方的文学传统与批评传统最终导致了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那么简单回归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与批评传统依然会再蹈“失语”的陷阱、当代诗人任洪渊就在他诗歌中生动地描述过古代文化传统之于现代人的语言与思想的压力：
鲲
鹏
之后，已经没有我的天空和飞翔
抱起昆仑的落日
便不会有我的第二个日出
在孔子的泰山下
我很难再成为山
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
我很难再成为水
晋代的那丛菊花一开
我的花朵
都将凋谢
文字
一个接一个
灿烂成智慧的黑洞，好比
恐
龙
庞大到吃掉世纪
也吃掉了自己
空洞为一个无物的
名词
活着的死亡
最虚无的存在
——《文字一个接一个灿烂成智慧的黑洞》
是的，我们需要“返回”，但返回的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我们自己原初的生命感受、文学感受，其根本意义就在于调动了生命的感受。
生存感受、生命体验
西方文化的“外部”指标不足以完成中国自己的文化现代化建设，这在根本上是因为西方文化主体区别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中国文化的主体需要决非异域文化所能够替代表达；同样，作为古代中国文化主体的人的需要也不会混同于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人的要求。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希望在于现代中国人生命感受与自我意识的表达，只有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我们才能自然生长出属于现代的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美学与文学，我们的新文化才能不再被他人视作西方文化的简单的附庸，当然，也不会被视作古代文化的简单的附庸。
一种新的生存生命体验和新的自我意识也最终保证了西方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不再处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状态，西方文化并不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颠覆者而出现在现代中国的，而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作为西方反抗者而确立自身价值的。文化的对抗性思维并不是文化发展的有利状态，在作为创造主体的人的精神建构成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之后，一切外来的文化，一切古代的文化都可以成为我们自由选择的对象。
对于这一“新”的现代学术思路来说，我这里所提出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之意义也仅仅是一系列重要课题的起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从这一“基点”出发，对现代中国的诸多问题有一个新的更有价值的解读。下面我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为例，谈一谈从这里人手可以带来的新的思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余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概括起来，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关联的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是以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实现了对“唯阶级斗争”论的拨乱反正。也就是说，以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的阐释取代了纯粹政治层面的定义。这样，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许多特点便得到了尊重和展现，在当时，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化的研究成为最引人注目批评方式；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性”知识体系逐渐成为我们阐释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人们也更多地注意到了在“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相互张力之中解释文学的可能。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复杂联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展开，如文学与传媒、文学与政治制度、文学与法律等等。
应该说，以上的这些研究的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虽然文学自然也属于“文化”现象之一种，但是它究竟还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仅仅从中获得“文化关联”的启发是不是就抓住了“文学”深厚的内涵？或者说，除了文化交流的必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外，文学本身的魅力与动机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我们又当如何来描述它？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就多次面对了这样的困惑：究竟如何来描述和估量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所承受外来观念的方式，或者说所谓的外来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他们并通过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产生意义的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卓有成就并渐趋成熟的一种阐释模式是“中外文化交流”，即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接受了哪些外来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寻找与那些外来文化相类似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之中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这一阐释模式是随着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大势而出现和强化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在开放与交流的大势中恢复了生机，重新肯定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姿态与交流内涵，借助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这都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应当说，这一研究模式的合理性便在于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实际的文学比较当中，我们又很容易忽略“交流”现象本身的诸多细节，或者说是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过程。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感受、体验与表达，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素固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但却并不能够代替自我精神的内部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最终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们自己的“结构”，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换句话说，它已经就是我们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造性的调整。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从它的来源上予以确定，因而只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无法对它自身的独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们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依然常常是将“文化交流”中的外来观念的输入当做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本身。这就难怪在近年来的“现代性质疑”思潮中，不少的学者都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动向指责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因为，至少是我们的文学史本身并没有描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独立精神创造的生动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主体精神建构过程，必须重视中国作家自己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
与文化交流中经常涉及的“知识”、“观念”、“概念”这一类东西不同，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更直接地联系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而言，“感受”或者日“体验”都同样是我们感受、认识世界，形成自己独立人生意识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绝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们进行自我观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的精神基础。换句话说，所谓的“文化关联”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文化观念的理性生成与简单传递，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自我感受与自我体验问题，这里——既有人生的感受又有文化的感受。在主体体验的世界里，所有外来的文化观念最终都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态的原样复制，而是必然经过了主体筛选、过滤甚至改装的“理解中”的素质。中国作家最后也是在充分调动了包括这一文化交流历程中的种种体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新创造。
例如，离开了中国新文学诞生之初中国作家的特殊体验与感受，我们很难解释现代中国何以会产生一种区别于古代文论与诗话的新的理论的兴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在新文学创作的激发中出现的，并且首先就是由中国新文学的实践者来加以阐发的。最早的中国现代文论之一如胡适的《谈新诗》，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经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候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很显然，是丰富的文学的事实激发了像胡适这样的理论家的思考的兴趣、解释的冲动和新的理论建构的欲望。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但凡富有较长生命力的成果莫不都是批评家自身生命感受与艺术感受的表达，那些靠搬运概念求新逐异的学术取向最终将失去历史的价值。
提出当下的文学感受问题，这当然不是否认中外文学理论之于我们学术的重要价值，而是说，对于以创造为己任的我们来说，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已经存在的文学思想？或者说已经存在的中外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资源”？
在我们看来，作为“资源”意义的古代与西方的文学理论重要的并不是它们已有的结论与术语、概念，而是包孕于其中的思考的智慧，是可以开启我们自己创造性思维的启示。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形态中，作为文学思想建设基础的“文学感受”究竟是如何产生作用的，中外伟大的文学理论家们究竟是如何从他们各自的文学感受出发，以自己的方式提升和建构新的文学理性的——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内容。
西方文学理论（包括对现代中国影响甚巨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归根结底属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对于他们文学作品的真切感受，离开了对于文学作品的感受，我们很难理解这一文学思想的独特形态，离开了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家提炼文学作品的感受过程的考察，我们所获得的概念和术语只能是空洞的、飘忽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建设的“他山之石”，我们有必要从对西方文论成果的急切介绍和匆忙移植中平静下来，重新“返回”其创造性的过程本身，重新咀嚼其中智慧的启迪，也许，这才对未来中国的文学思想建设产生积极实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