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历史重新翻过去整整100年，即公元1905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时为四川高等学堂的日文教员（实为经济间谍）的山川早水，从当年三月初至七月初，自湖北宜昌经三峡，从云阳到万县、梁山、大竹、顺庆、蓬溪、成都，再由峨眉、嘉定府、叙州府、泸州、重庆、丰都、云阳返回湖北巴东、归州到宜昌，历时四个月，足迹遍布巴山蜀水，对沿途的地势地貌、风土人情、物产状况、经济贸易、历史古迹、礼仪交往、车楫运力等作了大量翔实的考察和记载。回国后将其整理为一本20多万字并配有150多幅照片的四川游记《巴蜀》，由日本东京成文馆出版。因该书国内典藏甚少，流传有限，故一直未有学者对其研究利用，直到前几年被一位长期致力于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的蓝勇教授意外发现，才让我们在打开尘封的历史后，有幸目睹那些由于长期被人们漠视而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川江舟楫、市井文化和历史古迹。
在该书中，作者在详细记录了三月二十六日进入顺庆府并拜访知府的情况后写道：“再沿江上行，北岸有一城，即保宁城，是嘉陵江沿岸三府（保宁、顺庆、重庆）之一……我此行因急去成都，无暇游府。幸亏保存有府城以及对岸锦屏山的照片，愿与读者共同欣赏，并由此亦可联想其他。”但据书中行程记载和时间分析，该处所提供的保宁府古城楼、城墙、护城河等6幅照片，显然非山川早水亲自实地所拍。后经本人又与该书中译本译者李教授联系并证实，原作者此处本意确应为“有幸得到府城以及对岸锦屏山的照片”。
可见，今天展示给世人的这几帧古城旧照，无疑是捷足先登者利用当时较为先进的摄影器材（对比发现，此几幅照片无论其取景、层次还是清晰度都胜过山川早水本人拍摄的其他照片）留下的历史记忆。因山川早水在考察巴蜀腹地时还“参考群书，再加有二三本邦人之实地考察”的行程记载，所以这些弥足珍贵的照片原始出处何在，尚待进一步考证。
本组照片拍摄地点可能是集中在保宁府古城西门外一带。包括凤凰楼、城墙和护城河、斜对面锦屏山的河堤等。
这些照片无论是选景还是画面组合都可看出摄影者是十分在行的。阆中古城因水啮兵燹，几经迁徙，现存城池大致系明洪武四年（1371年）千户滕贵所筑，并建有四城门，分别为东日富春、南日锦屏、西日澄清、北日威德。后来重修并开挖的“城壕深一丈五尺，阔二丈五尺，池水四汇而达于江”。到清乾隆三十四年（1767年），时任知府的宋思仁再次重修城垣后，又分别改东门为迎和、南门为延禧、西门为宝城、北门为敦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因年久失修，月城、四门和城墙才先后被拆除。
世纪回眸，往事如烟。此次发现的几幅旧照让我们有幸更加直观、感性地对一个世纪前的古城门、城楼城墙、护城河、防洪堤、川江木船、江河生态等加深了认识。从早春的江水到各式的木船，不仅让人再次感受到桨声哗哗、渔歌飞扬的舟楫文化，还仿佛重新聆听到生生不息、滔滔不绝的江河绝唱。目睹昔日古城的城楼城墙，其建造的雄伟和气势的威严让人震撼，浑然天成的气质折射出一种高贵典雅，不仅凝聚着非凡的人文价值，而且也见证着不老岁月的沧桑。它既是城市变迁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补充和完善清末民初府城史料的珍贵线索。当我们抖落记忆的尘埃，努力从断壁残垣里搜寻失落的昨天时，难免要用另一种视角高度思考古城的前世今生：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从我们手中又将传承什么给后人？怎样认识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的古城差异性和原生态多元性？尤其是当我们还没有深刻领悟古城建筑与儒家传统的一脉相承，还没有系统把握诸如在城市区域上要“体国绝野”、布局上要严格“辨方正位”、规划理念上“顺天循理”等旨义时，千万不能忘记因为历史文化的断层而带来的锥心之痛。尽管我们完全能够“克隆”几处形似而不一定神似的复古建筑，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保护”也许未必可取。曾记得老舍在《骆驼祥子》里这样描写过一座不朽的古都：“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