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语言
有的人过去了就永远地过去了，有的语言出现了就不再出现。
原以为，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和他的诗词一起已经被尘封在了我的少年时代，这一段泛黄的记忆只能在我梦的碎片里倏然而过。但是，有一天，《红太阳》的音乐迎面扑来，接着是论著，还有崭新的画像，并没有谁下达指令，也与政府出面的各种纪念活动无关，中国人的“热”纯粹自发。
恋旧么？也许是吧。但我却猛然悟到，其实毛泽东和他的诗词又何曾离开过我们呢？“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横空出世”、“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些毛泽东诗语不就是我们的惯用语吗？“洒向人间都是怨”、“风景这边独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些著名的毛泽东句子不就是我们大众化的“雅言”吗？毛泽东诗词不仅从来没有离我们而去，而且倒是与我们的生存关系紧密，紧密得几乎就不留痕迹，在不少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忽略”了这些常用语的来源。毛泽东诗词俨然就是中国当代语言的一大“武库”，其中蕴涵着让我们为之激动为之震撼的巨大语言能量和思想能量。
任何传统的存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将呈现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权威对我们思想的规范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作为语言的毛泽东诗词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当代语言系统，开始产生组词造句的基本功能，并发挥了语言之于文化的系列重大影响。这就意味着，毛泽东诗词已经基本上成了我们生存的“语言根基”！
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仅仅是几十首诗歌，其语言就成为“经典”，成为我们生存的话语支撑，这是怎样的奇观呢！
于是，我要迈过我的少年，重读毛泽东诗词。
忘记了语言的时候
但是，毛泽东让我忘记了语言！
这是一个怎样绮丽、雄伟、磅礴的艺术世界呢？天高地阔，苍鹰翱翔，游鱼回旋，百舸争流，长风浩荡，万山红遍，群峰似海。壮丽的无限深远的宇宙一下子撞开了我们自我封闭的门窗，荡涤着我们麻木、猥琐和充满奴性的灵魂，我们的心胸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阔大、光明，我们的生命似乎被注入了一道新鲜血液，我们的精神旋即也上升到一个超群绝伦的层次！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那些宏辞妙句之上了，语言碎片的光辉暂时被一些思想层面上的辉煌所遮挡了，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些思想光芒呢？
毫无疑问，毛泽东诗词“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和概括了我国人民革命力量在几十年的长期斗争中由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夺得胜利的光辉历程”。中国革命斗争的壮丽历程对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从中，我们深深地感受着战火硝烟，感受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为创业者艰苦卓绝的奋斗而激动不已。但是，这就是毛泽东诗词思想内涵的主体吗？我颇存疑惑。平心而论，最能让我们熟悉中国革命斗争历程的并不是毛泽东诗词而是毛泽东的五卷政论，是以这些政论为指导写作的种种版本的《党史》，仅仅通过毛泽东诗词来感受中国革命的宏大复杂，我们的认识很可能是肤浅的和片面的。因为，毛泽东显然无意通过这些即兴的艺术创作来细腻全面地“反映”什么客观事实，在诗中，他更关心的是他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所产生的主观意绪。运用古典诗词形式进行创作的毛泽东主要还是在“抒情”，而没有“叙事”，这是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使然，也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固有传统。
重读毛泽东诗词，最让我激动不已的意象其实都不是革命史的“大事记”，而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洋溢着毛泽东主观情怀的部分，是重重围困之中岿然不动的伟岸，是“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豪情，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志，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宏愿。革命斗争的具体过程在诗词当中主要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为诗歌烘托着一种特定的时代氛围，毛泽东诗词当然离不开这一时代氛围，但重要的还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
于是，这也产生了传统解读的另一个结论：毛泽东诗词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感也就是“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的情操、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豪情”。应当说，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今天走进毛泽东诗词的一把总的钥匙，不过，在首肯之余，我还是感到了一点不满足：我认为我们以“革命”的境界来高度赞扬毛泽东诗词的同时却不自觉地略略缩小了文本固有的美感范围，我们没有解释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毛泽东诗词的影响为什么又是跨历史跨世界的？至少，在我这样一个“接受者”看来，能够撞击我灵魂的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的革命热情（尽管这在诗词当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更主要的还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与我们具有相同文化环境、相同生存基础的个体所显示着的独立、自由与豪迈！因此，除了革命家的历史形象之外，我们“重读”到的，还有毛泽东在个体意义上的人格、意志和精神追求。
于是，毛泽东诗词的内涵就格外地丰厚起来，它既囊括了革命的历史，饱含着革命的精神，又是毛泽东个体特征的集中表现。在整个现代诗歌史上，除毛泽东之外，很难有人能够将这三个方面的意义都用诗来体会“透彻”，又最终融会贯通，尽情抒写！于是，在投入毛泽东诗词世界的最初的振奋当中，我实在又来不及再去咂摸那些辞藻的华美了，只觉得辞藻的光华完全融入了诗人精神光华当中，而这一精神又是这样的空前绝后，这样的具有无可抵挡的魅力！
“忘记语言”意味着诗人的主观感受确立了自己最恰当的语言形式，如鱼之忘于水，毛泽东对情感的捕捉和他对诗语言的确定一样的娴熟。恐怕也正是这样的“娴熟”和“忘记”才创造了我们最终所不能忘记的“语言”！
这是诗感与诗语的辩证法。
这一艺术的追求只有运用艺术的标尺才能够衡量其独特的价值，五卷《毛泽东选集》必须在政治理论的范围内加以评说，而毛泽东诗词则应当在中国诗歌美学的范围内加以评说。这里至少有三个可供参照的诗歌背景：中国古典的“豪放”型诗歌、中国传统的“领袖”诗歌以及现代中国的旧体诗词。
让我们在重读之中细细体会。
欲与天公试比高
我们曾经是何等的贫弱，何等的卑微呢！在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盘盘曲曲、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社会“网络”、伦常秩序里，我们生存，我们发展，我们运动，我们变成了阿Q、小D、王胡，变成了华老栓、孔乙己甚至四铭，我们沉浮在生的漩涡，忙碌不堪，古老的诗词在遥远的时空中飘动，“怒发冲冠凭栏处”那只是一个远而又远的影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不过是我们梦中的一口清茶。
毛泽东诗词却是一股大风！明明是从他处呼啸而来，却又像是在我们心底荡起，它席卷着大地，带着我们的灵魂，向宇宙之巅升腾而去。大风扬过，我们浑身的晦气、俗气、霉气和着枯枝败叶一起纷纷卸落，我们升华了，我们超越了，脚下是一览无余的人间，四周是澄澈明净的天穹。
人们都说，这就是“崇高美”。
毛泽东诗词何能如此之“崇高”，因为毛泽东摄入了大自然最阔大与壮观的景象，而且“欲与天公试比高”。
这里集中了中国诗词发展史上最丰富、最壮丽的自然意象：“苍茫大地，寥廓霜天”、“苍山如海”、“风卷红旗过大关”、“雾满龙冈千嶂暗”、“倒海翻江卷巨澜”、“高天滚滚寒流急”等等。毛泽东还经常用“千”、“万”等数词来修饰、定位这些巨大的自然物象，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尽情尽致的占有。常常地，与千、万等数字联系在一起的句子就是最令人难忘的那些诗歌境界，如“寥廓江天万里霜”（《采桑子·重阳》），“万木霜天红烂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飞起玉龙三百万”（《念奴娇·昆仑》），“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万里长江横渡”（《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蝶恋花·答李淑一》），“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送瘟神（其一）》），“喜看稻菽千重浪”（《七律·到韶山》），“红霞万朵百重衣”（《七律·答友人》），“万花纷谢一时稀”（《七律·冬云》）。
有西哲云，正是在这些壮丽的自然当中，我们“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时，我们就立刻体会到人生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什么了……”“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对此，毛泽东也早就心领神会了。早在湖南一师念书的时候，他就把“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作为“养气”、“益气”的重要方式，幻想能够“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下；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因为，“周览名山大川”能使“襟怀乃益广”（《讲堂录》）。毛泽东的一生从未停止过游历山川，而且每到一处，总是喜欢即兴抒怀，写其浩荡之气。
在数千年诗歌传统里长大的中国人，竟然还能在这一“陈旧”的样式中获得空前的掀动，的确发人深省。难道我们从来就与崇高之美无缘么？李白、辛弃疾、苏东坡不也是“豪放”之士，他们的“豪放型”诗歌不也就是从大处落笔，尽情渲染自然的恢弘壮丽吗？诸如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辛弃疾的“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据说，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对李、苏、辛等人的喜爱之情，他曾提笔为友人疾书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在他故居的藏书里，圈画得最多的便是辛词。
但是毛泽东超越了李、苏、辛，因为，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面对大自然。在中国古典的“豪放型”诗歌里，大自然固然是壮观的，但有意思的是，面对自然的奇伟壮丽，诗人的精神不仅没有被掀动、被提升，反倒自我萎缩了，仿佛是自然的宏大在心理上造成了诗人难以名状的恐惧，以至自我坍塌！蜀道的高山峻岭让李白唏嘘不已，叹息道：“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回家。”（《蜀道难》）面对“大江东去”的豪壮之貌，苏轼则满怀惆怅：“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楚天千里清秋”在辛弃疾的眼中幻成了“忧愁风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无论是怎样雄壮的大自然都无法消除诗人内心深处的种种愁怨，于是，“千”、“万”这些数词倒是经常与“愁”相连了，如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苏轼“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等。在毛泽东诗词里，大自然的壮观却总是激发了诗人的亢奋与豪情，人的精神总是缘着自然景物的阔大与巍峨，向外扩展，向上飞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让诗人意气风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在“万木霜天红烂漫”之中，“天兵怒气冲霄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登上六盘高峰，任西风漫卷，豪情澎湃：“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望着白皑皑的冰雪世界，思昔抚今，仰天大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诗人的精神不仅因大自然的伟岸而自我扩充，甚至还跃居自然之上，以强大的主体意识来调拨自然、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毛泽东断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他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他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他向“横空出世”的巍巍昆仑发出挑战：“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
何为“天”？天就是大自然为我们所划定的生存界线，天就是无限高远不可企及的象征，中国思想文化似乎是深刻地领悟了人的渺小和有限，领悟到在文明进化的取向上人所不可避免的艰难，那么就“天人合一”吧，放弃人之为人的执著，反转生命运动的方向，回到物我浑融的境界。我始终偏激地认为，第一位“天人合一”的构想者是天才，第二位应当是凡人，以后的则都堕为了庸人。
惟毛泽东喊出了“欲与天公试比高”，于是他便成了千年诗史之末的又一位天才。
我自岿然不动
毛泽东屹立于艺术画卷的中央，他雄视大千世界，悠然、自信而乐观，万事万物各有自身的自由、洒脱和力量，但又都拱卫着人的存在。“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人和大自然不时相互分离，而人的意义也就在这种“分离”之中，在于我们能够在“分离”中重新确定世界的意义。《采桑子·重阳》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它从描写重阳节的战地风光入手，“表现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和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但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喜悦”与“乐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自己形成强化的过程。第一句“人生易老天难老”，表现了诗人此刻心境的矛盾复杂性，一方面，“人生易老”令人感伤（历来的解说者都想竭力证明这句话的革命乐观主义，其实毫无必要），但另一方面，诗人又有意识地颠倒了语序，把“难老”的轩昂放在句子的后半部，这又从感伤中扬起一股向上的情绪，显露着一种抗争的意味，我认为，这样的感伤与抗争正是毛泽东以人为标准，重新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过程。“易老”与“难老”把人和自然生命的节律分离了，自然的永恒映衬出人自身生命的短暂，无论怎样讲，这都是令人伤感的，但是，因“分离”而惆怅在毛泽东又只是短暂的一瞬，他立即着手从“分离”的现实中以人为中心寻找新的意义，于是，飒飒秋风之中，重阳的菊花格外芬芳，即将到来的肃杀时节倒比春天更让人着迷，其实，与其说这是大自然的春光，还不如说是诗人精神世界的春光，是诗人的“我”重新涂绘了世界。
从“无我”走向“有我”乃至“惟我”，这正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趋势。“有我”与“惟我”的提出是毛泽东吸收“五四”时代精神、融合中西文化观念的结果。在关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认为：“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除去我，即无宇宙”，“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尽管这只是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毛泽东在后来的一生中大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追求，从“惟我”走向社会，但是，在以自我为根基的诗歌创作活动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在诗的世界里，毛泽东更像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一个个性饱满的、意志刚强的人。
由此，毛泽东诗词也就与中国历代的“领袖”诗词区别开来了。
无疑，毛泽东诗词是不能与封建时代的帝王诗词相提并论的，从本质上讲，一生反封建的毛泽东是与任何帝王将相根本对立的。不过，在阅读毛泽东诗词的时候，我又的确是真真切切地想起了刘邦的“大风”，曹操的“沧海”，想起了李世民、朱元璋的种种咏叹，因为面对苍莽的大地，毛泽东自身就经常遥想着这些曾经也是咤叱风云的人物，毛泽东启发了我：在作为特定时代的民族领袖的意义上，我们不正该把毛泽东诗词作一番新的比较吗？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中，毛泽东身上的时代印迹才会更加的鲜明夺目。
中国古代的帝王诗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萧衍父子、陈后主为代表，“思极闺闱之内”，缠绵哀婉，柔弱无力，在声色犬马当中，自我迷失了。二是以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康熙为代表，时有气吞山河、慷慨激昂之辞，但是在他们绝大多数的作品里，都不曾有过肯定自我、以自我的意志旋转乾坤的追求。朱元璋诗歌有“我”，但却是一个粗鲁、霸气十足的“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咏菊花》）；“杀退江南百万军，腰间宝剑血犹腥”（《不惹庵示僧》）。一位雄视万方的专制君主当他以诗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思想情感时，竟然是这样的缺乏自我意识，缺乏“我”对世界的丰富深刻的认识，或者是哀婉，或者是粗鄙，或者就只能感慨几声，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现象呢！
诗词中的毛泽东是刚健丰满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他投身烽火连天的战场，参加社会革命的实践，在炮声隆隆、风雨交加中昂首阔步，又抓住紧张生活的每一个间隙，观赏独好之青山，畅游大江大海；他气宇轩昂，胸怀博大，万水千山，只等闲视之；他富于幻想，时时走人理想社会的诗情画意里；他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思念故人，与朋友们你唱我和。
毛泽东的“自我”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现代旧诗格局中的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的创作活动并不孤单，现代旧体诗词本身就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它们是现代中国诗歌的组成部分。
只是毛泽东和他的诗词同行们都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这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环境中保存“旧体”的生命力。鲁迅说过，一切好诗到唐都已经做完了。中国传统诗词这朵绮丽的花朵早就过了它的花期，现在，该是落花时节了吧。
这样，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困难性就远远超过了中国现代新诗。如果说，新诗是中国现代文化在时代变迁之际的主体选择，那么，现代中国旧诗则属于非自觉趋向，新诗代表现代人锐意进取的一面，旧诗则是现代人难以割舍的一面；如果说整个现代中国诗歌都有一种生存的艰难，那么，这种艰难又尤以旧诗为甚，因为旧体诗词的创作本身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现代文化观念与美学理想的冲击是难以避免的（包括来自新诗的冲击），而诗词这一文体形式却又理所当然地把人们的“期待视野”引回历史，引回唐诗宋词的境界当中，这是两股取向不同的牵掣力，它们把现代旧诗拉向了不同的方向，一些创作更多地受到传统美学趣味的吸引，因而竭力在作品中抒写细微的感触，抒写物我应和的颤动，如沈尹默、宗白华、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王统照等人的一些诗词，不过，在现代人骚动的灵魂与传统美学的物我两忘之间，人们似乎很难协调。于是，在现代旧体诗词之中，能够与唐诗宋词相匹敌的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些创作又尽可能地容纳着现代文化的信息，开始背离传统美学的理想，其显著标志就是扩大“自我”在诗歌中的发言权，把“自我”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同时加强诗的议论性，“以文为诗”，有意识地与传统诗歌的意境理想相抗衡，从理论上讲，这一种选择应当是现代旧诗确立自身独立形象的良机，但从实践来看，却又困难重重。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现代诗人究竟有多少自我意识，其个体的意志力究竟坚定、顽强到怎样的程度，议论是来自自身的理性精神呢，还是来自外界的某种理论说教？还有，理性的叙述与诗歌固有的接受习惯之间，又当作如何的处理？于是，我们看到，在不少的旧体诗词里，那些“我”并不够丰厚、充实（不妨可以读一读柳亚子与毛泽东的几篇唱和之作），不少的篇章刻意雕琢语词，显得生涩、拗峭（如茅盾“搏天鹰隼困藩溷，拜月狐狸戴冕旒”一类），而即便是一些深受今人称道的作品，其实也主要是在理性层面上有认识价值，绝非什么千古绝唱。
我不敢说毛泽东诗词就代表了现代旧体诗词的最高成就（也许，在这种创作的困境当中，已再难有什么最高成就了），但我仍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就是，毛泽东诗词在某些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和所获得的成功是许多现代诗词作者所没有具备的。
传统与现代在毛泽东那里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融合。
毛泽东作为诗人的主体人格容纳了更多的现代特质：“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品格，“我自岿然不动”的刚健个性。现代的毛泽东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许许多多的同行，当他人不知不觉地转向浅吟低唱，重温古典之梦，从而表现出追求的疲软时，毛泽东照样一如既往地保存了对自我、对未来的巨大信心，高唱着一曲又一曲的“自我表现”之歌。
毛泽东又似乎有意识与现代“理性主义”的诗思拉开距离，他喜爱语言的明白晓畅，讨厌雕琢词句，他钟情于生动的物象，反对抽象的说教，他仍然游历自然，忘情山水，习惯于在大自然的“感兴”中即景抒怀。所有这些创作手段，又都来自于毛泽东深厚的传统诗教，他以自己的感受保留了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中最有魅力的成分，从而较多地满足了读者的古典式的“期待”。
毛泽东既提升了我们，又满足了我们，于是他的声音几乎是无可抗拒地进入了我们的灵魂，挣也挣不脱！
（原载《泰安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