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样，《刘氏女》也是写监狱生活的，而且写的都是同一制度模式下的人们的监狱生活；像索尔仁尼琴一样，章诒和也写出了监狱里才有的饥饿和计较，才有的规矩和逻辑，才有的残酷和无情，才有的痛苦和不堪，才有的“集体沉默制度”，才有的向下的生存法则。
然而，更多的是不同。
主人公是不一样的：伊凡·杰尼索维奇是******，是因为“肃反”而锒铛入狱的，而刘氏女则是一个纯粹的刑事犯，是因为社会原因和人性的黑暗而被关进监狱的。
主题是不一样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产生于“苏联人民”开始“思考的时刻”，他的态度是反思的、批判的，而他写作的主题，则是应和着“苏共”清算“个人迷信”的时代潮流，揭示斯大林统治时期俄罗斯人民所遭遇的人道灾难，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牺牲。正像西蒙诺夫在《为了未来而写过去》中所说的那样：“无论历史或文学，迟早是不会让斯大林的活动的一切方面留有任何一点不清楚的地方。它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它们还会彻底而诚实地告诉我们，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里，在我们眼中是怎样一个人，而他实际上又是怎样一个人。”索尔仁尼琴写出了阶级歧视的可怕，也写出了****的野蛮和疯狂。富农子弟丘林竟然被剥夺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权利，被开除出革命阵营：“我得坐四天四夜火车，但没有发给我乘车证，而且连一天的口粮也不给。只让我吃了最后的一顿饭，就把我从那个军营里撵出来”。然而，吊诡的是，在随后而来的“大清洗”中，决定把丘林撵出来的团长和政委，却双双在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枪毙了。而章诒和的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则是揭示一个寻常的女性，一旦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一旦她的忍耐力达到极限，她会做出怎样过激的事情，会怎样陷入非理性的状态——刘月影，这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本来是善良的，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会杀人，然而，就因为自己的丈夫患上一种当众发作、让人难堪的疾病，她因此觉得受到了侮辱，感到了生活的无望，便一时冲动，杀了他，并因此受到了生活无情的惩罚。
叙事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索尔仁尼琴的叙事是刚性的，勇往直前的，充满了对抗****的激情和揭露黑暗的勇气，那么，章诒和的叙事态度就是柔性的，是悲伤的、追怀的，充满了对底层的不幸者的同情，充满了对无常命运的感叹。她的着眼点不在从整体上写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活，而是具体地写出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命运，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诡异的面影。
比较起来，虽然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也非常不幸，但是，他们有信仰，有宗教带给他们的安慰，这就使他们的痛苦得到了极大的缓释，例如，那个浸礼教徒大声地读着《圣经》：“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命归荣耀给神。”上帝把获得拯救的机会，甚至留给了那些杀人、偷窃的人，所以，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忏悔，成为灵魂得到救赎的“基督徒”。然而，章诒和笔下的刘月影却没有这样的退路和生路。她生活在一个冷漠而缺乏宽恕精神的环境里，因此，注定要成为永远的“弃人”。命运的大门将终其一生都对她紧紧关闭。正像作者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犯罪，法律能惩罚他，却不能拯救他。一切都结束了，俩人的恋情像夏天的露珠，瞬间蒸发得了无痕迹，男女恋情之美，有时在于漫长，有时又在于短暂。而在一个没有爱与理解的世界，刘月影大概一辈子都难以走向阳光。”
是的，她很难再走向阳光。即便外在的有形的监狱生活结束了，那内在的无形的枷锁，也将永远套在她的精神上。
四
从情节和人物关系上看，《刘氏女》无疑更接近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但是，美狄亚的对负情的丈夫的报复，有着更多的正当性，更多地反映着两个人物之间的性格的冲突和欲望的纠缠，而刘月影的杀夫，则具有更为复杂的悲剧性——她的丈夫几乎可以说是无辜的，他的境遇本来就是不幸的。所以，从悲剧性的角度来看，《刘氏女》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倒是更为接近，也有着更多的可比性。
《刘氏女》与《俄狄浦斯王》都可以当做悲剧来解读。不同的是，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伟大的戏剧所叙述的，是纯粹的命运悲剧故事，而且，从美学精神上看，《俄狄浦斯王》所表现的，是崇高的力量和英雄的精神。俄狄浦斯是有着伟大的道德激情的人物，在精神生活方面，他对自己有着高尚的要求：“一个人最大的事业就是尽他所能，尽他所有帮助别人。”他甚至愿意代替他的家人，忍受悲惨不幸的生活。像其他的古希腊悲剧英雄一样，俄狄浦斯努力地按照理性的方式生活，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有尊严的人，为此，他想方设法逃避可怕的预言实现的可能。然而，人的脚步还是没有命运之神的翅膀飞得快，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摆弄，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他必然要犯不可饶恕的罪，必然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古希腊悲剧的力量和不朽的光辉，恰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那就是，那些高贵的悲剧英雄们，最终都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命运加给他的沉重的负荷。俄狄浦斯惩罚了自己。他战胜不了命运，但是，他站在了道德的山巅上。1840年，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深刻地阐释了希腊悲剧的精神：“对于缺乏基督教启示的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暧昧的、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fatum），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面前，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
《刘氏女》的悲剧则是一个寻常人的悲剧，充满无奈的感伤和深沉的悲悯。它是一部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人性内容的复杂的社会－人性悲剧，也就是说，在这场充满现实性的人生悲剧里，社会和个人都有责任。社会给人物的生活设置了她凭借正常手段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从而强化了她对生活的绝望感（这一点，从《刘氏女》中的“钱袋”这个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没有得到及时而富有成效的帮助。而就刘月影的道德状况来说，她虽然说不上多么高尚，但也绝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犯。她似乎还是一个很美、很令人喜爱的女人，否则，作者就不会这样写她：“幽幽的火苗经她几口气一吹，慢慢地升腾起来。那探身吹气的姿势，让我再次欣赏到她那柔美的脖颈。披着大棉袄、内穿暗红色敞口套头衫的刘月影，在火与光的映衬下，平素飘忽不定的目光，也柔和起来。她真像刚卸了妆的模特，这模样和一桩凶杀案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她没有什么远大的生活理想。她的生活理想几乎可以说是卑微的——走出农村，嫁给城里人，像城里人那样优越地生活。然而，她的梦想终于还是破灭了。丈夫的病毁了一切。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病。她费了很大的劲，到处访医求药，但是，毫无效果。她想离婚，但是，被“组织”一拖再拖。终于，丈夫在人多众广的电影院发病了：“一头载到在座位下面，大叫，怪叫，尖叫，像猪，像狼，畜生一样，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刘月影逃出了电影院。她感到了极大的耻辱和无边的绝望。她愤怒了，内心产生了无法遏抑的仇恨：“有一种比恨敌人还恨的情感。他在，我没法活，也不想活。除非他死，我才能活——”。无边的绝望把刘月影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终于铤而走险，杀死并肢解了自己的丈夫。而更大的不幸是，这最血腥的一幕，却让自己的儿子看见了：
刘月影知道自己的凶残，但是她控制不住本能的邪恶。这邪恶不是跟谁学的，是从身体内部生发出来的。河已枯，海已干，干到最后，人也只剩了一口气，一半麻木，一半恍惚，甚至觉得自己不是在杀人，而是在了却一桩心事。
她本是背对着大床，但要把坛子推到床底，便转过身来。刚转身——只见栓儿端坐在被窝里，不哭不闹，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
这是最残忍的瞬间。一切都注定了。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刑罚，是难以化解的仇恨，是人生的没有尽头的漫长冬季。一切都将离她远去。幸福将从此与她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