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出国旅游，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是乘巴士就是乘飞机，唯有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是乘了一回火车。那是苏联时代留下的老车站和陈旧的卧铺车厢，设备条件之差，已与我国铁路系统目前的水准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新近赴东欧七国旅游前，见行程表上从捷克首都布拉格到波兰的克拉科夫也得坐一夜的火车，心里就有些发憷：万一又与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那样，那就又得遭罪了。果不出所料，那天一进布拉格火车站就傻了眼：与莫斯科火车站一样，没有候车室！我们是提前一小时抵站候车的，只得干站着在地下通道里聊天。这车站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建筑，无论上下，都得手提行李箱走一层层水泥台阶。团友中最年长的石教授，已七十四岁高龄，见她的行李箱很沉，拾级而上时很吃力，团友们都争着上前去帮她搭把手。她却连声说她能行，不用人帮忙。我对她说：“早知连拉杆箱可走的通道都没有，您真不该选这条旅游线路啊！”她却回答：“我选这条旅游线路，目的只有一个：去看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从看了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我就想到奥斯威辛来亲眼看一看纳粹灭绝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盼了好多年啦，受点累也值！”
据旅行社的领队说，我们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首发团，石教授是最早报名的团友。我想，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幸存者，对当亡国奴的历史耻辱一定刻骨铭心，她把到奥斯威辛来亲眼看一看纳粹灭绝犹太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晚年的一大心愿，真令人感佩。我告诉她，当得知行程中有奥斯威辛，临出发前，我特意去买了一张《辛德勒名单》影碟来看，斯皮尔伯格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这部一举夺得六项奥斯卡大奖和高票房的影片，竟然是采用黑白底片与手提式摄影机拍摄的。我很佩服他的艺术勇气，敢于驾驭这一冷肃的题材和沉重的主题，以深沉的激情拍出了影片的真实感、历史感与人道主义襟怀，从而使亿万观众萌生了走进奥斯威辛，重温二战史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我们都是斯皮尔伯格的“粉丝”……
4月15日下午1时，我们乘大巴离开克拉科夫，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抵达奥斯威辛。车尚在行进，导游就开始解说：“请大家看车的右手边，就是《辛德勒名单》中出现过的奥斯威辛火车站。都还记得吧，纳粹军官把站台上的囚徒分成左右两拨，实际上就是分成阴阳两界，左边的去服苦役，而右边的，就直接押送去洗‘淋浴’，关进毒气室……据保守估计，在1940年至1945年间，至少有四百四十万囚徒被运到这里，其中多为从欧洲各地抓来的犹太人。到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仅七千名幸存者获救，其中有一百三十名儿童。”我看到，奥斯威辛火车站和电影里出现的火车站外景一模一样，想必《辛德勒名单》是实地拍摄的。我还注意到，由两条铁轨与公路并行，直通集中营。分明是春意盎然时节，但我直觉得那两条铁轨闪着令人战栗的寒光，心底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压抑感。
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有好几处，相隔不太远。导游领我们参观的是KL奥斯威辛1号，周围很空旷，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奥斯威辛（1940—1945）：最大的纳粹集中营。从1942年起，这里成为欧洲犹太人的受难中心。”导游告诉我们，这座集中营占地六公顷，由二十八幢红砖小楼组成。假如不是围着两道电网，从外观看，这些牢房跟民宅并无区别，排列还相当整齐，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后听导游说，原先这里是一座军营，十四座平房和六座二层楼，改成集中营后，1941至1942年间，强迫囚徒们将所有的平房加盖了一层，并新建了八座楼房。注册登记的关押囚徒平均为一万五千，最多时高达两万人。在集中营大门前，我们看到，铁条铸成的门楣上是一条醒目的德文标语：“ARBEIT MACHT FREI”。导游说：“这条标语叫‘劳动获得自由’。囚徒们每天被迫去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重活，这座大门是必经之地。进了这大门，他们绝大部分都被苦役和饥饿及各种试验折磨致死，哪能获得丁点儿自由？囚徒们都清楚，这是一座‘死亡工厂’，‘劳动获得自由’的标语，完全是骗人的谎言！”
尽管我们是在一个晴朗的春日走进这座大门，但看到这条标语后，心情就变得分外沉郁，恍惚产生了一种走进去便可能再也出不来的窒息感。
我们先是进6号楼一层的1号展厅参观，只见正墙上挂满了囚徒的照片。讲解员说，初到集中营的囚徒，当天都得被强行脱光衣服，掠走全部个人物品，剃光头发，接受消毒和淋浴，然后穿上带蓝条的白色囚服，标注号码，登记造册，并拍下三张不同角度的照片。1943年起，初到集中营的囚徒还得被强行在身体的固定位置烙上编码文身。二战期间，奥斯威辛是唯一一个对囚徒实施烙印文身的集中营。我们从照片上看到，囚服的胸前除标有每人的编号外，还缝有一个不同颜色的三角记号，其中红色三角是******，两等边三角形反方向重叠是犹太籍犯人，黑色三角则代表吉卜赛人……而侧墙上，是一张四个瘦骨嶙峋的男孩并肩站立的****照片，从他们惊恐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
照片上的四个少年为什么那么瘦弱呢？讲解员说，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囚徒，从起点至奥斯威辛，行程最多达两千四百公里，交通工具是被铝皮和木条等密封过的火车货物车厢，途中不提供任何食品。车厢里拥挤不堪，抵达奥斯威辛通常要七天甚至十天。当车厢大门打开时，大部分老弱病残早已奄奄一息，能侥幸避过此劫的人，身体状况也已临近崩溃的边缘。因此，火车在奥斯威辛货运站停靠后，被押运的囚徒们经党卫军军医的筛选，有劳动能力的被送往工场，失去劳动能力的则直接送进毒气室。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在供词中交代，通常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一下火车就被直接送往毒气室。当年的毒气室已在战争中摧毁。但在4号楼二层的4号展厅，我们却从图片资料上看到了囚徒们被毒死的全过程：在更衣室脱光衣服后，就赶入地下另外一个类似大澡堂的房间。天花板下安置着喷头，但是初到这里的囚徒却不知道，喷头里永远不会喷出水来。在面积只有二百一十平方米的“澡堂”里，被强行塞入两千名囚徒。毒气室大门封闭后，党卫军从天花板上预留的小孔中向室内灌入氯化氢剧毒气体，不到二十分钟，室内的囚徒就全部中毒死亡。随后，被害者的金牙被拔掉，戒指、耳环被摘掉，头发也被剃光，尸体被运送至一层的焚尸炉，来不及送入焚尸炉的，干脆就地架火焚烧。展厅的墙上悬挂着三幅一名囚徒在1944年偷拍的照片。照片显现的正是被赶进毒气室的妇女和架火焚尸的惨不忍睹的场景，几乎与我们在《辛德勒名单》中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