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纷争发生后的第七个年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一路旅行来到中国，所到太原府、平阳府、河中府，沿途的煤窑留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丝毫不与神性计较的东方煤炭业，一进入宋朝，就迅速向着顶峰发展。那个时期没有留下相关定量记载，只有一些艺术性的文字作为凭证，让后人一直认为当时中国的煤炭产量和开采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便是这样间接认定的：此地处处都有一种黑色石块，它发掘自在地下延伸的矿脉。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着引燃，平时并不着火。一旦开始燃烧，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从夜晚燃烧到天明，无须添加仍不会熄灭。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人们又勤于沐浴，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如此消耗燃料，平常木材势必难以满足供应。所幸有这些取之不尽、价格低廉的黑色石块。
在所有的需要背后深藏着的都是现实的无奈。那个时期，作为中原主要统治势力的宋王朝，与强大的北方近邻契丹人，由于地理上的先天因素而将大量军队聚集在山西省境内，以相互对抗。从来战争都是铁与火的较量，以守卫中原为战争目的和以夺取中原为战争目的的两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煤来熔铸大量的铁，用以制造大量的军械。其时的太原知府韩绛曾说过：“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碳，足以鼓铸。”后来所说中国采煤业在宋元时期曾经称雄世界，仅仅是一种统计定量。这种定量的结果若是引申到通过煤炭业的发展，来实现像英法等国那样初步的工业化，其意义则会不言而喻。然而，中国煤炭业没有带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大发展。维系宋王朝的官僚集团，在留有明确史料的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计算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吏，仅仅是用来打仗的军队，就曾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的所谓精兵强将。巨大的财政赤字，迫使宋王朝的统治者破天荒地开始实行煤炭官卖制度，从政治上控制煤炭业，用高额的煤税来充实国库，明令规定每一驮煤炭抽税十斤。当这种制度压得以采煤为生的炭民喘不过气来时，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松缓，却始终没有放弃将采煤和冶铁业作为宋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北宋政府管理煤炭的专门机构是“石炭务”和“石炭场”，“务”是石炭税收和监督机构，“场”则设官掌管“受纳出卖石炭”。《宋史.食货志》就有记载：“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能见证：北宋末期用煤殉葬的现象颇为盛行，从一些出土墓中可以见到，大小不一的煤块有的枕在遗骨头下，有的放在腰腿附近，有的散布在骨架周围。在著名的“五女坟”遗址中，所有发掘出来的小罐里，都有一块煤，与黍子、豆子、谷子等粮食放在一起。一九七八年，考古学家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其中两座墓内有床，床四周有栏杆，床下都堆满了煤和焦炭，并且大约都是五百斤。与用青铜宝器金银宠物殉葬的道理相同，煤炭进入丧葬礼仪，无非是佐证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与显赫。
与这一时期相比较，英国煤炭业的发展确实迟钝了几百年。
公元一二一七年的英国君主曾经温情脉脉地制订了一部限制自身利益的《森林宪章》，明确规定王室虽然继续占有英国境内任何地区出产的珍贵物产，却不再过问农奴主领地里的煤炭、木材等资源。
在阅读过一些相关文献资料和书籍后，我曾经向着茫茫时空发出疑问：无论是既往还是将来，一种文明现象的出现，总是带着某种强烈的偶然因素。
煤炭业在英国大地上的第一次盛行，源于亨利八世的一次离婚。一五二七年的英国皇帝再也无法忍受来自西班牙的凯瑟琳王后，一直没有为其生下一位男性继位者，更加不堪的是身为英国国王，他的离婚要求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准许。盛怒之下的亨利八世，强行解散八百多座修道院，废止了教廷在英国境内的任何特权，将其拥有的英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和财富，统统没收，一部分归于王室，另一部分则通过合法买卖，交付给有钱人，从而导致整个英国大地上对煤的疯狂采掘。
在童年的乡村里，小镇上只有几只可以烧煤的炉子，煤烟不仅不可能浓到让人深恶痛绝，相反，只要有人拎上一只煤炉，在自家门口，用一把蒲扇呼呼啦啦地扇风生火，任何时候都会引起邻居或者是过路人的驻足关注！即使是那个时候有一部名为《燎原》的电影，将煤、煤矿和煤矿工人这样的三位一体表演得让观看者跟着痛不欲生，现实中的煤，仍然是乡村生活理想中的一种奢侈。偶尔听到有从黄石、大冶等地传来消息，说那里晴天盼落雨，落雨想天晴，因为天晴时天上是黑的，落雨时地上是黑的。我们也像是听故事那样一笑了之。
几乎是从煤出现的那一天开始，英国人就对煤烟的气味与害处深恶痛绝。一二五七年埃莉诺王后访问属地诺丁汉时，就因为无法忍受当地煤烟的气味而匆忙逃避。不久之后的爱德华一世，更是颁布禁止燃煤的法令，其执行过程中的严酷，导致一些胆敢违反禁令的人被绞死和斩首。就连伊丽莎白一世也时常处在对煤烟味道的无比伤心与苦恼之中。在瘟疫盛行的十六世纪的欧洲大陆上，人们普遍将黑死病的症状与煤联系到一起，将其淋巴肿块形容成“零碎且脆弱的煤”；其疼痛感同被形容为“如同燃烧的煤渣掉落在皮肤上一样火烧火燎”；到后来，人们更是索性用希腊语中的“煤”来称呼那可怕的“炭疽热”。一如那个时期所传言：“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煤的人家和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煤烘制或烧烤的肉”，对煤的拒绝一时间成为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普遍风俗。
无论上流社会如何地反对和反感，那些贫困的伦敦居民，还是日复一日地执著地选择煤作为日常燃料，因为煤的开销只占其家庭微薄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换成其他燃料，譬如木柴，所付出的钱则会是煤价的两倍，或者多达五倍。
不断扩大的煤矿靠一些从农村迁来的工人运转，他们如潮水般涌入纽卡斯尔，挤在矿井经营者们为他们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附近的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
在十七世纪早期法院的一宗案件记录中，一位居民指责矿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样从各郡县蔓延开来”，还说有些矿工是贼，有些是“可恶的诅咒者”……一面是小地主阶级，资格较老生活稳定，一面是来自各郡县的劳工阶级，贫困而动荡，挤在临时棚屋里，在这二者之间已经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对抗的情绪。
矿工及其家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排斥，通常被视为异类，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煤成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无论多么贫困，多么令人讨厌，也从未像十七世纪大多数矿区的煤矿工那样遭到邻居们的疏远。”久而久之，这些被孤立的矿工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口音和习惯。当这些被社会放逐的人们因无法得到某种日益重要的日用品而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像战争时期的战士那样，萌发出团结的强烈愿望。最终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如果把力量凝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后来一些声势浩大的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从某种角度来说，十七世纪的英国煤矿工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生活在苏格兰，整个矿工一族的命运都被煤矿牵制着，他们其实已沦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农奴。有时，矿工不得不在矿主的协议上签字，受其奴役，而换来的只是一点点薪水或者一双鞋。矿主也会给矿工新添加的孩子举行洗礼，借以劝诱矿工让孩子长大后也为矿井工作。而孩子一旦进入矿井，他的一生就要葬送在这里了。
通常情况下，在苏格兰，采矿是一种家庭劳动：
男人们在井下采矿，女人和孩子们把煤拖到地面上。就像很久以前的农业封地时代一样，这些家庭被视为一种矿井的附属财产，如果矿井被转让，他们也随之被卖掉。他们如果逃跑，就会被戴上“专为矿工、女巫和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准备的镣铐”。
话又说回来，暴力和威压并不是苏格兰矿主给予手下矿工的全部待遇。显然，一些矿工挣的工资其实比当时其他普通矿工要多，这表明，这些矿工除遭遇屈辱之外，还保留了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肉体摧残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是防止矿工逃跑的两大手段，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矿工们在地面之下的处境。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工作环境比十七世纪的煤矿更恶劣、更危险。黑暗、潮湿、狭窄、阴冷，矿井随时可能在你头顶坍塌，空气令人窒息，极易中毒，也许它在你脸上爆炸，也可能会有水突然冲进来，把你淹没，使你永远被困在井底，挖煤是几项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构成要素是土、空气、火和水，而在这四个方面，矿工们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采矿也许是那个危险的时代里最危险的工作，生动而毫不夸张地证明一个社会为了获取燃料而付出的代价。几个世纪前曾有一个道德学家总结说，人类要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工作，正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煤的历史》巴巴拉.弗里兹（美）〕按照十七世纪一些相关著作中的说法，煤矿工人们面临的三种毒气是最危险的。第一种二氧化碳。那些一不小心进入到这种气体较浓的区域的人，大多数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偶尔有暂时没有毒死被拖到一旁的人，同伴们会在泥土中挖一个坑，将救治者脸朝下，嘴巴伸进坑里，然后再翻过来，将上等的啤酒灌满他的胃。这种做法也许存在着两个道理，一方面寄希望于啤酒中的压缩气体嗝出来时，顺带激活濒死者的呼吸；另一方面也可以算成是人生中最后一次豪饮，即便是不治了，也会多出一种满足。第二种毒气叫一氧化碳。那个时期的著书立说者，不晓得真不清楚这类气体没有任何气味，还是出于对其中毒而死去的人的惋惜，偏偏要说：一种芬芳的香味在矿井中散发开来，在紫罗兰的幽香中，又含有一种甜甜的滋味；矿工们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可事到临头，总像受到诱惑。那些忍不住去呼吸这浓烈芳香的矿工，无一不是突然翻身倒地，在虚妄的享受中永远地睡去。好在历史资料还能明白无误地表现当时的残酷。活在十七世纪煤矿中的人，及时发明了用小动物那无辜而可怜的生命，来探测有毒气体是否达到了危及人的生命的程度。然而，巴巴拉.弗里兹却引用了一份一六六二年的新闻报道来证明，当时的煤矿经营者，甚至懒得先将一条狗沿着竖井放下去作为试探，而宁肯让第一个用绳子吊到井下的人被活活毒死。
法国作家左拉在他的长篇小说《萌发》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工人运动领袖艾蒂安第一次进入煤井，惊异地看到自己的矿灯发出蓝火苗，外面还带着一个微弱的光圈。十五岁的瘦弱女孩卡特琳却老练得多。
“来，我给你看个玩意儿，”她用亲近的态度低声对他说。她把他领到掌子面的尽里边，指给他看煤层中的一个缝隙。有什么东西从那里轻轻地往外冒，声音很小，像鸟的吱吱叫声一样。“把手放在那儿，你会感觉到一股风……这就是瓦斯。”他惊呆了。这就是那个东西吗，就是使一切爆炸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吗？她笑着说，因为今天这东西多了，所以灯的火苗才这样发蓝。……时间越长，安全灯的烟火，人们呼出的热气和瓦斯的窒息，会使空气中的毒气变得更浓更热。瓦斯像蜘蛛网似的粘上了眼睛，只有到夜间通风时，才能完全清除出去。他们钻在自己的鼹鼠洞的尽头，在深深的地层下面，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仍然不停地刨着煤层。
左拉笔下的瓦斯正是十七世纪中以煤为生的人为之色变的第三种毒气。为了对付这种厉害的毒气，欧洲的煤井里很早就有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后来被称为消防员，当时他们穿着一身特制的亚麻衣服。这种人必须趁着瓦斯刚刚聚集在煤井的某处顶部，还不会引发大爆炸之机，用火点燃它们，然后，紧紧跟在火团后面，不时地用手里的木棍吓唬它们，直到它最终缩成小小的一团，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
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曾经在《煤的历史》中有过如下描述：
无烟煤井很危险。每年都有数百名工人死于坑道陷落、爆炸、毒气和洪水。一次较大的事故可以使一百名或者更多的矿工丧命，因此政府出台了一些防止大型事故的安全立法，但诸如小塌陷这样的事故仍不时威胁矿工的生命，却没能引起管理者的重视。矿工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其他安全措施，譬如与井下的老鼠友好相处。人们都知道井下的老鼠比地面上的老鼠更大，更卑下，更丑陋，但它们在矿井作业中却被当作敏锐的感应器：如果它们突然转身就跑，矿工们也跟着跑。一位观察者写道：“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矿工养着六只或者更多的老鼠，他节约自己的口粮给它们吃。它们大多很温顺，当矿工坐下来吃午餐时，它们就爬到他的腿上，挤在他旁边，等着分享他的午餐，这都是他平时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