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原型加以典型化的意义
艺术创作中原型材料是不可缺少的，但艺术创造却不应照抄原型，必须要有典型化的加工改造。对于原型的典型化的加工改造，其作用与意义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
一是造成完整的典型人物。
高尔基说：“……您只死抓住您所知道的一桩事实的真实。但是，就像只用一块砖（即使是非常好的砖）不能建造整个房屋一样，单是描写一桩事实，也不能把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艺术真实性并能令读者信服的现象的特征表现出来。”所以，生活中的原型只是艺术形象的素材，任何一个原型本身在没有进行艺术加工以前都不是艺术形象，其本身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完备处。如果一个艺术家仅仅拘泥于某一原型的复制，那么他的作品最多只能是像从活人身上翻出的石膏模型一样。这样的作品不是艺术典型，而是低于生活的机械复制品，是没有艺术价值的。托尔斯泰曾经说：“如果我的全部工作是临摹肖像、探访和记忆，我便羞于发表作品了。”（1856年的一封信）“假如直接根据一个什么真人来描写，结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只能得出某种个别的、例外的、没有意义的东西。而我们需要做的恰恰是从一个人身上撷取他的主要特点，再加上我所观察过的其他的人们的特点。那么这才是典型的东西。”（同作家莫欣的谈话，1903年）原型具有生动性、丰富性，但是就具体某个人物原型来说又有它的不完备性，因为人生毕竟不是艺术。但广阔人生中多人的生活际遇，却可以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这就要综合。巴金的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中的主人公郑佩瑢即主要取自福建晋江和鼓浪屿的两个女青年的不幸遭遇。一个是因为父亲逼她与她所不爱的人结婚而疯狂了的年轻姑娘，巴金曾亲自访问过这个不幸的姑娘。另一个是一位姓吴的归国华侨，她活泼、秀丽，是黎明高中的学生，爱上了学校的英语教师郭安仁（即有名的翻译家丽尼），但家里早替她作了安排，挑选的未婚夫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本省的一位有钱的绅士。她不从，结果，郭被赶出了学校。吴女士不甘心嫁与不爱的人，在结婚前夕冒着大雨偷偷地跑到郭安仁那里要与他一起逃走，表示愿“随他流浪到天涯海角，永不分离”。郭一则没有胆量，二则不愿意让她跟他一起吃苦，就婉辞谢绝了她的爱。她绝望地回到家中，不再作任何冲出去的尝试了。后来在寂寞的憔悴中默默地死去。巴金说：“我写的就是这样的爱情故事。我把两个少女不幸的遭遇合到一起了。其实，我奋笔写作的时候，在我脑子里活动的人物形象并不止这两个，我可以举出许多名字。”这说明，为了塑造典型人物，巴金选取了这两个人的悲剧的一些内容，又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概括。小说中的结局与现实中的原型并不一样。
二是构成有机的艺术情节。
情节固然可以虚构，但是符合生活逻辑的虚构，它的基础离不开生活事实中的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作家的情节提炼的工作，需要有生活事实的提引，有了这种提引之后，在艺术综合基础之上，就可以造成完整统一的艺术情节了。这中间很需要典型的虚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原型据考订是德拉马尔夫人。德拉马尔是从福楼拜父亲的医院出来的一个学生，其后在瑞镇做医生。他的续弦夫人姓古林瑞耶，嗜好小说，生活浮华，看不起丈夫，先结识了一个情夫，情夫却去了美国；随后又结识了一个律师的练习生，而且暗地举债，供自己挥霍。结果债台高筑，练习生和她断了关系，她不得不服毒自尽。身后留下一个小女儿。过不久，德拉马尔也自杀了。这是1848年的事情，见于当时里昂的报纸。福楼拜对此是知道的，并且实际是按照这个原型，构思、设计了小说情节。艺术高出于普通日常事实的加工，使这个庸俗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以至于福楼拜本人最后根本不承认这个原型。他在1857年致尚特比女士的信中说：“《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其实小说情节中的虚构是有的，但决非“全然”。他在致高莱夫人的书中说：“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没有原型的真实，何以谈到生活中有这么多“包法利夫人”？
三是向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开拓，触及矛盾尖端。
例如，屠格涅夫在中篇小说《木木》中，写了看门哑人加拉新的故事，这故事题材大体上是以真人真事为根据的。作者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一个专横、暴戾的女地主，她庄园里有一个哑巴叫安德烈，他身材魁梧，力大无比，在自己的职守上尽心竭力，深得女贵族的好感。他养了一只白毛褐斑的小花狗，起名为“木木”，女主人对这只狗忽尔非常反感，叫安德烈自己把这只狗沉在水里淹死了。他的“木木”之死，使他“起初的确很悲伤”，对此，只有屠格涅夫一人看到了，别人都没有注意，可是安德烈的悲伤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畸形的农奴制所压抑、所改变。他虽然心怀创痛，没有再摸过一只狗，但对主人的忠心依然不变。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对他也很优待，给他穿漂亮的短皮袄和腰部打裥的假天鹅绒的外衣，有时还赏给他一些钱，这使安德烈很受感动，这些都清楚地显示了奴隶式的妥协。这是屠格涅夫的母亲的养女席托娃记述的有关《木木》主人公加拉新所据原型人物的主要情况。按这个原型的具体事实描写可不可以呢？应该说并不是根本不可以，因为作者可以由此而批判一个处于奴才地位而却终于安于这种地位的万劫不复的奴才，甚至也可以据此实写一个惟主子之命是从的“忠仆”。屠格涅夫，对于自己家中发生的事情，他有自己的选取范围和特有的评价与处理，并没有迁就这个原型的自然状态。作者对原型材料的重大改变是在结局上。在小说中，哑人加拉新的爱犬因不接受女地主的抚摸，还龇牙以对，于是便不见容于女地主，她强迫加拉新把“它”投入水中溺死，加拉新为此在心中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愤怒”，与女主人决裂，不辞而别地从莫斯科回到了乡下，过一种独立谋生的生活。这是原型中极少存在的性格痕迹，但是又确定是以最初存在的“悲伤”显示过的。作者抓住了这个起点，然后又进一步发展内在的必然性，与时代的典型环境结合起来，创造了原型中没有或少有但却是典型存在的形象。这里有作者的虚构。这样虚构主要是加强加拉新的不满和反抗，改变那种主仆融洽的和谐结局。目的是为了用生活中存在的许多农奴主与农奴的尖锐矛盾的事实，来取代生活中的消极存在的事实，表现更富有时代阶级冲突意味的一种特殊情形。就存在来说，这种情形是更积极而更具本质主导性精神的生活现实，更具有未来发展意义的生活成分，能概括更多的历史性的内容。这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民主态度的推动，使作家更深入了现实历史的真实，写出了更富于历史本质概括性的典型人物。艺术与思想的这个结果，是完全忠实地描绘生活原型所不能取得的。
这种按更高的历史要求和思想性的要求塑造典型的处理，具有更大的艺术效果，也更使反动阶级恼怒和惊恐，据有关资料记载，沙皇官吏曾对小说的意向加以指斥，说“作者的目的是要指出，农民无辜地受地主的压迫，而且只能忍受他们的任意打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虽然这里表现的并不是农民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受的压迫，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篇小说那个有失体统的目的，恰恰相反……甚至使这种不成体统更加显著了。”这种因原型的改变而更大程度地深入揭示历史矛盾的现实主义处理，是许多现实主义大师运用的典型化方式，其社会意义连反动阶级中的一些敏感人物，也早已感受到了。我们也正是从许多如此这般的生活事实中，清楚地认识了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进行概括加工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