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秋雨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问世至今，已有11个年头，期间他又陆续出版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伴随余秋雨散文的出版，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余秋雨热”，批评界却对这个异类的散文一时不知所措，先是一味地叫好，继而群起而攻之，一时间，批评界的硝烟四起，评论文章蔚为大观，特别在初期简直是铺天盖地，然而，批评的热潮却在这两年本该理智地做些深入探讨与总结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以将之冷落一旁的结果而告终。综观有关余秋雨散文的批评，既有不乏理性思索的力作，又有仓促间的迎合与拔高，更有无端的指责与无聊的漫骂。在争论的硝烟基本散尽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场争论，摒弃非理性的意气之争，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一、文体划分的混乱
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招致广泛的批评与反批评，当然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在这诸多因素中有一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那就是散文界由来已久、悬而未决的散文文体分类问题。现代散文文体理论，从现代散文的产生之日起就存在先天的不足：缺乏严格、系统的文体分类。时至今日，尚未有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散文文体分类，有关散文范畴的争论仍在持续，散文范畴的不明确，致使散文的创作论、审美论、鉴赏论等方面的研究困难重重。
《文化苦旅》一出版，关于它的文体归属问题就引出许多不同的意见，而《山居笔记》的问世，则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散文理论家伤透了脑筋——无法将它笼统地放在哪一种现有的文体中加以观照，于是，大家各自以自己的理论修养予以各自的定义与表述，认定它的文体归属或者另起新名，余秋雨的散文就便有了五花八门的名称：学者散文、学术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随笔、文化随笔、大品、文艺性散文……这些分类的方法，有的是依据作者的身份，有的是根据散文的内容，有的则是按照散文的表现形式。很明显，无论哪一种分类在余秋雨的散文面前似乎都不足以概括，余秋雨的散文似乎不是以一种单一的标准能很好地加以概括的。尽管如此，批评家们还是试图先予以余秋雨散文明确的文体定位，然后以原有的审美规范去衡量评价余秋雨散文的优劣。然而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对余秋雨散文的文体定位是否恰当？原有的审美规范是否能够涵盖新的散文形式？
二、不规范的文体意识导致批评的偏颇
学者散文，顾名思义是依据散文创作者的身份而划分的一种散文文体，有人将它概括为“具有现代专业学者的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等富有从内容到形式各类要素的散文作品”。喻大翔，知识分子·学者·学者散文[J]，当代文坛，1999（6），又因为随笔乃学者散文家们最擅长的一种，所以往往又称为“学者随笔”。它不同于非学者散文家散文所表现出的重视主体个人的感性、体悟及经验的显著特点，其对知识的依赖性要远远大于非学者散文家散文，在散文中往往表现在较大密度地征引古今中外文献知识。正因为如此，这类散文，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往往以理性的标准压倒感性的标准，对文献知识征引的准确性往往强调到极致。恰恰余秋雨的头上罩着学者的光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余秋雨散文被如此众多的热心者挑剔“硬伤”，尽管有的是借题发挥，但毕竟师出有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对此类散文的误解。学者，是指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的人（一批为数不少的学者本身就是一流的作家，这种情况在现代散文中尤显得突出）。那么学者散文就只是指这一类人所创作的散文，从这一分类标准来看，它就不可能对散文的题材及表现形式有什么具体而本质的限制。事实上也是如此，学者创作的散文所涉猎的题材及表现形式是十分丰富的，有周氏兄弟、林语堂、钱钟书等人的议论散文之随笔、杂文、书话，有叶圣陶、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等人的人物小品与游记，有冰心、朱自清等人的抒情小品，几乎包容了散文的所有类项；在表达方式上，议论、叙述、抒情并用，很难单纯地用哪一种形式加以概括。而当今的批评家们为了分类的方便，硬生生地以他们艺术创作成就突出、已是当之无愧的大作家为由，将学有专长又有艺术感悟力的学者作家从这个队伍中剥离出去，人为地将这类散文的理性成分提升到极致而将其感性成分降至极点，非但降低了此类散文的艺术品位，而且几乎使这类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并在客观上使人们对此产生极大的误解。而再把余秋雨这属于既学有专长而又具备艺术感悟力的双重身份的人放在这种被扭曲的文体中加以观照，其中的悖论就不言而喻了。在许多批评余秋雨散文的“硬伤”和“伤感”的文章中，不管批评者是否有这种文体意识，都自觉不自觉的沿用了这一逻辑，我们只要略加分辨，是不难察觉其中的蛛丝马迹的。
而学术性散文、文化散文则是按照散文的内容来划分的，虽然如此，它却与学者散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是“学术性”，就非学者莫属，而文化散文也非文化人莫属。何谓学术性散文？还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定义，是用学术论文的笔法写散文，抑或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是散文而不是论文。然而，为数不少的批评余秋雨散文文化历史观的文章却将他的散文等同于论文。
胡晓明在《知识、学养与文化意识》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将余秋雨的散文定位在“学术性散文”上：“既然秋雨先生自觉、认真地将其作品作为学术性的散文来写，认真的读者也应该而且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接受；既然我们也习惯于将《文化苦旅》一类作品视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描述、一种在阐释，我们也就应该已获得了从这个层面作一点学术批评的权利。”胡晓明，知识、学养与文化意识[J]，文艺理论研究，1996（1），在这里，胡先生巧妙地先将余秋雨散文由“学术性散文”转化“成学术论文”，在“学术性”大旗下，胡晓明对余秋雨进行了全面的学术论文“指导”。要求余秋雨写都江堰不但得写都江堰的灌溉功能，还应写它的地形地貌，还得写它的运输功能，似乎不写这些，就无以体现出学术性，就表现出作者的知识结构的欠缺。使我们确实感觉到胡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广博与深刻，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胡先生将学术论文的规范强加于散文批评中，欲使之成为散文批评的圭臬，致使胡先生的真诚、广博与深刻变成一种尴尬。这种尴尬，不单是胡先生的尴尬，更是散文文体研究的尴尬。众所周知，散文是一种以突出审美功能为主要特征，注重抒写作家主观情感和情绪，强调语言审美意味的艺术形式，它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与学术论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可以“主观”，可以“偏激”，可以将作家瞬间的心灵或思想火花采撷出来，以获取与读者心灵的沟通与碰撞，从而产生巨大的艺术震撼力。而这种心灵和思想的火花可以是片面的，它无须讲究全面，有的时候它甚至是无理的、不科学的，但这都不妨碍读者与它心心相通而发出会心微笑。胡先生对学术的认真与执著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胡先生忽视学术论文与散文的界线，以学术论文的规范来替代散文审美原则，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的荒谬结果，那就是千姿百态的散文将沦为千人一面的科普知识，最终丧失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独特性。类似这样的“指导”构成胡先生这篇批评的主体，这里不再赘言。
而古耜先生也是主张将余秋雨散文归到学术性散文中，在几篇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余秋雨散文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提出了学术性、文化性散文的艺术标准：“一篇真正无愧于优秀称谓的学术性、文化性散文，除了在题材选择、思维方式、艺术表现诸方面，均应当独具风采、超乎寻常外，还必须有一种更为本质、更为内在、更为关键的审美特征，这就是，让整个艺术文体始终贯穿着、呈现着体现了客观真理性、历史科学性与时代先进性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流程，从而蒸腾起启悟心智、昭引认知的强大的理性力量。这是优秀文化学术性散文之所以优秀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切散文不朽之作的灵魂与神魂。”古耜，过于随意的历史解读[J]，理论与写作，1995（4），在这种尺度的检视下，指出余秋雨散文的“根本弊端是精神的返租、思想的陈旧和情感的落伍”。古耜，走出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1），古先生提出的学术性、文化性散文的标准，与胡晓明先生的提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却有本质的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尽管他也承认散文的艺术特征，但是，艺术特征在古耜先生的标准中是在理性统率之下的一种次要的因素，这种主张其实就是“文以载道”的现代版本。所以，与胡晓明相比，古耜对余秋雨的批评还不止限于观点的不全面、不客观，而是进一步地拷问精神、思想与情感。如果说胡晓明只是生硬地将学术的标准套在余秋雨散文头上的话，那么，古耜先生则是以一种单一、披着艺术外衣的学术标准来替代散文批评标准，他的单一的标准具体体现在他将原本可以并存的不同风格、价值取向的多元创作格局做简单划一的取舍。例如，从余秋雨散文中常常叙写“那种阴柔宁静的氛围与平和疏淡的画面”，就进而指出“在作家的笔下和心中，宁谧、平实、避世绝尘，已不仅仅是美到极致的自然形态，同时，它还是令人神往的生命境界。这边很有些封建文人仕途坎坷时常有的出世意味与隐逸色彩了。”古先生认为这种色彩出现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精神的返祖，思想的陈旧。历史文化包容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对文化传统的态度往往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是相互纠缠与矛盾着的，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就表现为在理性上持批评的态度，在感性上却萦心于传统文化，余秋雨散文中对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的矛盾心理在散文创作中是不可多得的，在散文中表现这种情绪，也正是余秋雨散文的优势所在。这种情绪，恰恰流露了当代知识精英心里的痛苦与挣扎。再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而对之取舍的尺度也绝不是单一的。但这一切在古耜先生看来，都是思想的陈旧、精神的返祖和情感的落伍，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在散文中，艺术的表现与思想的深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必须具备的因素还是可取舍的因素？是否允许作家以独特的情感方式表达一种“片面的深刻”？在理性和情感发生冲突时，允不允许作家放弃一些理性原则来保持他的艺术品格？在这个方面，许多散文理论家都早已做了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都已成了散文创作的不刊之论：“散文艺术作为作家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人格的艺术创造不能完全用学术理性来衡量，它有它自身的一套价值体系，那就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全部生命的感觉、情感与自由。”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J]，当代作家评论，2000（6），“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文学体裁”林非，林非论散文[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373.，“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林非，散文创作的点滴感受[J]，写作，1997（6）。本来这些都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为什么批评家们却丝毫不加以理会，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类似的错误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固守陈旧的文体规范而拒绝创新。
三、新的散文文体规范的建立势在必行
前面已经提到，如何对余秋雨的散文进行文体定位成了困扰众散文理论家的大难题，原因就在于余秋雨的散文与以往的任何一种散文文体都不相同，似是而非，他将叙事、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面对自然山水从容地吐纳历史知识与文化意识而使自然山水转化为人文山水，使之充满理性兼激情的思考，这些恰恰是余秋雨为散文抒写自然与历史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而他的理性与激情的统一大大地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但是，批评家们丝毫不理会余秋雨散文这些不同于别的散文的特点，削足适履地试图以固有的文体规范来约束之，而原有的规范又是那样的孱弱，如何能承载得了新的散文样式。
文艺理论中，辨体与破体都是促进文学繁荣的因素，文体不可能凝固化和绝对化。当今的散文发展已经清楚地表现出这种变体的趋势，打破了各种文类的界限，表现手法也相互渗透，在文体理论不能解决创作中的新问题时，当新的文体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我们不应该以某一种单一的价值取向来评价新的散文样式，更不能以原有的审美规范简单生硬地照搬硬套。所有的现象清楚地昭示我们，散文不能固守在原有的文体意识，应在散文发展的过程中自觉地完成文体的规范与创新，多种的艺术标准必须统一在一个相对完善的系统中，文学批评才能有规范地进行，才能获得一种从量到质的可比性，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所抛弃。
余秋雨的散文在当代散文中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说他的散文“开一代风气”也好，“只是一种变体”也好，但其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散文影响了一大批的散文创作者也是不争的事实，仅冲这一点，就值得评论界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予以持久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用无言甚至不屑一顾的冷落来“封杀”，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体现了评论界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评论者很难以一种自由的心性对评论对象加以客观理性的观照，只能导致对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妄下断言（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将余秋雨散文框在某一个固有的散文文体的某一类中，而应将之视为“散文领域中的一种崭新亚种”孙绍振，为当代散文一辩[J]，当代作家评论，1994（1），来考察，才能够冷静地审视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轨迹，才能够从容地思考余秋雨散文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东西，进而促进散文文体规范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