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以把读书修身分作两事，书尽读而身尽弗修，则读书一事，亦只好称为闲事。
终身之乐，即乐有救世济人之具。
诚则信人犹己，恕则待人如己。
凡人有报国念头，则尤息息不愿让于外人。外人之日冀我让，即日肆其吞噬之雄心。我亦丈夫，何为退缩至于无地？
天下唯读书为益最广，唯明理为心最畅。
人人能念国家，则人人自勉于学问。
——选自林纾《修身讲义》本文所引《修身讲义》内容均出自：林纾，修身讲义（上、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
一、成书背景
19世纪末期，林纾以“近世翻译外国文学第一人”而闻名中国的大江南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林纾一生执教50年，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教学资源。他在广泛阅读和研究中国古籍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经验，编选了《古文辞类纂选本》和一套从古代周朝到清朝的系统的《中国国文读本》，著有《评选船山史论》、《左传撷华》、《庄子浅说》、《震川集选》及《修身讲义》、《畏庐论文》、（《春觉斋论文》）等讲义，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修身讲义》虽在1916年作为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出版，但林纾讲授的时间却是在1906～1908年间。这一时间，正值晚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时期，在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规定了“修身”这一科目，开展“以儒教为宗”的道德伦理教育，并规定了相应的新式“修身”教科书，如《高等修身教科书》、《中等教育伦理学》、《伦理教科书》等。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65.“‘修身’教育对于传统的经学教育，在道德教育上有所承继，又有开新。所继承的是‘孝’为天下先的观念和其他个人修养。所不同于传统教育之处则在于国家社会观念的培养和政治意识的启蒙。”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1.林纾正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于1901年迁居北京，担任金台书院讲席和五城学堂的总教习，承接了“修身”、“国文”的授课任务。1906年，又受聘京师大学堂任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他没有选用当时通用的“修身”教科书，而是“取夏峰先生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久之积而成帙”，编成《修身讲义》二卷。林纾曾系统地钻研汉宋两代的儒学经典，在龙潭精舍读书时，也每日与徐祖莆讲诵程朱理学，有着很深的理学功底，所以，孙奇逢的代表作《理学宗传》自然成其首选。孙奇逢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与李颙、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对清初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理学宗传自序》中说：“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孙奇逢，理学宗传（第一、二册）[M]，济南：友谊书社，1989：10.其学说本源于陆九渊、王阳明，并兼收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思想，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他反对门派之争，对于两派他能平实地看到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他站在理学的立场上，汲取两派资源以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以理学为中心的古代学术进行总结，写成了《理学宗传》一书。林纾一直反对学术间的宗派纷争，他选择《理学宗传》作教材，自编讲义，重在“道器一贯，文行交修”。正如林纾在讲义的序中所言：“唯其无朱陆之分余深以为然”，“帙中朱陆并举，以有益于身心性命者为宗，不尊朱而斥陆，亦不右陆而诋朱，从夏峰先生之教也。”孙奇逢明末隐居苏门夏峰25年，自明至清前后11次拒聘不出，故人称“夏峰先生”。他与左光斗、魏大中以气节相推重。左光斗等因党祸被难，孙奇逢亲往营救。当时与鹿正、孙承宗称“范阳三烈士”。孙奇逢这种严守节操的冰清玉洁品格和他那诚挚待人，平实的学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性格中行侠仗义的燕侠之风正是林纾所崇尚的。因此，当清帝退位，林纾不满时局，便效法孙奇逢，以清举人终其身，这应该也是林纾选择孙奇逢的原因之一。
二、主要内容
林纾的《修身讲义》选取《理学宗传》中孙奇逢所列的11位大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中的7位圣贤语录逐条阐释、讲解，内容涵盖爱国强国、孝亲爱人、读书立志、克己修行、待人接物等诸多方面，以培养青年学生的道德品行为目的，以下略述一二以窥全貌。
（一）爱国
爱国强国是林纾一生矢志不变的宗旨。林纾生活在一个列强入侵、战事频发的乱世，作为一介书生，他不能亲赴前线，血战沙场，只能将自己的感时伤乱之情诉诸笔端。在《闽中新乐府》中，他这种愤念国仇、忧闵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他仇恨列强的入侵，也不满清廷的腐败无能，他曾向钦差大臣左宗棠控告军官谎报军情；也曾上书清廷，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抗议日本侵占我国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等地。特别是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让他大开眼界。面对国家的积弱不振，他希望能以译书为实业，提倡实业救国，甘为“晨鸡之鸣”，“儆醒”国人，不当亡国奴。他曾在《平报》“社说”栏中发表《译叹》一文：“呜呼！《译叹》何为而作也？叹外人之蔑我铄我蹂践我吞并我。其谬也至托言爱我而怜我，谋遂志得。言之无检，似我全国之人均可儿侮而兽玩之。呜呼！万世宁可志此仇哉！”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37.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其一生的教学中。《修身讲义》中，林纾在阐释圣贤语录过程时，时时不忘插入爱国、强国教育。比如他在讲解程颢语录：“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然后归之命可也”时做了如下引申：
吾辈身处今日，尚有作用之时。人人各存一国家思想，无惮强邻之强。亦正由彼中有男子，解得人事，故国力雄伟至此。我黄种人思力志节，何一稍逊于彼族？彼以强大之故，目我为贱种，蔑我以属国，据我之利权，夺我之土地，此仇真不共戴天！纾老矣，无拳无勇，徒为晨鸡之鸣，于事何济？今幸得陪诸子讲席，罄我所欲言之隐，与诸君子言之：须知强国在人心，全不属天数。彼罗马时代，西班牙、法国及日耳曼诸部落，尚为野蛮。即百余年前英政之漫无法纪，亦一黑暗世界。乃今日各国人人自振，讵天意专佑白种而不佑我黄种耶？亦在讲人事与不讲人事耳。今一言以蔽之曰：讲人事者，于富强可十得八九；讲天数者，但有亡国灭种，此外别无言说。（上卷第17页）
对程颐语录：“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如此说，便是自弃”，他依意阐发：
第一等人是万万不可让人，尤万万不让于白种，亦万万不能让与同种。需知爱群保种，是排外语，不让二字，是强种语。让白种作第一等人，我为无耻，让同种做第一等人，我为无己。国之能强，是合万己为一己，且人人各争第一等之人为一己，合此无数第一等人，而吾国立矣……凡人有报国念头，则尤息息不愿让于外人。外人之日冀我让，即日肆其吞噬之雄心。我亦丈夫，何为退缩至于无地……林纾不肖，然爱国之诚，几于无涕可挥，愿我同胞同泽同仇之青年君子，知得人间有第一等人，方为得环球上第一等国，拭目俟之，稽首祝之。（上卷第23～24页）
他鼓励学生面对国家危亡，“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不能空有一时的“慷慨之言”、“勇往之气”，“国溺矣，须大家同力一拯。人人能念国家，则人人自勉于学问。庶几有济，不佞谨拭目俟之。”虽然林纾受自身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的局限，他无法从现代政治学的层面给“国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在他的意识里，“国家”的概念更多指清廷，但他强烈的救国保种的民族意识，呼吁国民反抗外强侵略，不当亡国奴，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国民责任意识，都无愧为学生的爱国导师。
（二）孝亲
“孝”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之一。“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在林纾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忠孝”、“愚孝”思想在林纾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晚年林纾以大清举人身份11次谒拜崇陵，以表对清室的忠孝之心；再如林纾父母病重、病逝期间，林纾都是严格依旧俗行孝，焚香叩拜，日日哭祭，以致操劳过度病倒等等。也许正是受到程颐“凡事死之礼当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此等事数件，虽幼者可使渐知礼义”的影响。按照林纾的理解，“程子此言非谓奉生者薄而事死为特厚也”，他认为：
须知世间“孝”字之效果乃百倍于“慈”。孝仅一分，而父母先加哗赞，即戚党亦无不颂扬。试问父母无时无地，不用其慈，匪特人子视为固然，即旁观者亦无有以人之爱怜其子为奇事，然则孝子之优据地位，较之慈字为多矣。观此则奉养吾亲一事，似吾父吾母已预设一孝字以待吾。吾苟能曲体父母之心，父母之乐，几几乎描绘不出。（上卷第28页）
父母慈爱远大于人子之孝，做子女的一点孝心都被无穷扩大，而“古人重家祭，祭不于墓而于家，即欲令妇人孺子，观之知为吾所生之人，今已远矣，而自顾吾身，思吾身之所自来，则不能不念吾亡亲，俾令幼子稚孙，后日亦当如是之念我。名曰事死，几隐为生者之利益”。子女受恩于父母太多，无以为报，做子女的必须心存感恩，这才符合理义。因此，在讲授张载语录“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异，然后能教人”时，他以为人子、为人父的过来人的体验，真切地告诉学生，对待父母，一定要理解父母之意，“一望见父母颜色，一闻到父母言谈，但向好边设想，慈爱当心，自然父母之意，通是好意。不必向父母心上求索，但向子职当尽处求索，父母之意已探到八九。”他曾在《美州童子万里寻亲记·序》一文中说：“余老而弗慧，日益顽固。然每闻青年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唯云父子可以无恩，则决然不敢附合。”所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反对废斥《论语》，认为“《易》、《书》、《诗》、《礼》及《春秋》之言，童子固不易知，《论语》一书无所不包，可以由浅几深，何亦废之？始基已不以父母为然，又何有于国家……纾年六十有八，卖画译书月可得百金，则弃而不为而专力于教授，亦趁其未死之年，诠释论语之奥妙，佐以儒先之言，亦旁证及于西人之哲学”。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90～91.
（三）治学
《修身讲义》中有大量涉及“治学”与“修行”的内容。首先是学习方面。林纾劝导学生“人人能念国家，则人人自勉于学问”，“天下唯读书为益最广，唯明理为心最畅”。他特别注重指导学生讲究学习方法，在讲析程颢语录“凡人才学，便须知着力处，既学，便须知得力处”时，他分析道：
着力二字，不是漫无所择，鲁莽用功。玩一知字，是寻个好题目做去，则用力处，便不蹈空。不蹈空，即是着实，天下事莫不有实际实理。知得此实际，辨得此实理，几微不误……当入手处，即思我将来要成为何等人，做出何等事，今日便当用何等力。（上卷第11页）
程子言既学便须知得力处，不是导学者作得意语，玩“得力”二字，盖言此加功，则学中之基础已立。自人观我，是立境，自我观我，尚是进境……知得得力处，则此行必不走邪径。（上卷第12页）
他指导学生学习首先要确定目标，明确学习目的，从基础入手，扎扎实实落到实处。告诫学生，学无止境，千万不能“不以得力处为进境，转以得力处为止境。眼前何尝不乐？但只算得傲世而乐，不是乐道之乐。其中趣味，想知得学中艰苦者，必能别之”。他认为，学者“须有精明之识力，踏实之工夫，方成个学中之伟人”。所以，学习中“理会”很重要：
程子论学，重在明理。理明则物格，不必于事上理会，却理会到十分，然途径必由“沈潜”二字入手。故能沈潜于学问者，天下无闲杂之事，唯不可性急。性一暴躁，则脑筋腾涌，动至昏蒙，须极力主静，不去寻索，暂停片晌，或竟日，然后再作理会，则清机便逐渐而来。天下唯虚心者得实理……但理会二字，亦不是轻易说得。欲于事上理会，便须先省外事。天下真事理，必不在纷纶酬应中看出，贵在明理。明理二字，是清理本根之大节目，以理者事之准则，学者又理中一定之准则。（上卷第24～25页）
他特别强调学习不能守旧，“守旧即封其故见之谓。须知故见一封，则进境立刻中止。明知由此而推，尚有许多精理，只是不去悟他，抱定其所已有者，以为创获。看似笃信谨守之人，实则非是。盖笃信谨守之守，守道非守旧也。守旧之为义，迹似而实非，中间若有一己之识见，为之区划，轮廓重重，不敢越出尺寸，即明知有宜悟之理，顾泥守师说，执滞己见，终不以为是。”（上卷第38页）不守旧就要敢于质疑，“道贵在疑，能疑则获益滋大”。“见有可疑之理，第一贵问，问而犹不之明，则潜心体会其理。以二人之见，研此以辩白其是非，其又不得者，则更用其询访之力，大抵终有一得。故博学之人，有时见困于专门之学，一以泛而不疑，一以研而得实也。”（上卷第42页）“故善读书者，贵精而不必贵博”，“故读书人先以察理为贵，能察理则取道正而不邪，亦都无驳杂不纯之患矣”。
（四）修行
在立身修行方面，林纾更是从培养学生的思想秉性、言谈举止、待人应物、为人处世等方面出发，谆谆教诲学生：“克己可以治怒”。“怒亦七情之一”，但很多时候人们是可以以宽恕之心治怒的。面对人之所欲，他认为“君子之制欲，制其萌芽。欲之萌芽，即程子之所谓向。人心本虚，虚则多应，若不制定心君，一为外物所诱，瞬息即逐之而逝……故防欲最是难事，入手工夫，在一静字。静则能镜，镜字工夫甚深，一举念便辨得是理是欲，只不向快意上设想，私意中落笔，自然生出空明世界”。针对年轻人性子急躁、言语过急的状况，指出“言语紧急，是人生一大病痛”，“故少年人之情务敛，唯敛斯静，静则能辨物态，明道理，即程子所云习而缓也”，“习到自然缓时，偶然率真而言，而亦不为轻躁矣”。古人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林纾还教导学生对“恶”的态度：“名之为恶，无纤无巨。汝见是纤，则恶根已种。一种恶根，便把善根克去”，因为“恶而曰纤，初看便不是恶，是个小毛病。谓为小毛病，触人则人恕，即在己亦不能不加以自恕。顾今日添一小毛病，明日则又添之，后日则又添之，终久总汇必成个大大毛病矣。到大毛病时，除之便大不易易，然而推其病由，则有两个，一曰任意，一曰惯病”。因此，林纾教育学生，为人主要应当做到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真”。林纾认为做人一定要真心，不能“天下除一身以外，都是别人”。“脸上有心，而腔里无心”，这是虚情假意。待人需要真心诚意，就不能有私心。“大抵无私心者，第一要不欺人。人知劫人窃人者为盗，不知欺人者亦为盗。劫人之盗，在白昼，窃人之盗，在深夜，而欺人之盗，则包藏于腔子里。无论昼夜，均可觊人所有而据之。”有私心自然就欺人，人也就失其本真了。
第二是“诚”。真、诚相连，待人既要真心就得付出诚意。“故君子贵存诚，诚字纳理之门也。能存诚，则外感不即入。一心向正而趋，所造皆近正道，而精力益因之而王，此所谓贞固干事也。此心既诚，处事接物，未有不诚。”所以，“守定一个诚字到底，诚字全在意上做工夫。意诚则百事无不诚。意中如是，事中亦莫不如是……存诚亦不必是难事，即所谓收放心也。收放心，可以自己作主意，极力与私欲战，战胜私欲，即正心工夫矣。”在讲析薛瑄语录：“处人之难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辨是非，较长短。惟谨于自修，愈谦愈约，彼将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较焉”时说道：“天下惟诚足以感人，既能不触小人之锋，尤能折服小人之气。舍一诚字，别无他法。然诚无不明，明即智之谓。谦约二字，即从是而生。”
第三是“勤”。年轻人要讲精气神，即“养精力”。那么，精力如何养呢？林纾指出“舍读书明理四字外，更无可用吾精力者。读书明理，则张吾精力”。但年轻人往往精力不足，原因在于懒和散。“天下之最患者，在懒，在散。懒之流弊，如睡汉，散之流弊，如放豚。懒字一中于身心，则将奋而即息，稍前而复却。散字一施之日用，则处事失其统，治家弛其防。”因此，年轻人读书做事，重在一个“勤”字上。针对陆九渊语录：“学者不可用心太紧，今之学者，多是多事，未必有切己之志，须自省察”，林纾阐释道：
心一耳，向大处着力，要处用功。主意一定，便无事，以后但循此主意做去，那里生出意外枝节？所患据肤浅之见，持偏执之说，极意求好。一边向内中用功，一边向外间着力，遂觉方寸中，生出无尽烦扰，无穷牵挂，此便多事矣。（下卷第17页）
指出学者不可用心太紧，不可多事，“多事之人，无镇静有主之心，又好揽事。临头时始去安排，上手时又多草率。因安排不妥，则生焦烦，以草率不完，愈加敷衍，手忙足乱，何曾了得一事？”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盖‘勤’字与‘紧’字有别。‘勤’是安心做去，节节皆有课程，‘紧’是一切都兜拢来，件件棘手。”
第四是“勇”。林纾虽是一介书生，却也是一个正义之士，他一生行侠仗义，为人称道：他曾向钦差大臣控告军官谎报军情；也曾上书朝廷，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等地；他一生捐资万金接贫济灾；他曾收养多个亲友遗孤直到他们成人、成家；他不图虚名，曾多次拒绝可享受荣华富贵的高官职位，而执教一生；他不满军阀腐败，对欲借其声名笼络人心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重聘坚辞不就，并写诗作文，提出反对意见。他非斗士，一生却充满勇者气概，从不退缩。林纾反对有勇无谋的蛮干，他曾经对义和团表示不满，称这些“乱民”盲目排外，无益于事。提出爱国要拿出实力，指出“以蛮法抵御，势无不败，道在于学问中求抵御，合群上求抵御”。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林纾认为的“勇”并不只是在爱国保家、行侠仗义上，他还教导学生，一个人的勇敢还体现在勇于改过上。在讲述朱熹语录：“改过贵勇，防患贵怯”时，林纾作如此解释：
勇者著力之谓。著力在求名求利之场，则必有败衄之一日，特非论于改过……吾辈何过？作人不长进，为学不刻苦，即是过……试观圣人言过，曰可以无大过，曰过则勿惮改，曰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圣人何等神勇，到晚年时节已臻所欲不踰矩之极地，而但曰“可以无”三字，可见平日之恳恳于求过，已不遗余力。惮字是不勇之正面语，不惮即勇，一惮即不勇……可见圣人之不违过，即是圣人之勇于改过也。人能体此三语，尚何留过之有？（下卷第3～4页）
林纾希望学生要敢于面对自己的过错，并敢于改过就是“勇”。林纾曾经敢于坚持己见，为了捍卫自己喜爱的古文和传统文化，孤身一人，不惜以古稀之躯，对抗激进的新青年。双方在争论中有时言辞过激，甚至互相谩骂，当有人对林纾的态度提出批评时，林纾不顾念自己的名气与长者之尊，在报上公开致歉，检讨自己的过激言词。其勇气着实令人钦佩，为后辈树立了一个勇于改过的榜样。
三、讲授特点
一门“修身”课程，涉及道德品性、行为规范、为人处世等人生各个方面，林纾不选当时的新编教材，却选取明代理学家的专著来讲析，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时时不忘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当然，他也担心“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师生会双双厌倦，然出乎预料的是：“自余主讲三年，听者似无倦容。一日钟动罢讲，前席数人起而留余续讲。然则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试之实业高等学堂，又试之五城中学堂，皆然，似乎此帙为可存矣。”实践证明，如此内容、如此讲法，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他曾在《与唐蔚芝侍郎书》中提到其授课的300多名学生，“中亦杂贵游之子弟，咸与纾亲善如父子焉。盖纾临讲，一涉及伦纪辄拊心痛哭者数矣。弟子颇感奋，知自爱。”可见，林纾在讲授过程中，除内容外，他讲究授课方式，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课生动感人，都是其受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
（一）逐字逐句依意讲解，浅显易懂
林纾曾在《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和《再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林纾，林纾诗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74、276.两篇文章中论及自己对“讲义”的看法，他认为古文自古以来就没有“讲义”，“讲义实肇自南宋之设禅，亦曰语录。”宋儒讲学就是讲者口授而由弟子记录，称之为“讲义”，后也沿袭称为“语录”。讲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平易”，不能“自炫其奇”，故弄玄虚，那是“得道之浅者”的表现。“讲义之体，虽用白话可也”，它的目的就是“导人之程途以明白为上”。所以，他讲课都力求平实，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讲明道理。作为古文大家，名噪大江南北的翻译家，林纾一点不端架子、卖弄学问，比如：
程颢语录：“责上责下，而中自恕也，岂可任职分？”
林纾讲义：
职是当尽之职，分是应尽之分，任是能胜此职分而无愧者也。须知尽职者，必不言劳，尽分者，必不夸功，正以职分既属之我，无负此职分……乃今人则不然。身处积弊之中，则长日叹惋，以为上司养尊处优，而不达下情。下属奉行故事，而不讲实际，说得通彻透亮，却不曾把己身放入其中评量。试问上司固可责，然仗吾精诚入告，或有见听之一，下属固可责，然磬吾肺肠与语，必有知耻之一日。上司下属，吾一身能为之关轴，亦可以运转而流通。乃己则懒散勿言，以为身统大权者，尚而如此，何有于我，而有司又蠢蠢无才，虽百鞭之亦不为动，胡足深责？吾今特随缘听鼓，旦晚亦乞归林下矣……此念一生，即程子所云“自恕”。须知“自恕”二字，一转眼即生出一个“苟”字。“苟”字亦不是无工夫，工夫专在支吾上用，不在实力上用……（上卷第15页）
薛瑄语录：“轻当矫之以重，急当矫之以缓，褊当矫之以宽，躁当矫之以静，暴当矫之以和，粗当矫之以细，察其偏者而悉矫之，久之气质变矣。”
林纾讲义：
“矫”字工夫，非纯诣也。然下手处，不能不如此。因循人似有从容不矫气象，而贻误终身处，亦在此。“矫”字是力反所为，朱子言如此是病，不如此是药，正是矫字真正力量……“轻”字是少年通病，矫之以重，不是装成老样子，不过于大快意处一检点，太疏放处一检点，太草率处一检点，便自不轻……“躁”与“急”同，然亦少别。急是欲从速了结……躁则必妄，妄则必跌……“静”字工夫不少，诸葛公之宁静致远，正由“静”字入手，方能趁机观变，成偌大事业。“暴”字尤为吾辈所忌……至于“粗”、“细”之别，全在明理，理明识定，断无粗率之病……（下卷第36～37页）
林纾在此逐字逐句分析得细致、明了，引导学生看问题要全面、客观，要从辩证的角度分析问题，比如在讲解程颐语录：“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为伪也”时，林纾先分析“名”与“实”的关系：“实者名之干，名者实之华。两两比附，天下无无实而有名者，亦无无实有名之人，可以久享大名者”，之后又进一步阐发：“然只说不要近名，是说不可急于要名。不是劝天下万世忘名。须知不爱名之人，亦不能算个男子。‘须’字与‘要’字相举而言，是说汝要名，即须实，无实，即无名。‘不要近’三字，亦不是‘离开’意，是说名固自有，只不要冒失取来，先须尽吾之责任，竟吾之事功。实到那里，名即随之而得。若有意近名，总有一种矫伪痕迹。”林纾非常客观辩证地解释了“名”与“实”，“要”与“不要近”的含义。他鼓励学生上进，但又必须分清“名”与“实”的关系，要做到实至名归。
又如林纾重孝，在《修身讲义》中也教导学生要理解父母、孝敬父母。父母对孩子的心意都是好的。但同时，他也客观地看到，在父母一方，也有育儿不当之处，学生将来也要为人父母，学生也当明了。所以，他选取了朱熹语录：“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必欲其如此，则邪矣。”（下卷第7页）林纾认为，“爱子必包却‘欲’字在内，父母之于子为尤甚”。他分析道：“吾人一身之出处进退，自量德器才具，都能明白，亦有极力上趋者。力趋不到，尚可收心而止，然力止而愿欲未尝止也，于是乎责偿于其子，冀以酬己之志。譬如其子不能曲如其意者，即可就中生出必欲二字之流弊。”在这种情况下，做父母的“或鞭策其子，就于功名，貌不事豪华，或隐导其子，附于势要，种种与己相反之事，以爱子之故，亦冒为之，此一节也。其稍高者，则己力所不能至之事，亦多方策励其子为之，为之不至，则嗔责旋随其后”，他指出“人人各有才分”，“爱子是一事，欲其子之如何又是一事。爱子分也，正也。为分外之要求，作不情之策勉，非分也”。林纾在此非常客观地指出了父母的爱之过，这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善用比喻和生活常理讲明事理，生动有趣
张载语录：“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
林纾指出造成“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任意”，二是“惯病”。他用了通俗易懂的两个比喻来说明此理：
“意”字大类火种，用以然灯，用以举爨，则火虽有力，乃受用于人，足为人利。若投之于焦蓬枯草间，及衣物家具之上，无论星火皆足燎原而毁屋。而其始未尝非纤小之焰，不遽为人害，惟不除之，害因立作。至于“惯病”二字，则犹近世阿芙蓉之瘾，明知其为害，顾习于便安，不去除他，迨至身薄体疲，百病交作，虽欲除之，而已无力，遂贻为终身之祸。（上卷第31页）
在论及“读书贵精不贵博”时，他比喻说：“正如药笼中撮药，撮了此件，杂以那件。终日劳劳碌碌，亦曾逐件考过本草源流否？纵使尽得源流，加之考证，亦便他人观览寻觅，与己身体力行者何涉？”又如讲解程颢语录：“不学便老而衰”，林纾这样分析：
凡人安有不老？救老究有何术？曰：学也。譬如今日之日，是天与我以为学之时，虚了此时，即丧了此学，时日固不可留，而能于每日中各有课程，不误课程，即算不虚此日，即算不虚此生。应为而为，以至于老，年衰而吾学固不衰也。若不学则类治艺之人，晨起而赴工场。而场中适罢工，则治艺者已不得此一日之饭食。纵使明日更作，已失此一日之时光矣。（上卷第4页）
他在告诫学生勿以学问骄人时，以“学问”和“武技”相比拟，说：“至学问一道，尤非骄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纾则尤谓学问与武技同其危险。武技之有少林，可谓精极，然张三丰则尤称为内家。以外家之术遇内家，往往而败。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将严肃的问题寓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中，生动有趣。
除了用比喻和生活常理之外，林纾还在讲解中通过生动、形象的表述，活跃课堂气氛。比如讲解程颢的语录：“克己可以治怒”，他首先对“怒”之状作了一番描述：
先审其状：跳踊呼号，群人聚劝。劝者无术，怒迁其身。亲密生其离沮，尊长至于凌轹。此直市井恶少之行。（上卷第8页）
把一个人发怒时的丑态与危害生动地描述出来，让学生感觉到发怒产生的不良后果，再讨论如何克己治怒，学生自然乐于接受。
（三）真情实感，不居高临下，平易近人
林纾讲解受欢迎还在于他从不以老师身份居高临下，以训导的口吻来教育学生立身修行，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共勉，对学生寄予希望。感情真挚、情真意切，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我们在《修身讲义》中，随处可以看到以下语句：
故程子言不学便老而衰，玩一“便”字，何等迅速，思之当凛凛生畏。若纾者，则老而无学者也，所愿与觥觥诸君子勉之。
吾辈但实力做去，亦终有效验。
诸君子觥觥英年，将来任事，必有可观，能时时念及驽朽之言，则功业可弹指俟也。
纾老矣，无拳无勇，徒为晨鸡之鸣，于事何济？今幸得陪诸子讲席，罄我所欲言之隐，与诸君子言之：须知强国在人心，全不属天数。
林纾不肖，然爱国之诚，几于无涕可挥。愿我同胞同泽同仇之青年君子，知得人间有第一等人，方为得环球上第一等国，拭目俟之，稽首祝之。
然纾不孝人也，终天之恨，至今耿耿，焉敢持是以教人？不过张子所言如是，纾用私见，加以阐说。诸君子幸匡我不逮，至盼至盼。
诸君子以为何如？
愿同学诸君子勉之勉之！
纾心忧之久矣。所愿同学诸君子，力求实业，专意商战，庶几吾华有生苏之望。编述至此，泪与笔俱矣。
切记切记！
有如此平易近人的老师，如此情真意切的讲课，学生自然能与之共鸣，产生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四）与时俱进，联系实际，生发创新
林纾讲授“修身”课程时期，已有新式的“修身”教科书，其内容涉及国家、政治观念、道德等。林纾没有选择新教材，而《理学宗传》中诸圣贤语录也未能涉及新思想与新内容，林纾便在讲授过程中，与时俱进，通过结合当下形势，引申开去，作进一步阐发，不拘泥于圣贤的本意，提出自己富有创新性的见解，开启学生思路。他在讲解张载语录“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异，然后能教人”中就指出：“然既名为讲义，则不能不以私见论之”。这应当也是他讲课深得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爱国是林纾一生的为师宗旨。林纾多次在讲析中，针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呼吁学生要振兴国家，不当亡国奴。如讲解张载“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时，林纾最后由谈论学习的话题，引申到国家层面：“非特为学，即为国何独不然？外间之新法、新理、新政、新学，精益求精。而守旧者，仍以腐之旧学，与之抵制。此理人人知之，即三尺童子，亦无不知，而冒称理学者，独不以为可。然而横渠所言，固大理学家之言也。‘守旧无功’四字，可云切中学中之弊，亦可云切中国家之弊”；再如，在论及程颐关于“一等人”的问题时，林纾已经用到了当时流行的“竞争”、“物竞”、“争存”等词，动摇了传统的“谦让”、“礼让”等儒先观念，目的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强国斗志；还如针对张载语录“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纾自由发挥，把它与时下所说的“平等”、“自由”联系在一起，等等。
除此之外，林纾在讲解中还善用典故、注重逻辑推理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修身讲义》的局限
综上所述，应当说，林纾的《修身讲义》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行为秉性、治学、处世等方面的教育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很多思想内容传承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所以，在新式“修身”教科书于1904年起大量出版的情况下，作为开创“教科书时代”的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仍将《修身讲义》作为“师范学校”、“中学校”的“修身”教科书出版发行。
与同时代著名的“修身”教科书比较，无论在体例、结构，还是内容上，《修身讲义》都有很大的差距。从这一角度看，它仅是讲义而不是教科书，内容也仅限于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强调道德律己，而没有能够以更加科学的现代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来引导学生考虑国家、制度、法律、人格等问题。比如，关于“国家”的概念，关于“平等”、“自由”的解说。他认为：“平等宜作敬人说，自由宜作不侵犯同类说”，也就等同于圣人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已经不是“平等”“自由”的本义了。这是林纾自身知识结构、思想意识的局限性。时过境迁，今天自然也不宜对林纾再有苛求。林纾和他的《修身讲义》有其时代的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晚清道德转型时期的驳杂情状，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