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原说：“可我在图书馆里没看到几篇科幻啊。”三酒说：“那大概是因为后来其他手稿多了吧。上世纪末文学不吃香啦，发不掉的文章越来越多。岑老回了老家也不闲着，给报纸写点‘豆腐干’，组点聚会，再加上本身在北京那么多年，全国各地都有点老关系，有些事情能帮上忙，所以在当地文化圈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图书馆里那些馆藏，大部分就是这帮老哥们、老朋友的东西，还有老哥们的哥们、老朋友的朋友的东西。所以在上了年纪的本地文化圈里，这个作者比读者多得多的小图书馆其实名声在外，甚至远播苏、沪、皖等地。不少老人家临终前让子女把毕生所写但没发表过的稿子寄来，三酒的爷爷就是这样——他文章太少，无法结集成册自费出版。”
听他这么一说，鹿原想到了红光满面、戴着贝雷帽的闻老师，还有岑老的感慨，“没有那么多老朋友了，也没那么多仇人了”。鹿原小时候也爱看《科幻天地》《幻想王国》这些杂志。相比之下，岑老最早的馆藏焖了二十年，如今早已跟不上时代。也许它们得永远焖在这里，即便岑老有一天故去，它们也会阴魂不散。而只有提笔写字之人，才能隐约感觉到那些空气中的幽灵。
第二天早上鹿原强忍着头疼爬起来，走下楼梯时几乎想手脚并用来维持平衡。昨晚喝了两瓶太雕王之后，他们又喝了点啤酒。三酒之所以叫三酒，就是因为每天要喝三种酒才能睡得着。鹿原喝完第一瓶啤酒就有点不行了，三酒打车把他送回了五脂巷。他的神智不清导致饭局留下两个遗憾：一是一桌剩菜没打包，二是没能问问，他现在这八百元的图书馆工资里到底有多少是三酒出的。
知道了岑老家中的变故之后，今天再看到这个经历坎坷的老头，鹿原反倒不敢长时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了。他莫名有种负罪感，好像自己就是他那个断绝关系的大儿子，走出家门不再回来，杳无音信，冷酷无情。哪怕老人看上去已经练就了在铁板面孔和虚弱摔倒之间自如切换，罪人终究知道自己的罪孽何在。
老先生大概是嫌鹿原昨晚睡觉呼出的酒气太重，把窗户开大了点通通风。那扇窗似乎比岑老还老，框子变了形，不能完全合上。好几次被音像店吵到，鹿原都按捺住用暴力关窗的念头，生怕用力太猛，搞得整堵墙都裂开。
本以为这是个一如往常的平静日子，却在十一点钟时来了位访客，是个长着马脸的中年男人，颧骨消瘦，眼袋很深，两手空空。他客气地敲敲门板，轻声问：“这里有位岑老师吗？”语气中却没有慕名而来的那种崇敬，只是单纯的和善。岑老缓缓抬起头说：“我就是，你是哪位？”男子走到岑老面前，鹿原没给他让座，对方也没要坐的意思，从内兜里掏出一个证件，递给岑老。老先生拿过来一看，眼皮像被烟头烫了下，问：“你有什么事？”男子拿回证件，两人一给一递动作很快，鹿原没看清到底是什么证。
“哦，也没什么，主要就是来了解一下，看看您这边的情况。这里的稿子，都是没发表出版过的？”岑老点点头。“不限制谁写的？”“主要是些老朋友，文化人。”“能借走带回去看？”岑老摇摇头：“不带出门，只能在这里看。”“那，谁都能进来看？”岑老犹豫了下，点点头：“不过平时没什么人。”鹿原在旁边想，自己可以作证。但中年男人真的朝他看过来时，他却畏缩了。男人的表情很随和，但总感觉那种随和是漫不经心的，缺了一点温度。岑老介绍说，这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外孙，在这里帮忙。男子笑笑，问：“那我可以随便看看吗？”岑老没说话，男子便走到书架边上。一老一少都留在椅子上，却表情迥异。鹿原皱着眉毛，好奇地盯着。岑老面无表情，身子前倾，长时间里除了胸膛起伏和眼珠子跟着男人的手臂动作转动，其他部位一动不动。
中年男人翻看稿子时动作小心轻柔，仿佛身处真正的图书馆或者书店。他在第一排书架上翻了十来份稿子，又往第二排书架走去。岑老拿起桌角的烟，点着抽了两口觉得味道不对，拿下来一看发现滤嘴忘了摘。
男人很有耐心，在第二排书架这里看了足足大半个小时，这才去往最后一排。鹿原感到无聊，埋头继续写自己的小说。而岑老摸出了今天上午抽的第八支烟。直到十二点过了一刻钟，远远超过了老人的饭点，男人才从书架后面走出来，对岑老师说：“您这里文章真多，挺好的，弄这么一个地方，很有特色。”岑老“嗯”了一声，等着后话。但对方只是说：“今天打扰这么久，不好意思，您继续忙，我走了，再见。”还朝鹿原点点头，转身出了门。
岑老的肩膀顿时松弛了下来，再度点了支烟，呆坐了会儿，自言自语道：“一定是那个女人。”
鹿原没敢问男人是何方神圣，但岑老说的女人他知道指谁。老先生将近八十岁的年龄是最好的防御武器，但不是万能的，他自己最清楚这点，所以很快行动起来，把烟头扔进脏杯子里，起身走进了手稿的丛林。鹿原跟着紧张起来，问：“要我帮忙么？”岑老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抱着几摞稿子从两排书架间探出半个身子，老花眼镜滑到鼻尖，盯着年轻人，叹口气说：“你先去吃饭吧，把门带上。”
年轻的小说家伤了心，甚至有点懊恼，刚才通过危机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细微的同情被揉得粉碎。他点点头，走到门口，抓着把手，望了眼楼下。告辞的马脸男人并没有像他妄想的那样站在下面候着。在关上屋门的一刻，鹿原听到了老人的喃喃自语：“说没就没，说没就没……”
接下来的几天，岑老打乱了平时所有的习惯。他时常一大早七点就来，让床上的鹿原猝不及防，重演第一天早上的悲剧。他有时一连抽五六支香烟，有时候一个上午只抽四根。回家吃午饭的时间也变得紊乱，好几次，他下午还会回到图书馆待上两个小时，害得鹿原不能自在地抽烟。岑老看稿子时也心不在焉。图书馆少有人来，屋外的一点点动静足以让老先生紧张不已。比如楼下公共厨房里阿姨们走进走出，外面马路上救护车开过，隔壁邻居上下楼梯，甚至明明什么响动也没有，老头都会忽然抬头，盯着门口，过几秒钟再慢慢低下去。显然他的耳朵没有那么不好使。
鹿原也被这种风声鹤唳的气氛感染了，岑老看稿时猛地一抬头，他也跟着抬头；岑老盯着门口，他盯着岑老；岑老低下头，他再看看门口，方才低头。过了一会儿岑老又猛抬头，他再跟着做一遍。若长此以往，颈椎都要坏了。这一老一少仿佛卷入了一场间谍游戏，谁都不能轻易脱身。岑老显然已经取走了一批稿子，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是死是活，稿子现在在哪里，只有老先生自己知道。可鹿原每次下楼去吃饭、上厕所，也变得疑神疑鬼，想那个黑眼袋的马脸男人会不会就在路上或者巷子口等着截住他问话呢？用老话说，他属于城市户口的“盲流”，是这个图书馆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即便只过了一天，他已经无法在脑海里重构那个男人的长相了，只记得眼袋不记得眼神，只记得马脸不记得五官，对方穿什么衣，有多高，嗓音粗还是细，头发朝哪边梳，似乎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他来过这里，仅此而已。
有一天楼梯上响起了陌生的脚步声，在两人犹疑的目光中，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问：“岑老师在吗？”屋子里居然很久没有人说话，鹿原看看岑老，第一次因为老人脸上的那种表情而心生怜悯，抢在岑老开口之前问对方有什么事。事实证明这是虚惊一场，来者是个送书稿的退休中学教师，他的唯一一部作品被出版社拒绝了二十多次，也没钱自费出书，经人指点得知了岑老师的图书馆，特来拜访。知道了来意，屋子里每张纸都松了口气。鹿原并不怀疑这人的身份，他表露出的小心翼翼和挫败感，分别是岑老和鹿原这几天的精神常态。他的随和也是真诚的，可能在他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都没跟学生板过脸、骂过人，上课遇到顽童只能无奈一笑，然后默不作声地转身去写板书。遇到出版社的退稿，他大概也只能无奈一笑，默不作声地转身离开。岑老那个同样当中学老师的儿子看上去可就比他精明市侩多了。
退休老师和岑老聊完，依依不舍地给了稿子，起身告辞。鹿原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试探着跟岑老搭话：“上次那个人……不会再来了吧？”岑老在记录本上写字的手停了一拍，讲：“不一定，不一定，好好的东西，会说没就没的。”鹿原说：“都过了快一个礼拜了。”岑老写完最后一个字，非要让纸张“吃”一会儿墨水，才合上本子，这是他以前用毛笔写字养成的习惯。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不来，就是来，天天来。”老先生把本子放回桌上，说：“我身体有点不大舒服，先回去了，等下不过来了，你下午的时候就一直把门关着吧。”
“岑老师，我……”鹿原不自觉地站起来，似乎这样能增加一点勇气，“长沙有个朋友开了家文化公司，叫我去帮忙，我可能过两天就要走了，先跟您打个招呼……”
老先生摘下老花眼镜放进衣服口袋，说了句“好的”，就走了。从窗口看着老人走到马路上，鹿原关上屋门，坐在被老头屁股焐热的椅子上，取出自己的牡丹烟，捏住过滤嘴，也想把它摘下来，却无法像岑老那样轻易做到。他只能用上力气生拉硬拽，结果弄破了烟纸，烟丝撒满了桌子一角。他骂了句娘，把桌面扫干净，点燃了尾部很不完美的无过滤卷烟，也学着岑老的样子，左手攥着烟，背往后靠，以墙作枕，觉得自己和图书馆主人一样苍老疲惫。
昨天下午岑老也不在，邮递员上门来交给鹿原一张邮政汇款单，名字是他真名，金额为八百四十三元，备注写着“鹿曜稿费转”。鹿曜是堂妹的笔名，是鹿原以前亲自帮她取的。他晚上出去吃饭时到小卖部打了个电话过去问。堂妹说这是她在一个杂志上发表小说的钱，直接让编辑汇给了鹿原，原本是八百五十元，扣税扣掉七元钱。鹿原嘴巴微张，咽下一句话，改口道：“太多了，这钱太多了……”堂妹说：“你备在身边吧，以防万一，反正我在这边不需要花什么钱。”要是堂妹的学校不在上海市中心，鹿原大概会信这话。他问文章是发在什么杂志上的？堂妹说了一个他没什么印象的名字，但毫无疑问跟严肃的文学不搭边，还好他没说“我去买来看”，只是说“恭喜啊恭喜”。话一出口，他被自己吓到了，那种语气像极了岑老拿着闻老师新出的书的时候。
“我的稿子有消息吗？”
“没有……”
“哦，没事，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