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娃·庇隆是一位传奇式的女性。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她的芳名家喻户晓。在世界其他地区，她的知名度也很高，有许多文章、书籍乃至电影专门讲述她的故事。她英年早逝，在尘世间只活到33岁，但她在阿根廷现代史上的影响至深至广，没有任何其他女性领袖能望其项背。即使在她去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们仍能经常感受到她的存在。她就是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的夫人玛利亚·埃娃·杜阿尔特·德·庇隆。
玛利亚·埃娃·杜阿尔特，1919年5月7日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洛斯托尔多斯镇。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虽然位于富饶的潘帕斯大草原，但当时尚未开发，偏僻而落后。父亲名叫胡安·杜阿尔特，母亲是胡安娜·伊巴古伦。当玛利亚·埃娃不满一岁的时候，杜阿尔特先生离开了她回到了奇维科依镇他的原配夫人那里。从那以后，伊巴古伦和她的孩子们就开始过上清苦的生活。她们一家不得不迁出原居，搬到简陋的住房栖身。为了贴补家计，伊巴古伦整天帮别人做缝纫活。最使她们难堪的，还不是贫穷，而是邻里街坊有人当着她们的面冷嘲热讽。
埃娃6岁时，她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埃娃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老师的印象中，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黑头发，皮肤白得像瓷器，自我专注、内向、灵敏，身体单薄”。她喜欢朗诵诗歌和表演，喜欢看电影。她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诺曼·谢勒。埃娃的梦想也是当个演员。
埃娃15岁的时候，果真开始为实现自己当演员的理想而奋斗。
几年之后，她开始在广播剧中渐露头角。在她那个年代，广播是十分重要的传播媒体，听众很多。而阿根廷的广播电台事业很发达，在美洲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埃娃善于扮演穷苦家庭出身的姑娘如何经历无数磨难最后得到幸福的角色。可能是因为与自己的身世相仿的缘故，她可以把这类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以后她又自组广播剧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电台演出，名声鹊起，月收入增加到5000多比索。她终于获得成功，成了一名电台演员。
埃娃与庇隆初次相识于1944年1月。那时阿根廷圣胡安市刚刚发生了大地震，损失严重。阿根廷全国为灾民举行募捐。庇隆时任军政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长兼陆军国务秘书，负责组织募捐活动，而埃娃作为演员，积极参加了募捐活动。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坠入爱河。埃娃当年24岁，年轻美貌，光彩照人。庇隆48岁，但他的外表要显得年轻得多。行伍出身的他，上校军衔，高个宽脸，粗眉大眼，白齿黑发，性格开朗，雄心勃勃，有军人阳刚之美。自从他的第一个夫人奥莱丽亚·蒂松5年前因患卵巢癌去世之后，他一直鳏居。
1945年1月，庇隆出任副总统，同时仍兼任陆军部长和劳动部长两要职。庇隆在劳动部推行亲近劳工的政策，使他的名声大振。虽然如此，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时的政治斗争逐渐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庇隆而展开。在庇隆与各界人士的接触谈话中，埃娃经常旁听。开始时，她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她只知道支持庇隆，维护庇隆。
军政府在执政两年以后，招致各方不满。人们要求早日举行大选。庇隆大权独揽以及他亲近工会的政策，引起部分军官的担忧。庇隆公开与埃娃非婚同居并带着她去军营和出席公众活动，不符合传统的行为规范，也引起这些军官的不满。
在一批思想守旧的军官们的压力下，法雷尔总统要求庇隆辞职。1945年10月10日，庇隆签署了辞去副总统、陆军部长、劳动部长三个职务的辞呈，同时要求辞去军职。10月13日，总统下令逮捕庇隆，将他秘密关押在马丁·加西亚岛。埃娃担心庇隆的安全，多方奔走求助。
在阿根廷现代史上，1945年10月17日这一天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那一天发生了阿根廷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游行，从此以后，阿根廷的劳工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天，也是庇隆主义党诞生的日子。对埃娃来说，这一天开始了她政治上的新生。她感谢劳工大众挽救了庇隆，同时她也对劳工们承担了义务，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劳工联系在一起。以后的岁月将证明，在庇隆与劳工的联盟中，埃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7日当天深夜，庇隆获释回家。4天以后，庇隆与埃娃举行民事婚礼。同年12月，两人在拉普拉塔市圣蓬西亚诺教堂举行了宗教婚礼仪式。埃娃对庇隆的崇敬，庇隆对埃娃的器重，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对。
1946年2月24日，阿根廷的大选如期举行。庇隆获得了52％的选票，当选总统。6月4日，庇隆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庇隆充分利用当时对他十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
在庇隆当选总统的过程中，人们随时都可以见到埃娃的倩影。
埃娃成为总统夫人时，年仅27岁。作为总统夫人，她需要参加各种礼仪和社交活动。同时，她也参加工会的一些工作。在庇隆之前，没有一届阿根廷政府重视劳工。庇隆领导的政府则特别重视劳工，所以庇隆被称为“工人的上校”。埃娃开始时是跟着庇隆一起访问工厂的，后来她自己独自去。
阿根廷政府是这样解释和界定她在工会中的活动的：她是政府社会政策的积极贡献者，是政府向“无衫汉”派出的大使。
庇隆委派埃娃作为他与“无衫汉”之间的惟一联系人，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与工会联系这样的重任，他不能委托给任何潜在的政治对手。埃娃可以承担他在劳工中的工作，而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因为她是自己的妻子。她还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形象大使，替政府作宣传。在刚开始建设庇隆提出的“新阿根廷”的时期，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对派十分关注埃娃的活动。对阿根廷传统的上层社会来说，埃娃这样的总统夫人是难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像埃娃这样的女人应该只搞搞家务。所以，反对派的目光紧紧盯着埃娃，对她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一个反对党议员专门在议会提出提案，规定公职人员的夫人不能享受其丈夫的特权，也不能代表其丈夫参加公众活动。这明显是针对埃娃的。当时的《新闻周刊》称埃娃为“女总统”，认为她是“拉丁美洲王座后面听政的最重要的女人”。
反对派对她已经难以容忍了。但是对埃娃来说，她迄今所进行的活动只不过是小试锋芒，重头戏还在后面。正像她自己对好朋友私下说过，她的人生目标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1947年6月至8月，埃娃访问欧洲六国，历时两个多月。根据阿根廷政府的解释，此访目的是“在新旧两个大陆之间架起一条彩虹”，是“和平之旅”。
埃娃对西班牙的访问产生了轰动效应。新闻媒体关于此访的大量报道，提高了埃娃在欧洲的名望。佛朗哥及其家人亲自到巴塞罗那为埃娃送行。她在21响礼炮声中离开西班牙后，接着到意大利、梵蒂岗、葡萄牙、法国、摩纳哥、瑞士等国访问，都受到很高礼遇。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后，她经里斯本飞往达卡尔，在那里登上阿根廷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驶向里约热内卢，参加了在里约举行的泛美和平与安全会议。然后飞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搭乘“蒙得维的亚市”号回国。当“蒙得维的亚市”号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时，四周围的汽轮齐声鸣笛，机翼上漆着“欢迎”字样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从码头到甲板铺上了红地毯，庇隆等大批要员在码头上迎候。她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
在西班牙语中，“埃维塔”是埃娃的昵称。按照当地的习惯，通常只有关系亲密或相互非常熟悉的人，才使用爱称。但在阿根廷，许多人习惯地称埃娃为“埃维塔”，反映了他们对她的亲切感情。“埃维塔”这个爱称被广泛和频繁地使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埃娃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