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每天乘火车上下班的朋友告诉我，在纽约曼哈顿第18l街的中转站，有一部电梯将人们从这里送到12层楼下的地铁站，开电梯的工人布鲁斯·里弗斯值得一写。“这一段路程在布鲁斯的手下变得让人向往和怀念。”他补充说。
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被拥挤的人流推动着缓缓向电梯站移动时，我打量着这里粘着口香糖的地面，老旧的、被人们涂鸦弄脏了的墙壁。“这不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工作场所。”我想。但是，在这里开电梯更糟。
电梯的门慢慢打开了，人们蜂拥而人，我也被人流带了进去。
我眨了眨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贴在墙上的照片和画。数十张快照——黑人的、白人的、亚洲人的，等等，另外，还有仔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漂亮的黑白混血爵士音乐家的照片、风景照等。
再就是花瓶里的鲜花，角落里悬挂的盆栽植物，从CD机里放出的音乐——舒缓的、柔和的曲调回荡在空气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人们对那位高大的坐在操作板前，穿着大都会交通公司制服的电梯工的态度，他们都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嗨，布鲁斯，周末过得好吗？”“你那个孙子怎么样了？”
我注意到一个乘客把两罐西红柿酱放在了角落边的箱子里。门关上了，我瞥了一眼箱子，发现里面堆满了罐头食品，贴在箱子上的一张纸条写着：“请帮助我们资助穷人。”旁边的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布鲁斯每个月都为穷人募集上千磅的食品，我们都愿意帮助他。”
电梯向楼下驶去，整个行程不到一分钟，但是这点时间也足够让布鲁斯祝愿他的乘客度过值得骄傲的一天。门开了，人们鱼贯而出，奔向地铁站。这个电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采访布鲁斯。“那些墙上的照片都是谁？”当电梯再次上满乘客向上驶去的时候，我问布鲁斯。“我的乘客。”他为他们拍下快照，每月定期换上新的。他指着另一部分照片说，“那是我的家人，我的儿子、孙子。”
我邀请布鲁斯在工间休息时到街上的咖啡店坐一会儿，他同意了。等待他的时候，我注意到来这里乘电梯的人不仅和布鲁斯很熟，而且他们之间还互相打着招呼。在和布鲁斯一起到两个街区外的咖啡店的路上，我注意到有14个行人和他打过招呼。
布鲁斯告诉我，他家住在皇后区，每天要乘一个半小时的车到曼哈顿来上班。
布鲁斯从1982年开始在大都会交通公司工作，当时他是一位清洁工人。“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当一天结束后，我可以看见由于我的劳动，为大家创造出了一个和先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但是，1985年的一次中风，使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工作。“我病好之后，公司把我调来开电梯，这样，我可以不必举重物了。”
“问题是那时我自己感到厌倦，这样上上下下，被固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轨道里。他们几乎不互相看看，更不用说微笑了。”布鲁斯说，“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电梯工人究竟能做什么，才能使这份工作在我的手上有所不同。”一天下午，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女士微笑。也许这些人心里都有幽默的火花，只是需要激发罢了，布鲁斯想。
第二天，他在墙上贴了一幅画，是一些排列在碗柜里的盘子。他喜欢它们的排列样式。
“画的什么？”一位乘客问道。
“一些盘子而已。”
“还真好看。”
当布鲁斯把他家人的照片贴上去后，乘客们便问起他们来。他又从家里带来鲜花和植物。后来，是他的CD机里放出的音乐，使人们开始了相互间的交谈。“那是路易斯·艾姆斯通唱的，不是吗？”“嘿，我小的时候常听到那首歌。”“来一点都克·爱林顿唱的歌怎么样？”很快，布鲁斯的电梯间成了城里最新的爵士乐俱乐部。
布鲁斯逐渐发现，他起初想着为别人做的事，倒使他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热爱起自己的工作来，并从中获得了乐趣。
直到有一天，当他来上班时，发现电梯间被打扫一空。墙上没有了照片，角落里没有了募捐箱。另一位电梯工告诉布鲁斯，公司总裁正在地铁站的站台上做关于改进服务质量的讲演。“工头不想让老板看见你电梯间里的那些东西。他们说那样做不规范。”
布鲁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开始了工作。乘客们从地铁站出来，一进入他的电梯间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些东西呢？”
布鲁斯把总裁来这里的事给大伙说了，人们点点头，他们也都看见站台上有一大帮记者正围着一个人，听说他就是该公司的大老板。
电梯到了街上一层时，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其中一个代表大家说：“布鲁斯，把我们再送下去吧。”
30秒钟以后，人们从电梯里出来，径直走到了公司总裁的身边。他们告诉总裁，乘坐布鲁斯的电梯是他们来往路上最愉快的一站，他们不想这里有任何改变。
那天，在布鲁斯快下班的时候，每一张照片、每一盆植物、每一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电梯间。布鲁斯的电梯间又再次成了他和他的乘客的乐园。
布鲁斯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瞥了一眼手表说：“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们一起向电梯站走去。
“有些人说：‘感谢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五。’因为他们迫切地盼着周末。”布鲁斯一边走一边说，“我吗？我说：‘感谢您，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一。’因为我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