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着了风寒，惹得老毛病——胃痛又犯了。
我以为没什么的，可是大过年的又不想跟父亲拗。幸好楼下临街有间小诊所，看病还算方便。于是，被父亲领着，老老实实地去看病。进去才发现屋里挤了不少人。
小等了一会儿，轮到我了。简单地描述了一下病情，又测了一下体温，最后我被要求留下输几瓶液。父亲的态度很坚决，要输，一定要输！
针扎进手背的那一刻，我有点后悔了，倒不是因为被扎的微痛，而是我预感到接下来的被针束缚的一个下午会是怎样的寡然无味。扎好之后，我被安置在一把靠椅上。刚坐下，父亲的手机就响了，他用一贯的打雷的声音和躁动的情绪接了电话，我曾一度打心眼里厌恶着这种好像要让全世界都听到的接听方式。当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不用他来告诉我，也能一清二楚地知道整个谈话内容。毋庸讳言，是他的朋友叫他出去打牌——一项这个聒噪和慵懒的小城市的人们在正月里用以对付无聊打发时间的集体活动。
父亲终于讲完了这通电话，他走过来，很温和地，用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音调和语气对我说：“你就坐这儿输吧，我有事先走了！”
“等等，陪我再坐一会儿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分明这时候已经没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照料，我只需安安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然而话说出去了，像无端抛出的玻璃弹珠，在空中划了个静止的弧线，然后弹落到地面，清脆而响亮。
父亲沉默了片刻，是否他也被我无端的依恋搞得措手不及？
“那我先回个电话，不能叫人家干等。”他没有过多地迟疑，只是这次回电话时他很轻风细雨，寥寥数语便收起了手机。
于是，我们开始了漫长沉闷且相对无言的端坐。不想否认，我是个表达欲很强的人，起码在父母面前该是这样。我总觉得心底的话像是附着的污垢，需要定期进行清理，不然堆积久了是会发霉的。比如，在某个星期天饭后的下午，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帘暖暖地铺在沙发的软垫上，我和母亲闲适地靠在沙发上，我会将学校里大大小小与我有关无关的事情统统讲给她听，母亲祥和的面庞与均匀的呼吸融化在稀松的阳光里，仿佛她就是照耀我心底的那一缕阳光，将我的“霉气”烘干。
然而，面对眼前的父亲，我的表达欲像是遇到了真空，纵使喷发也是无声的，穿透不了哪怕近在咫尺的两个人的屏障。所以，多半我们是静默的。我索性仰面直视那高悬的药瓶发呆，看药瓶里的液体一点一点有节奏地滴落，流进我的血管，融入我的血液，再流遍我的全身。
这样的静默维持了好些时候，终于父亲按捺不住了，他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之后还是走了出去，本想借着看药水滴落来打消无聊的我却更加无聊了，但至少免去了那份相视无言的尴尬。
此时，一个中年妇女被另外一个稍年轻的女子搀扶着，缓步从前厅移了进来。那个妇女形容枯槁，大概五十开外，搀扶她的女子则是种利落的精瘦，她一手高举着药瓶，一手拿着药方，腋下还夹着一个粗壮的保温瓶。估计是一对母女。
“你就躺着吧！”女儿的言辞极干净利索。
妇女就很听话地躺了下来。女儿踮起脚尖将药瓶挂到病床的木架上，然后，稍舒了口气。抱着保温瓶坐了下来。她那样虔诚地将瓶子抱在胸前，目光却柔弱地洒在妇女身上。妇女在她的目光中渐渐安定了下来。
随着药瓶里的药水不断滴落，妇女枯槁的面容少了几分病痛的沉重，她的眼睛半眯着，时不时眼珠子向上打量着瓶子里还剩多少药水。“来喝杯水吧！”女儿打开了手中的保温瓶，瓶口缓缓升腾起一股热气。女儿把倒好的热水递到妇女嘴边，妇女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呷了起来。
又过了些时辰，女儿起身站立，整了一下衣襟，披上围巾，准备离去。临走时她回过头说了一句：“妈，辉仔那边应该已经醒了，估计会哭得厉害。我就先走了，爸等下就来了哦！”妇女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很听话地点点头。女儿走后，果然不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也很精瘦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走到妇女身边，音调平淡地问了一句：“好了一点没有？”显然他没有期待妻子立即答复。他选择在病床对面的床榻上坐下，默默地望着妻子。妇女刚才微闭的眼睛于是完全合上了，微醺地睡去，脸上有种很安详的神情。
父亲在外面晃了一会儿，又进来了。不出所料地他也问了一句“感觉好了一点没有？”我扭过头，“嗯”了一声，嘴边泛起上扬的微笑。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也会问他这个同样的问题。
毋须多言，他还是选择坐在我身旁刚才坐的座椅上，不一会儿他就垂下了头，靠在椅子上沉沉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