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联合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工作,由于工作地点的关系,可以看见走过楼梯的每一个人。
3年前哈里曾来过这儿,站在楼梯口接乘坐9点05分到站的旅客。
我依然记得第一晚见到他时的情景。他那时身材瘦削,神情忧郁,像个孩子似的。他穿戴整齐,我知道他是在等他的女友,并且在她到后20分钟,他们将举行婚礼。
哦,旅客们来了,我得去忙了。直到9点18分我才又有时间往楼梯那边看,令我吃惊的是那年轻人还在那儿。
她既没乘9点18分的车,也没乘9点40分的车到。等10点02分的那次车的旅客都出站后,哈里看起来很失望。不一会儿,他走近我的窗口,我招呼他,问他,她长什么样。
“她矮小的个子,黝黑的皮肤,”他说,“19岁。走起路来干脆利落。她的脸嘛,”他想了一会说,“蕴含着丰富的表情,我是说她会生气,但从不会持续太久。她眉心有颗小痣。她有件棕色毛皮大衣,但也有可能没穿。”
我似乎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拿出电报给我看:“周四到。车站接我。爱你的——梅。”电报是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发来的。
“噢,”最后,我说,“你怎么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如果她比你先到这儿,她可能已经给你家打电话了。”
他忧郁地看着我,“我才来城里两天。我们约定见面后开车去南方,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她没留任何地址给我。”他摆弄着电报。
我第二天去值班时,看到他还在那儿。他看见我就朝我走来。
“她在哪儿工作过呢?”我问。
他点头,说道:“她原来是打字员。我给她原来的老板发过电报。他们只知道她辞职结婚去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哈里接了每趟火车。当然,铁路方面也进行了检查,警察也介入了此事。但事实上谁也没能帮上他的忙。看得出来,他们都认为梅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从不那么认为。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与哈里聊天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如果你等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她从那边楼梯处走来。”他转过身望着楼梯,仿佛从未见过它。
第二天上班时,我发现哈里已站在托尼的杂志摊后面了。他有点儿羞怯地看着我说,“哦,我得找份工作十,是吧?”
就这样,他给托尼卖起了杂志。我们没再谈梅,也不提我曾经的那个想法。但是我发觉哈里还是爱看走过楼梯的每个人。
年底,托尼因赌博与别人发生争执而被杀。他的妻子将杂志摊完全交给哈里去打理。不久她再婚了,哈里就把杂志摊买了下来。他又借了些钱,装了个冷饮机,不久小买卖红火起来。
直到昨天,哈里的生活才有了变化。当时,我听见一阵喊声,随后是东西落地的声音。是哈里在叫。他跳出柜台,把柜台上陈列的玩具和其他东西都掀翻在地,然后从这些东西上跑过去,抓住了一个离我窗户不到10英尺远的女孩。她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眉心处有颗小痣。
他们对视了好一会儿,义哭义笑。语无伦次地说着话。她好像说,“我说的是汽车站……”而他则用热吻捂住了她说话的嘴,告诉她,在找她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显然,梅3年前是坐汽车来的,而不是火车。她的电报里指的是“汽车站”而不是“火车站”。她在汽车站等了好几天,为了找哈里,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后来,她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
“什么?”哈里说,“你一直在城里工作?直到现在?”
她点了点头。
“啊,天哪!难道你从没来过这个车站吗?”他用手指了指杂志摊。“我一直都在那儿。那个摊儿是我的。我留意着每个走过楼梯的人。”她的脸色变得苍白。接着,她向楼梯望去,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从没走过这个楼梯。你看,昨天我出差了。哦,哈里!”然后她用手臂搂紧他的脖子,开始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往后站了站,用手指着车站最北头说:“哈里,3年来,整整3年,我就在那儿——这个车站的站长办公室当打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