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一职，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后来，宰相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洪武初年，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最终以胡惟庸案为导火线，朱元璋将宰相一职永久废除，君权从此更加集中。
相权的产生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于后来宰相的职位，只是那时不叫宰相，而叫“大宰”。周礼中有关“大宰”职权范围的记录包罗万象，没有统一的说法，不仅朝廷有“宰”，连贵族家里也有“宰”。“宰”在古文中是管理、统辖、裁制的意思，所以“宰”这个官衔的特点，就主要体现在管理职能上。
在那段历史时期，不仅有“宰”还有“相”。早期“相”的主要职能是在各诸侯国间负责司礼。进入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败，诸侯国间相互交往、结盟，战争频频发生，“相”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最后干脆把“相”与“宰”合二为一，由相礼转变成总理国政。
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打破了宗族观念的统治结构，在中央开设丞相一职。丞相就是承接君王的旨意，辅助管理国政的意思，代为行使君王的一些权威，用来减轻君王的工作量。随着秦兼并诸侯，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政局得到了确立，宰相和丞相就此融为一体，成为百官之上君王之下的重职。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格局中，各级官员的职位和权力规定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明确，宰相一职权限的界定最为明显。汉代名相陈平对宰相的认识是天地内外所有的事都归宰相管理，仅次于天子。这么理解是很危险的，试想宰相直接管理百官，很容易架空君权，甚至谋权篡位，历史上利用相权这么做的人不占少数。正因如此，到了朱元璋这个专权皇帝手里，君相的关系肯定会出现矛盾，最终演变成君相争权的局面。
矛盾重重
朱元璋时期的宰相被称为丞相，当时的丞相分为左、右两个，左比右大。第一批担任丞相的人是明朝开国第一文臣李善长和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李善长被任命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
经过一段时期的共事，朱元璋越来越觉得相权与君权的冲突严重。他担心臣下权力过大，导致宰相专权的局面在本朝发生，几次设法调整，试图加强君权，但结果都不太理想。
朱元璋看到李善长的相权过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的君权，于是撤掉了李善长。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回家养病，杨宪由中书右丞被升为左丞。可是他玩弄权术，诬陷同僚，很快被朱元璋杀了。接着，朱元璋选中了做事小心谨慎，素以廉明持重著称的汪广洋。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又提拔胡惟庸进入中书省，同汪广洋共为右丞相，后因汪广洋无所建树，被贬往广东做参政。汪广洋离开相位之后，胡惟庸遇事更加专断，加上李善长还在背后遥加控制，一时间相权势力更甚从前。
汪广洋被贬后并不服气，他暗中搜集李善长的罪证，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联合弹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洪武十年（1377）九月，朱元璋先是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达到相互牵制的作用。然而汪广洋恢复相位之后不思进取，整天喝酒，对胡惟庸并没有起到牵制的作用，反而事事从中调和，这令朱元璋大失所望，又重新把他贬到广南地区，但这仍然无法平息朱元璋的愤怒，最后他追令了一封诏书，于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将汪广洋就地处死。
由此可见，明朝的丞相是很难做的。朱元璋对于相权干涉君权深为反感，他无法容忍相权过大，因而相权的被废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胡惟庸却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更加独断专行，这就把相权与君权的冲突推向了一个高峰。之前的几位丞相处处小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明显，但在胡惟庸为相的这七年里，擅权乱政达到了顶峰，除了剪除，朱元璋再没有其他的选择。
废相借口
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为了控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下令，凡事不得先上报中书省，六部奏事也不必先通知中书省，而在此之前各地的奏章都是要先送到中书省那里，然后经中书省选阅之后再上交给皇帝。这样中书省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可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满意。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1380）在朱元璋一手操纵下出现的胡惟庸案。借这个机会，朱元璋首先宣布裁撤了中书省。中书省的被撤，标志着宰相制度从此被废除，丞相所管理的事务被分派给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成了秦汉以来权力最大的皇帝，君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朱元璋担心后世子孙重又恢复宰相制，特别宣告后嗣之君不许再置丞相，大臣如有请奏者，处以重刑。
朱元璋制造胡惟庸案，只是在给废除宰相制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胡惟庸被告谋反后，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当天就被处死了，并且紧跟着实行连坐，连告发他的涂节也被随即问斩。
朱元璋是个多疑的人，在废除宰相制后，他仍然感觉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虽然告老还乡多年，但他在朝中的势力仍然很大，为了巩固自己的基业，就必须消除这一隐患。于是朱元璋将胡惟庸案扩大化，给这个死了的人加上了个通倭通虏的罪名，最终牵扯上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并将其抄家灭族，这才算了却他一桩心病。
最辛苦的皇帝
随着封建王朝逐渐走向君主高度集权，皇帝的工作量是越来越大，宰相反倒成了皇帝直接管理百官、掌控天下的一个阻碍。大明王朝开国之后，朱元璋就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他借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设立内阁大学士，用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从表面来看，内阁大学士与宰相似乎很接近，其实不然，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内阁大学士是“差”，宰相是“职”，内阁不是依照正规的途径升迁上来的官，没有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具体的分管事务，他们是皇帝亲自挑选出来的，看哪个人合适，就给他一个“大学士”的头衔，于是这个人就有权帮着皇帝批阅奏章，草拟上谕，再分给各部去具体执行。
朱元璋的改革，可以说是向君权高度集中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他的改革还不完善，从制度上还能找出许多漏洞。洪武年间的制度，各衙门首先要把报告交到内阁，再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的意见，然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批准后再写成谕旨，下达到各层。若是皇帝哪天手懒，这个差事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如此几次，皇帝疏懒成性，整个政务无形中就全部被内阁与司笔太监包揽了。
朱元璋的这次废相改革，使君权在得到稳固的同时，也使皇帝成为了最辛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