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建立后，王莽的改制并没有能够解决或缓解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相反，在王莽苛政、贪吏的刻剥之下，人民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致使“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与此同时，旱灾和蝗灾连年不断，使饥民数量不断增加，为解决饥民问题，王莽派人教饥民“煮木为酪”，让人吃木头，致使不少地区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请看史书记载的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也……及天下乱，人相食，孝弟礼为饿贼（史书上对饥民的蔑称——引者注）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赢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且可归，更持米糒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烹，众异之，遂不害。”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岁饥兵起，恭兄崇将为盗所烹，恭请代，得与俱免。”
“蔡顺，汝南人，至孝。王莽乱，人相食，顺取桑椹赤黑异器，贼问所以，云：‘黑与母，赤自食。’贼异之，遗盐二斗，受而不食。”
在人祸、天灾之下，“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一场酝酿已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公元17年（王莽天凤四年），荆州地区的饥民拥戴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为“渠帅”，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发动起义，被称为“绿林军”。不久，马武、王常、成丹等也率众参加，数月间发展到近八千人。绿林军在王匡的领导下打地主、掠富豪，深得贫苦大众的拥护和爱戴。王莽曾派人前往招抚，但贫苦农民已是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故散辄重聚。为镇压绿林军，公元18年（王莽天凤四年），王莽任命大司马元费兴为荆州牧。费兴临行前，王莽问他将如何处置绿林义军时，费兴主张取消“六筅”，令流民归田里，由政府贷给他们牛、种，宽其租赋，这样义军可不攻自消。不料王莽听后勃然大怒，立即罢掉费兴。公元21年（王莽地皇二年），王莽派军队二万人进攻绿林军，王匡率众先迎击官军于云杜（今湖北京山），杀敌数千人，缴获全部辎重。然后乘胜一举攻克了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等地，当起义军回到绿林山时，已发展到五万之众，王莽的州郡政权对他们已是无可奈何。公元22年（王莽地皇三年），绿林山爆发了一场流行疾疫，使起义将士死者近半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绿林军兵分两路向外地转移：一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南阳，号“新市兵”；一路由王常、王丹率领，西入南郡，号“下江兵”。这年7月，平林（今湖北随县）人陈牧等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与新市兵联合作战，刘秀和其兄刘纟寅也率宗族、宾客七八千人起兵于舂陵（今湖北枣阳），称“舂陵兵”，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在绿林军起事的第二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也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聚众起义，并得到青州、徐州广大地区灾民的热烈响应，一年间发展到万余人。樊崇义军以泰山为中心，在淮河、黄河流域和王莽政权及其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斗争中，樊崇义军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组织、纪律。义军没有文书、旌旗、号令的设置，在义军内部，首领被尊称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称“卒史”。相互间称“巨人”。义军以言辞为约束，提出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口号。淮、黄流域，是王莽政权的经济中心之一，因此，樊崇义军的迅速发展，使王莽惊恐万状，下令火速给予镇压。有关地区官吏“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日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翼平太守田况率领地方军队前往镇压，在姑幕（今山东安丘南）遭到义军痛击，丧失一万余人。樊崇义军的声势，震怒了王莽，公元21年，王莽派太师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前来镇压，但义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不仅使官军东奔西跑毫无收获，连景尚也被义军杀死。义军愈战愈强，旬日之间发展到十余万人。公元22年，王莽在损兵折将后，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廉丹将兵十余万，直向樊崇义军杀气腾腾而来，并迅速攻破了被刚刚响应樊崇义军的索卢恢占领的无盐（今山东东平南）。在屠杀了索卢恢的一万多义军后，王匡又掉头南下，妄图消灭樊崇义军的董宪部。在气焰嚣张的敌人进攻面前，樊崇做了周密的布置。为了避免在战斗中与官兵混淆，樊崇让义军把自己的眉毛染红，从此，樊崇的义军就称作赤眉军。在做好了全部部署后，赤眉军以全部主力在无盐的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南）同王匡军队展开了激战，结果官兵大败，万人被歼，廉丹及其属下二十余名将领被击毙，王丹逃走。无盐之战后，赤眉军还攻莒县，转战东海，挺进楚、沛、汝南、颍川，还人陈留、攻下鲁城、进军濮阳，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活动在黄、准大平原上，势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赤眉军的发展，无疑给驰骋于中原的绿林军以有力的支持。
绿林军在分兵转移后，不久又重新会合，联合其他反莽义军，共图大业。公元22年，新市兵、平林兵和舂陵兵攻破了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北），杀湖阳（今河南新野东南）尉，攻取了棘阳（今河南南阳市南）。接着舂陵兵北上准备进攻中原重镇——宛（今河南南阳市），途中和王莽军甄阜、梁丘赐相遇，结果兵败，被迫退守棘阳。甄阜、梁丘赐见农民军退守，便留下全部辎重于蓝乡，以十万精兵火速追击，企图把义军一举消灭。公元23年正月，义军夜袭蓝乡，缴获官军全部辎重，舂陵兵与下江兵合击官军，斩杀甄阜与梁丘赐，歼灭官军二万余人。义军乘胜追击，又在淯阳（今河南新野北）大败官军。
公元23年2月，绿林军在连战皆捷的大好形势下，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国号“汉”，建元“更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历史上称为更始政权。
更始政权建立后，义军士气更加高涨。他们兵分两路：以主力进攻宛城，以便西进关中；又派王凤、王常、刘秀北上，于3月间攻占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郾（今河南郾城南）。
王莽在得知甄阜、梁丘赐被杀，更始政权建立的消息后，马上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调发州郡四十二万精兵，向绿林军杀来。对王莽的这次发兵，史书上记载说：各州郡精兵，皆“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馀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王寻、王邑首先纵兵包围了昆阳。当时昆阳城中，仅有义军八九千人，双方力量对比非常悬殊。面对来势汹汹且占有压倒优势的敌军，义军决定由王凤、王常留守，刘秀与宗佻、李轶等十三人乘夜色掩护突围出城，调集郾、定陵的义军救援。当刘秀他们调集数千援兵赶到时，王邑自恃兵多，根本不把义军放在眼中，只是自将万余人迎击，并下令其他军队不得随意行动。刘秀利用王邑的轻敌，率领三千敢死队队员，冲进官军中阵，在敌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之时，杀死王寻。王寻一死，中阵大乱，致使全军都不知所措，守城的义军乘势杀出，中外合势，喊杀声震天动地，官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被杀者不计其数。战斗进行到最激烈之时，天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城西的滍水陡涨，使渡滍水逃命的官军士卒淹死者以万计。昆阳战役是反莽斗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它击溃了王莽的主力，奠立了义军军事上的优势。
昆阳大战后，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军北上进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军西进长安，王莽政权的灭亡指日可待。
面对义军的节节胜利，王莽知道自己灭亡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于是想方设法企图挽救自己的命运。他先是颁新历，认为更改历法不仅可以“销解群盗”，自己还可以成仙升天。后又建九庙，企图让列祖列宗保佑新朝。他也曾建威斗，取其“威”字，以战胜众兵。王莽建的这个威斗，是仿天上北斗，长二尺五寸，用铜铸成，据史书记载说，王莽铸斗是在8月，正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之时，可铸斗那天，天却是出奇的冷，甚至参加仪式的百官中有人被活活冻死。威斗铸好后，王莽就让司命官天天背在身上，随侍自己左右。当有人告诉他，当初黄帝与蚩尤战于阪泉之野的时，黄帝就是因为坐车上的华盖而战胜蚩尤并升天成仙时，王莽便下令建造了一把九重华盖。王莽每次出巡，都由华盖车在前面开路，车上有人一边击鼓，一边指挥拉车人高呼“登仙”，当时百官中就有人说：这不像是皇帝出巡，倒像是出丧。……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挽救王莽的命运，只不过徒增笑柄而已。
昆阳之战后，王莽政权已是危在旦夕，司空崔发对王莽说：“《易经》上说：‘先号啕而后笑’，也就是说，国家有大灾难，可以用哭的办法压住它。我们可以发动群臣，用恸哭来嗟告上天，让上天来救我们。”于是，王莽亲自率领满朝文武，一齐来到南郊，向上天祷告。王莽边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边向上天诵读自己告天策书。王莽还下令长安城的所有人都要哭，能从早哭到晚的有赏；能哭得特别感人的，且能边哭边诵读他的策书的，可升为郎官。结果是长安南郊一片痛哭声。大哭的结果，有五千多人升为郎官，而农民军也逼近长安。
公元23年9月，绿林军从宣平门攻入长安，在城中人民的响应下，王莽在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尸体被肢解，连舌头也被人们切成小块吃了，人们痛恨王莽，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了。
王莽从24岁步入仕途，38岁做大司马，51岁居摄，54岁做皇帝，到68岁被杀，用他发迹和毁灭的历史，表演了西汉末年一幕幕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丑剧、闹剧。关于王莽，现代一位史学家的一段话颇能发人深思：王莽“曾想用自己炮制的救世方案缓和社会矛盾，使自己成为一个救世的英雄，历史却让他成为一个可笑的小丑，乱世的奸雄，成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很难说王莽不想解决西汉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也不能认为他生来就是一个从头烂到脚的坏蛋，……历史环境和现实社会，特别是政治舞台上的斗争需要，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但最重要的还是王莽所代表的大贵族、大地主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这一阶级属性的种种表征，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就决定了王莽个人特性的演变不可能超越他阶级的属性。王莽发迹和毁灭的历史，无非证明了：统治阶级想靠自己的力量改朝换代，以期改变旧王朝衰败局面的企图和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建立在同一社会阶级基础上的不同牌号的统治者，可以用阴谋手段完成政权的替换，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原来腐朽统治的本质。欺骗性‘改制’不可能缓解社会危机，其结果只能加深人民的灾难，激化社会矛盾，最后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加倍破坏社会，同时毁灭自己。这就是王莽改制史告诉人们的平凡的真理”。
在西进的绿林军灭掉新政权的同时，北上的绿林军也攻克了洛阳。刘玄迁都洛阳。公元24年（更始二年）2月，刘玄定都长安。定都长安后，刘玄认为自己天下已定，便大封宗室，重用旧贵族。生活也日趋腐化，日夜欢饮。对大臣中有进谏者，则下狱治罪，并杀害了农民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人，致使更始政权内人心离散，致使一些农民军将领脱离了更始政权。
早在刘玄迁都洛阳时，赤眉军正转战濮阳一带，刘玄便派人招抚赤眉军，樊崇率赤眉军的二十多位将领来到洛阳，但刘玄只是封樊崇等人为侯，既不给国邑领地，也不加以重用。樊崇因此离开刘玄，率领赤眉军兵分两路进攻刘玄，并连败刘玄军队。公元25年（更始三年），樊崇在进攻长安的途中，立汉宗室后裔、15岁的牧童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这年9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降，不久被处死，更始政权亡。绿林军或溃散，或投入赤眉军。
当赤眉军推翻更始政权后，东方的刘秀的势力已是相当强大了，构成了对赤眉军的严重威胁，并最终消灭了赤眉军。
绿林、赤眉起义，历经十年之久，摧毁了王莽的黑暗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农民军在起义中，既高举反莽的旗帜，又拥立汉家宗室，表现了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在起义中，各支义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甚至相互火并，表现了封建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在夺得政权后，政治上无所作为，内部逐渐腐败，表现了封建农民革命的盲目性，这一切都导致了他们的革命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决定了他们最终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