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虽为刘邦之子，但他的母亲薄姬在生下刘恒后，就再也没有受宠过。刘恒八岁就立为代王，十几年来，一直居于国中，别无他图。对于这一飞来的洪福，刘恒也一时弄不清是福、是祸，故急忙向左右征询对策。负责警卫的张武说：“现在朝廷的大臣们，都是高祖时代的大将，他们精于战阵，长于谋略，不可能满足于现在的地位，只不过惧于高祖、吕后的威望，不敢动手。现在他们已是尽屠吕氏，喋血京师，此时来迎接大王，不可轻信。您可以声称身体不适，不能动身，然后静观局势的发展再作决定。”负责王国军事的宋昌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大家的判断，似是而非。当初，秦王朝政府失去控制，六国贵族和天下英雄风起云涌、争夺天下，然天下终归于刘姓，大家都已绝望，此其一；高祖把子弟们封王各地，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像磐石般的稳固，已不可能有人起来反抗，此其二；汉王朝建立起来后，废秦暴政，广施恩德，人民相安无事，任何煽动，都难于引起共鸣，此其三。以吕后的恩威，强立吕氏为王，但当周勃登高一呼，士卒们都愿为刘姓而战，这是天意、民心，不是人人都办得到的，即便大臣们想反叛，没有人民的支持，能办得到吗？现在在京师，刘章、刘元居，京城外吴王、楚王、淮南王、琅邪王、齐王以及我们代国都是皇家皇亲，是以威慑一切。在高祖诸子中，只有大王和淮南王，而你是兄长，人们又都知道大王仁爱忠厚。朝臣们顺应人心，迎大王登极，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宋昌的这番话，打消了刘恒的疑虑，在又让巫师卜卦后，刘恒决定赴任。
刘恒一行在到达距长安尚有数十里的高陵时便停下了，让宋昌前往长安探听虚实。宋昌来到长安北三里的渭桥时，见丞相以下的众大臣都已排列整齐，等待刘恒，见不出有什么阴谋，便赶回高陵，向刘恒做了汇报。在刘恒驱车来到渭桥时，只见众大臣一齐跪下，山呼万岁，拜谒称臣。刘恒下车答礼。这时，周勃上前请求单独接见，有事奉告。宋昌在一旁拒绝说：“如果说的是公事，请当众奏报；如说的是私事，天子没有私事。”周勃当时虽被搞得尴尬之极，但仍恭敬地跪下，欲呈献皇帝印信玉玺。但刘恒并没接受。当晚，刘恒住在代王官邸。根据汉朝制度，各诸侯王在京城都建有专用的官邸，供诸侯入京朝见皇帝时居住。
在代王官邸，丞相陈平率文武百官、诛杀诸吕的功臣们和刘氏宗族都先后来请刘恒即皇帝位，刘恒“三让而不受”，当然这不过是礼节性的推让而已。
第二天一早，长安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负责京师守卫的执金吾和长安县令在前引路，皇帝乘舆居中，三十六辆卫士车队殿后的法驾仪仗来到代王官邸，迎接新的皇帝上殿，就这样刘恒终于做上了皇帝，是为汉文帝。时年二十二岁。刘恒入主汉室后，马上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安全。
三个月后，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从此，预建太子就成为汉家定制。刘启被立为太子后，其生母窦氏就被立为皇后。窦氏能做上皇后，也颇有戏剧性。窦氏原是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过去属赵国辖地。她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仅留兄妹三人相依为命。吕后时，窦氏以良家女被选入宫。一次，吕后分赐每个诸侯王五个宫女，窦氏也在其中。窦氏家在赵国，所以便请求把她分往赵国。但主管的宦官把这件事给忘了。结果把她分往边远的代国。为此，窦氏大哭一场，但又无可奈何地上了路。不想到了代国，窦氏却深得代王的宠爱，先生一女，再生一子，是为刘启。而代王的王后以及王后所生的三子，又都先后死去，从而使刘启当上了太子，窦氏也幸运地当上了皇后。
文帝即位，对汉高祖时期的官僚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对法律制度作了比较大的变动，主要是废除一些肉刑。史载，汉文帝废除肉刑和一个叫缇萦的女孩有关：缇萦的父亲叫淳于意，喜欢医学，能预知人的生死，因此很有些名声，并因此而做了齐国太仓县令。但不久由于一向自由散漫，不喜拘束而辞职，仍以医生为业。一次淳于意为一大商人的小妾看病，不想没看好，那小妾死了。商人告淳于意草菅人命，当地官吏判对淳于意施以面中刺字的黥刑，因为淳于意曾做过县令，按规定要到中央受刑。淳于意上路那天，五个女儿一个劲地哭着，喊着。看着这些女儿们，淳于意叹着气说：“唉，生女不如生男，有了急难，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小女儿缇萦又是伤心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处呢，难道我就不能为父亲做点事情吗？于是，缇萦决定和父亲一起到长安去。到了长安，缇萦上书文帝，信中说道：一个人肢体受刑以后，想寻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可能有了，所以我愿意到宫中为奴，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缇萦的孝心使文帝大受感动，因此，下诏废止除宫刑以外的所有肉刑。其实，减省刑罚是惠帝以来的一个趋势，文帝废除肉刑是顺应这一趋势的结果。况且，文帝是以竹板笞打代替肉刑，例如：改割鼻为笞打三百竹板，改斩左脚为笞打五百板，斩右脚改处死刑，因此，往往是犯人经这几百板子，非死即伤。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文帝的这一决定是外有轻刑之名，而实际是在杀人。”当然这不应该是文帝的初衷之所在。
改制、减轻刑罚，对文帝来说都是容易做到的，但对于那些日益壮大的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解决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后，王国占据了国土的绝大部分，当时全国有五十四个郡，王国就占据了三十九个之多。在中央所统领的十五个郡中还有一百多个列侯、公主的封地充斥其中。从人口来说，据现代学者估计，汉初人口约一千三百万，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约四百五十万，近九十七万户；属于王国的约八百五十万，近一百八十万户。同时王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财权，自己可以任命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实际上是一种半独立的封建割据力量。刘邦时，诸侯王年龄还小，封国刚定，加上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民心未安，所以各自忙于安定内部，无暇外顾，对中央政权没能构成什么威胁。但到文帝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经过惠帝、吕后时的休整，经济恢复、人口繁衍，诸侯国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增长。特别文帝是以庶子，人继大统的，诸侯王们对他多有不服，再加上文帝继位之初，由于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对国家大事多有优容，这都更加助长了诸侯王的气焰。他们骄纵不法，渐有不良之心。如淮南王刘长，是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其母赵姬本是赵王张敖的宫女，公元前200年（高祖七年），高祖出征匈奴失利，回师路过赵国时，赵王派赵姬侍候刘邦，赵姬因此有了身孕。后赵王叛乱，赵姬也受牵连入狱，在狱中生下了孩子，孩子送到长安后，刘邦倒也喜欢，赐名“长”，嘱吕后收养。也就是在赵姬的问题上，汉初老臣郦食其没能起到应起的作用。所以公元前177年（文帝前元三年），刘长为报母仇，公然在长安把郦食其给杀了。文帝碍于手足之情，没有追究。可刘长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在长安，他直呼文帝为“大哥”，出入与文帝同车同行，倨傲无礼，在封国内他擅自驱逐中央任命的辅佐诸侯王的太傅和主管王国行政事务的相，任用死党，自行封爵；居室仪仗均按皇帝的标准，根本不把文帝放在眼中。公元前174年（文帝前元六年）竟公然要发起叛乱。阴谋泄露后，文帝尽诛与谋之人，对于应当诛杀的刘长，文帝把其改为流放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对于这场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当时的百姓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在这之前的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已首开王国反汉之先。
刘长和刘兴居的叛乱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淮南王之乱和文帝的优容骄纵有一定关系。但这是一个信号，它显示出：积势已成的诸侯王正在威胁着皇权，成为统一帝国的障碍。当然一般的朝臣对此大都漠然处之，仍然是高枕无忧，但也有人洞察到了这一点，并为之忧心忡忡，其代表人物就是贾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