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572年～1582年
人物：明神宗VS张居正
核心提示：张居正少年得志，进入仕途也一帆风顺。明穆宗去世后，张居正斗倒徐阶，爬上首辅的位子，辅佐年幼的明神宗。其间，张居正一边对明神宗实行严刻的教育，一边推行颇为后人称道的“一条鞭法”。人亡政息，张居正死去的时候，明神宗业已长大，他亲政后想得最多的，不是如何中兴国家，而是如何报复已离开人世的张居正……
后来者居上
明世宗一朝，权臣专政的局面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权臣之间，还不断出现惨烈的门户之争。严嵩和徐阶，一个占据首辅之位，位极人臣，一个担任次辅，时刻觊觎首辅之位，加之严嵩对徐阶的门户偏见（徐阶出自前任首辅夏言门下），使得他们之间连类结党，援引门生，进行倾轧排挤的生死之斗，成为不可避免的一幕。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扳倒严嵩，当上了首辅。
一朝天子一朝臣。徐阶任首辅不久，明世宗去世，新皇帝明穆宗宠信新进大学士高拱，徐阶遂被冷落一边。徐阶不甘心，为维护首辅之位，与高拱展开厮杀，可惜几个回合下来，徐阶败北，不得不向明穆宗请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高拱暗自得意之时，有个叫张居正的人悄然进入明穆宗的视野。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才华横溢，中进士时才23岁，随后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与后来的对手高拱都是为明穆宗当太子时的老师，论年龄高拱大过张居正许多。后来，明穆宗登上皇位，高拱任首辅、张居正任次辅，就不足为奇了。
张居正也是一代能臣，怎肯屈居人下？隆庆六年（1572）初，明穆宗突然中风，朝中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明眼人都知道，明穆宗常年沉溺酒色，早已变得弱不禁风，短命更是铁板钉钉的事。这时，不仅以高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势力忙活起来，宫里掌权的宦官太监也绷紧了神经。五月，明穆宗去世，太子朱翊钧年仅10岁。明穆宗去世前放心不下，先后两次把高拱、张居正召至病榻前，面授“顾命之任”。就这样，高拱和张居正成了顾命大臣。
波折的宰辅之路
按照明朝的政治体制，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有“内相”之称，他们时常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明穆宗在位时，秉笔太监冯保常遭首辅高拱的慢待，后来在冯保由秉笔太监晋升掌印太监的节骨眼上，高拱更是极力反对，两人由此结下仇怨。张居正见有机可乘，与高拱唱反调，助冯保爬上掌印太监的位子，冯保对张居正自然是感恩戴德。明穆宗去世当天，遗诏传出：着冯保掌司礼监印。随后又传出冯保同为顾命大臣的遗诏。高拱知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立即采取行动反击，以图驱逐冯保，进而打击张居正以及后宫的陈皇后（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被尊为太后），实现挟制小皇帝专擅朝政的企图。高拱准备拟旨罢逐冯保，并指使心腹上书弹劾。张居正得知此事后，火速派人告知冯保。冯保旋即跑入皇后宫中，哭诉：“皇上宾天的噩耗传出，高拱就对外扬言：‘10岁的娃娃（指太子）如何治天下，国家还不得由我操持！’”10岁的太子朱翊钧，已谙人事，听了这话头上直冒汗，陈皇后更是坐卧不宁。冯保见火候已到，就抛出蓄谋已久的阴谋，促使陈皇后下定背水一战的决心。这天凌晨，高拱尚在睡梦中，就听有人来传皇后懿旨，要他即刻赶赴会极门接旨。高拱不知何故，又不能不去，遂穿上衣服来到会极门接旨，只见会极门下密密麻麻，阁臣、五府、六部的大臣济济一堂。说话间，太监王蓁捧旨而至，大臣们赶紧跪倒。王蓁喊道：“张居正接懿旨！”张居正捧过懿旨，宣读道：“大行皇帝（明穆宗）宾天的前一天，命高拱、张居正辅佐新帝，谁想高拱放言要替代新帝操持国家，使得我们母子惊惧不安。即日起，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在京城停留。”高拱听后浑身瘫软，最后还是张居正扶着他出了宫。当天，高拱就坐着骡车，携全家出了北京城。
恨铁不成钢
隆庆六年（1572）六月，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是为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次辅张居正战胜高拱，进而占据首辅的高位。首当其冲之事，就是如何稳固权位。这时后宫除了穆宗的陈皇后，还有明神宗的生母李贵妃。虽然明朝没有垂帘听政的先例，但后宫对朝政的影响仍不容小视。张居正今后要在首辅的位子上一帆风顺，必须取得后宫的支持，因此在商议两宫尊号的问题上，张居正表现得深谋远虑。张居正摈弃以往做法，主张给两宫太后都加徽号，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对此，陈太后深明大义，没有异议；李太后因为取得与陈太后平起平坐的地位，心里欢喜得不得了。后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得到这位李太后的鼎力支持。
同时，张居正与冯保通力合作，加强对明神宗的教育。为此，年幼的明神宗对张居正敬畏有加，言听计从。张居正则把明神宗视作门生，严加管束。一天，明神宗在上课，张居正在旁监督。读到《论语》“色，勃如也”时，明神宗把“勃”读成了“悖”。张居正没等老师开口，厉声纠正道：“应该读‘勃’！”明神宗吓得打了个寒战。后来，随着明神宗日渐长大，张居正这种严厉的管教，渐渐引起明神宗的反感和抗拒。
万历七年（1579）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张居正和明神宗的关系彻底恶化。这天，明神宗在外喝酒，席间戏耍李太后身边的两位太监，要他们唱新曲。他们不从，明神宗就乘着酒劲拔剑刺他们，最后割了他们的头发。第二天，李太后从太监口中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派人叫来张居正。张居正恨铁不成钢，与李太后共同数说明神宗一顿。李太后叫冯保取来《霍光传》，指着皇帝说：“要按汉朝霍光废昌邑王的故事，另立新君。”吓得神宗伏地痛哭不止。李太后这才叫张居正代皇帝起草了一份“罪己诏”，表示今后要做个好皇帝，给了明神宗一个落场势。从此，明神宗把张居正恨得要死，只是碍于李太后他不敢有丝毫的表露。
以天下为己任
张居正任首辅期间，独掌朝政，对群僚采取党同伐异的手法，只要是反对他的异己分子，或贬或流或杀，丝毫不手软。同时，张居正又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之人，没有篡权夺位的野心。为了中兴明王朝，张居正不顾朝中的反对声浪，双管齐下，一边整肃朝政，一边推行经济改革。
整肃朝政方面，张居正确立“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的为政方针，以图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成风等问题。张居正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其一，“京察”制，对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核，凡昏官冗员一律裁汰；其二，“考成法”，明确官员职责，规定往来公事必须限期完成，凡拖延积压、违期不报者，以罪论处。这些措施的实施，确实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同时也得罪了朝中的许多权贵，为张居正身后令人欷歔的遭遇埋下伏笔。
除整肃朝政之外，张居正还把重头戏放在经济改革上，他所实施的“一条鞭法”最为后人称道。张居正认为，国匮民穷的根本原因是豪强权贵兼并土地和贪官污吏盘剥农民，只有实行赋税改革，才可能解决这一危及江山社稷的问题。为此，张居正提出清丈土地，按土地和人丁计算赋税的主张。当然，清丈土地的根本目的是要把豪强权贵侵吞和瞒报的土地清查出来，要求他们纳税，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查不要紧，一查吓死人，全国豪强权贵侵吞的土地竟多达2.8亿亩。以此为契机，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正式在全国推行赋税改革，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一条鞭法”。此法按照丁、粮派役，把部分差役转移到土地上，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此法规定赋税和差役合一，既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又堵塞了官吏盘剥农民的口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此法将预征税赋分派至各州县，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此法准许农民将赋役折成银两缴纳，使得农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客观上促进了明朝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据史书记载，“一条鞭法”实施后，国家府库殷实，政府储备的粮食足够全国10年所需，积银更多达400万两。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持之以恒没有白费，为日后亲政的明神宗留下巨大的施政资本。只可惜明神宗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亲政30年荒废朝政，宠信奸佞，把好端端的江山社稷糟践得满目疮痍。当然，这是后话。
明朝的内阁
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大权，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多年的宰相制度，将相权归并于皇权。可国家事务繁多，皇帝不可能事事躬亲，于是设立四辅官辅佐政事。很快，明太祖就发现这种制度效能不彰，于洪武十五年（1382）效仿宋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影响明清两代的内阁制由此产生，并不断得到完善。根据明太祖的规定，内阁没有实权，只相当于皇帝的顾问。明太祖活着时，这些制度尚能坚持，等他两眼一闭，身后事就由不得他做主了。尤其到了明世宗在位时，内阁的权利无限膨胀，朝位班次，内阁也升到了六部的前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机构。内阁的首席大学士被称为“首辅”，权势最大，位极人臣，往往成为“次辅”垂涎三尺的猎物。
人亡政息
表面上看，张居正推行的改革有声有色，但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官僚、尤其是朝中权贵的支持，因此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对此，张居正有深刻的认识。为防止人亡政息的一幕出现，张居正不断加强对明神宗的教育，企图他日后能延承自己继续推动改革。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万历十年（1582）六月，为明王朝呕心沥血的张居正累死在首辅的位子上。明神宗表现得比张居正的儿子还哀戚，连连呼唤：张老先生！张老先生！又对张居正加官晋爵，赠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随之，明神宗抹干眼泪，意气风发地踏上亲政之路，品尝做皇帝的滋味。
一段时间之后，明神宗觉得皇权已经稳固，就开始按着自己的意图打造大明王朝。只是张居正的阴影总在他眼前晃动，挥之不去。一天，明神宗看见冯保，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下诏将冯保驱逐出京。朝中那些对张居正深恶痛绝的权贵们，见明神宗拿张居正的同党冯保开刀了，就纷纷跳出来弹劾张居正。一时之间，弹劾的奏章如雪花般纷至沓来，给了同样想报复张居正的明神宗以绝佳的机会。
万历十二年（1584），明神宗终于出手，指派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率领锦衣卫赶赴江陵，查抄张居正的家，其冷酷无情的程度无以复加。张诚、邱没有到达江陵之前，接到诏令的地方官员就早早把张家满门禁锢，以致张诚、邱到来时，张家十几口老弱妇孺已活活饿死，江陵的百姓看到惨状无不潸然泪下。随之，张诚、邱为从张家追索更多的“赃物”，把张居正的儿子关起来严刑拷打，最后张居正的大儿子被活活逼死，剩下的两个儿子也被充军。张居正虽已下葬，也在劫难逃，被明神宗褫夺上柱国太师衔，削去谥号。
彻底清算了张居正，明神宗才安心地坐在皇位上，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至于张居正生前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则被束之高阁。万历十四年（1586），沉溺于酒色的明神宗再也懒于料理朝政，以“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的理由宣示免朝，而且一免就是30年。皇帝不问政事，给了好权者争权夺利的舞台，国家不陷入朝政腐败、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境地，才是怪事！
国衰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忧心忡忡的明熹宗为激励朝臣们为国家效力，给张居正恢复官爵，并给予祭葬之礼。只是此时的明王朝，忠臣良将寥寥无几，奸佞小人却无以计数，皇帝要想中兴国家哪有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