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把已沉寂多年的一件联想旧案又翻了出来：联想宣布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500万元。一时间，各种媒体蜂拥而上，不惜篇幅地大肆炒作起来，什么企业家说了算，还是科学家说了算。在无数媒体报道中，刘韧的文章“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应该是比较客观，也比较翔实的，通过此文大家应该可以把事件的全过程了解得很清楚。
这个案子发生在联想早期创业过程中，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由于它对联想的发展影响太重要了，以至于任何研究联想的人都不可能绕过去。故此我也希望以媒体报道的事实为依据，加上我对联想领导人的认识，做出我的独立分析。
现在，大家一提到联想，出口就会说：攒PC的，没什么技术。殊不知联想像许多中关村起家的公司一样，当年也是以技术起家的。联想的汉卡、方正的排版系统、四通的打印机，都为这些企业的早期积累和打响知名度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说到联想的汉卡，就不能不提到倪光南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早期这三家公司高层都曾经存在着有趣的组合，联想的柳传志与倪光南，方正的张玉峰与王选，四通的万润南与王缉志，这些都被当时媒体传为“珠联璧合”的佳话。
在联想早期，即柳传志与倪光南的愉快合作时期，柳传志确实非常尊重倪光南的意见，不但他自己尊重，还让所有人都要尊重，有时甚至到了倪光南说什么都是对的地步。柳、倪的矛盾是源于企业的基本发展思路，柳传志认为企业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生存，一切都要为生存问题让路。在发展技术与企业生存产生矛盾时，肯定技术要给生存让路。那么使企业能生存的最佳道路就是做贸易、做工业，这能使企业短平快地发展起来。这大概就是柳传志“贸工技”思想的来源和基本逻辑。
倪光南认为企业要做大，特别是要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核心技术。企业只要有一点生存能力时，就要开始注意投向技术，使企业不断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应该说两种思路都没错，但确实代表两种对企业如何发展的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本质的不同不能不说是为后面矛盾的积累和爆发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矛盾的导火索起源于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ASIC芯片设计中心。请注意，这与很多人以讹传讹说成要建芯片生产线完全不是一回事，从资金和人员的规模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柳传志认为此事已超出联想的能力范围，也超出了他一贯对倪光南宽容和容忍的限度，给予了坚决的反对，使矛盾激化了。
当倪光南开始上告柳传志时，柳、倪的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柳、倪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如何利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来搞垮对手。此时双方都不够理智地开始展示中国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来，特别是倪光南不顾以往柳传志对他的所有情谊，一告再告，一心想整垮柳传志，甚至不惜把他送进监狱。这种做法我是很不能苟同的，因为我在回国办企业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时外方的代表为了争夺公司领导权，利用管理上的一些疏忽，从工商、税务到法院、检察院，能告的地方都告了一个遍。最后像柳总一样，我只是因为没有把一分钱装到自己腰包里，而免于所有的指控。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最大的损害是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受到了彻底的破坏。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受上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讲究待人处世的一种中庸之道。但“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一切，同事、亲属，甚至夫妻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能相互检举，反目成仇，以致逼死人命的事也比比皆是。柳、倪也不是神仙，文革的烙印不能不深深印在他们的意识里，当矛盾激烈到一定程度时，这些人类最底层的毒素也不能不侵蚀到他们的行为中去。其实，“柳倪之争”如果限定在企业高层内部争论的层面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也一定不会发展到后来的人事纠纷上去。但是倪光南不断上告激化了矛盾，使矛盾升了级。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的。
无论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柳总就不用多说了，在联想的工作中，无数次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倪光南很少见到，只是在一次学术活动会议上见过，也简单地寒暄过两句。就这一面，我对他的印象不错，感到他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儒雅风范，对一切似乎都是淡淡的，对人总是一种很谦逊的态度。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瘦弱的人的胸膛里，当年怎么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要把联想翻个底朝天。这也再一次证明两点：一是人无完人，二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破坏之严重。
在当时，一个甚嚣尘上的争论焦点是：一个企业里是企业家说了算，还是科学家说了算的问题。我觉得这没什么可争的，在企业里当然是对企业直接负责的第一负责人说了算，这在国际企业里是从来没成为问题的问题，怎么到中国企业就有问题了呢？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企业家还是科学家，谁天生就是企业家或科学家？在成立联想之前，柳传志、倪光南都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关键是企业的内部运作机制，特别是在关系到企业发展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没有一种充分沟通、充分讨论基础上的决策机制，这可能是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的重要区别点。
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到底应该走“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道路？这个问题倒是非常值得认真探讨清楚。一般认为，两种道路应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似乎“贸工技”道路更符合国情一些，也更稳妥一些。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此问题：
1.综合国力问题
1979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17元。到199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34元，实现第一步战略走的目标。2000年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84元，第一次超过800美元，初步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年底，据统计，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约合13000亿美元，按人均计算，将达到1000美元。应该说，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然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在我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美国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将近40倍的差距。
2.科技水平问题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世界的科技中心。特别是在IT领域，可以说几乎所有IT核心技术都出自美国，不仅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甚至重要的部件技术，如存储器、网络、周边设备等均处于领先地位。这点不但发展中国家无法相比，包括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能抗衡。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曾经想通过所谓的第五代计算机，来赶上或超过美国，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说，美国的科技水平是第一层次，欧洲、日本属于第二层次，韩国、中国台湾属于第三层次的话，中国大陆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算是第四层次的。我们几乎没有原创型的技术产生，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消化吸收，做一些应用层面的开发技术。这是一种非常严酷的事实现状。
3.人才问题
改革开放后20多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截止到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1813所、成人高等学校772所；普通高校在校生556万人，成人高教在校生354万人；在学的硕士生23.4万人，博士生6.7万人。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如与美国和韩国比较，25岁～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中国2000年25岁～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更严重的问题是，本已很低的人均教育水平，还有大量的人才外流。据统计，改革开放前后有30余万名中国留学生旅居海外，其中有20万人在美国。这些使得中外人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4.知识产权问题
这是与科技水平密切相关的问题。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知识产权90%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按中国知识产权局的统计，在高科技领域，90%以上的专利是外国人申请的。除了数量上的优势外，质量上更是无法相比的。占很少比例的中国专利中，大部分是价值不大的个人专利，而有一定价值的职务发明专利所占比例更小。在这很少的职务发明专利中，真正具有价值的基础发明专利已是凤毛麟角。基本可以认为，代表着整体技术水平的专利几乎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中国企业只是在应用层面上掌握一些技术。另外，中国企业普遍的问题是在专利风险控制、专利授权等方面，可以认为，普遍存在较高的经营风险。此问题将在后面章节展开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在世界的整体经济环境下，无疑是处于经济产业链条的尾端，目前基本不可能出现技术领先的国际化企业。我们不得不为100多年国家整体的落后付出代价，也不得不走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企业的发展显得异常艰难。即便是在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每年中关村会新成立几百个公司，而同时又有数量相当（甚至更多）的公司关门，最终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司就更少了。另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一般做技术的企业似乎都没有发展起来，除非他们改做了贸易；而以贸易起家的企业一般都能较好地活下来，相当数量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些情况能反映中国IT企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很显然，在我们国家的国力、科技、人才、知识产权等整体无优势的前提下，想以真正的技术起家，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企业做贸易，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补课的过程，我们需要学习太多的东西，如何计算投入产出、如何控制成本、如何做市场、如何建渠道，这些原属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游戏规则，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需要中国企业从头学起。显然，从做贸易学起，是中国IT企业比较容易入门的道路，而且即便把贸易做好、做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做贸易的企业做不大，甚至倒闭的现象了。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绝大多数中国IT企业很稳地走在贸工技路上时，也真有几个不知死活的企业偏偏大做技术，在技术驱动力的导向下，发展贸工，逐渐壮大自己。像华为、中兴、大唐就是这些企业的典型。除了体制问题、国家的支持等要素，不能不说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有着超人的胆识和魄力，在极其不利的大环境下，敢于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为中国IT企业发展开了新的先河。
再看联想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能不认为，柳、倪的悲剧不仅是联想的悲剧，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企业的悲剧。我们可以做太多太多假设，假设没有这场悲剧，联想将会怎样？其中最吸引人的大胆假设是：如果当时柳传志在与倪光南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双方都认识到对方观点中合理的成分，而找到某种渐进的模式，即在联想能够生存的前提下，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以比较强的力度投入技术研发，也许联想的今天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曾有不少业界人士大胆预测，如果像前面所述的情况发生，联想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华为，因为当年倪光南就曾力主通过发展程控交换机而切入通信领域，这与“巨大中华”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其实我们平心来说，无论“贸工技”，还是“技工贸”，操作得当，都应该是中国IT企业走得通的发展道路。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两种道路原本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也不应有哪条绝对正确，哪条绝对错误的说法。不然就不会出现一方面有联想、TCL为代表的贸工技典范；而另一方面，也有华为、中兴、大唐等一批技术起家的企业范例。历史的实践，似乎跟联想开了个大玩笑，原本技术起家的企业，只是由于领导人的意见冲突，一夜之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突然打起了“贸工技”的大旗。这多少是搀杂了一种公司政治（company politics）的味道，而非真理之争了。
按照锡恩4C战略框架，第一个C就是Convergence，即企业首先要解决靠什么凝聚人心的问题。当然要靠企业的愿景、核心价值观、战略目标。柳传志的“贸工技”道路虽然能较好地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问题，但在凝聚人心的问题上肯定是个阀值较低的一种做法，它不能最有效地激起员工对企业发展前景的憧憬和想象。这与索尼、三星等企业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那种思想境界差距较远。倪光南的“技工贸”道路确实是激励企业员工的高阀值做法，而且也是中国政府所历来倡导的做法，将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但是这一做法确实风险较大，要解决好资金、成果转化、投入产出比例等若干关键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较好地得到解决，此路未尝不是中国IT企业的发展之路。实际上，“大中华”（华为、中兴、大唐）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假如倪光南能与柳传志很好地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像当初柳传志请倪光南出山时的那份诚意，也许事情不会闹到那个地步。假如倪光南能那样做，假如柳传志能这样做，可是历史毕竟不能倒过去重演，也许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使原本联想应该走某条路，转而向另一条道路发展，这里值得总结的问题太多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对联想的影响太大了，太深远了。可以说，从此联想义无返顾地走到了“贸工技”的道路上，技术变成了敏感名词，核心技术更是变成了禁区。“贸工技”的思想在联想已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潜文化，统治着联想人的思想，对联想今后的各方面发展产生着巨大的作用。甚至在后来联想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后，办院的指导思想、如何开展研发工作、与业务如何衔接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再反过来理解1999年深圳西丽湖会议关于“高科技企业”的研讨，为什么会形成“保守派”占优的局面，就不难理解了。
2004年初，因为王育琨先生的一篇文章，又一次在网上引发了一次大争论，再次使联想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争论的主要焦点还是“贸工技”问题。真不明白，为什么世人对这个老掉牙的问题总是抓住不放，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王育琨把联想与索尼做全面比较，试图得出结论：假如当时柳传志同意了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天的联想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文章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拿索尼的井深大、盛田与联想的柳传志、倪光南做比较，又以索尼20世纪60年代初研制“彩色单枪显示管”与联想90年代初打算研制ASIC芯片和程控交换机进行比较。最有意思的是井深大是搞技术出身的，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而盛田是负责市场营销的，相当于现在的COO，对索尼的全面运营负责。在自1961年开始的“彩色单枪显示管”项目上，由于多年研发未果，已使索尼的运营负债累累、陷入困境，盛田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通过沟通，最主要是基于对井深大的信任，他还是忍痛去贷款200万美元，解决了索尼的燃眉之急。1968年该项目终于成功，在新闻发布会上，井深大向关键时刻支持他的盛田深深鞠了一躬，表达他的谢意。王育琨想借此说明在倪光南最需要柳传志支持的时候，柳传志却断然拒绝了，使有可能成为又一个华为的联想走上了“贸工技”的道路。这件事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井深大是科学家，又是一把手，坚持上那个项目，盛田对经营负责，是有权力停止那个项目的，最后还是出于信任支持了井深大；而柳传志是联想一把手，对经营负责，倪光南是科学家，想对发展方向负责。如果换个位置，是否联想就会走另一条路？另外，如果柳传志再多信任倪光南一点，让他在可控的范围内尝试一下，是否也有可能走出另一个联想？
总之，还是那句话，历史无法重新演绎，只能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评说。有一点可以肯定，20世纪90年代初联想的那场“柳倪之争”是一次关键事件，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遵义会议”。从那以后，联想走上了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对是错只能是很多年以后，让历史的结果来评说了。
第3章 互联网战略
互联网时代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在撞击着PC厂商的生存基础，任何一个问题都是PC厂商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毕竟是人算不如天算，历史发展已至此，PC厂商也不得不去应对。联想也不例外，也要想自己在互联网时代的应对之策。
在联想互联网战略中，联想给自己的总定位是：Internet全面产品与服务供应商。在总定位下又分三个角色，技术与产品供应商、应用集成商、信息服务运营商。
那时的感觉真像一场全民运动，FM365成了联想内外人员心中的圣地。如果说维纳斯电脑并没有使联想热起来，FM365可是真的使联想热起来了。这件事让联想真正有了Internet大潮来临的感觉。
联想的Linux战略就是在这样不明不白之下，被糊里糊涂地推进下去了，后果可想而知。一年以后，不但服务器版、嵌入式版没有做出来，就是下功夫最大的客户端Linux也以惨败而告终。据当时统计，所有与PC捆绑的幸福Linux，99%被用户卸载。联想代理倒是各自发明了绝招，有的代理干脆做出了程序，客户说不要，一键就能卸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