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假定，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对国内经济偏好的影响会真实地反映出国家政策或制度安排的变化，因而知道了哪个经济利益集团获得了经济力量，就可以了解谁同时获得了政治权力以及反过来其制衡政策是如何变化的。但是，对于体系中的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对一个现状国的制衡偏好的认识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呢？其他国家的这种认识可能是源于现状国给出的什么样的信号呢？是否也同样受到经济相互依存状况的影响呢？可以肯定，在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来，对外经济联系的程度提供了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的信息。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观察到对外经济的依存状况在该现状维持国的国内动员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他们据此来衡量该现状维持国领导人参与均势博弈时得到的国内政治经济支持或受到的政治经济限制，从而形成对该现状维持国行为偏好的认识。当然，根据这种认识来判断现状维持国的制衡偏好也不是绝对可靠。首先，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对国内动员的政治意义并不是现状维持国领导人参与均势博弈时所考虑的唯一因素，他们可能还要顾及意识形态、外交传统和领导人个人风格等其他多种因素；其次，即使该现状维持国领导人的制衡动员能力受到国内政治限制，他们在国内压力下最终会作出什么样的制衡反应也不尽可知。反过来说，如果不存在这种判断上的不确定性，现状维持国的战略意图能够被潜在的盟友或敌手所明了，那么它即使不明确地作出需要付出代价的制衡承诺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战略意图是清晰可辨的。
但是，因为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的对外行动能力，他们对外部威胁的反应无疑向其他国家传出了一种信号，这种信号起到的作用是强化其他国家对该现状维持国制衡偏好的认识。也就是说，现状维持国制衡反应的强弱与其他国家对它制衡决心的估计相一致。因而，如果现状维持国的国内动员过程所透露的行为信号显示它能够作出强制衡反应，其他国家通常认为它具有制衡的决心，其所作安全承诺的可信度高，因而不仅有利于促进现状维持国之间的结盟，也有利于威慑崛起国。相反，如果现状维持国选择温和的制衡反应或者对意欲军事扩张的崛起国采取安抚性政策，那么这种行为信号将使其他现状维持国担心该国缺乏承担制衡义务的意愿，从而降低它们共同制衡崛起国的可能性或弱化已经建立的防御性同盟的紧密性，对崛起国的威慑效果也将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