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以一系列特定的前提假设为基础的，在展开对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研究中，同样需要引入其前提假设条件，在这里主要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人”假设。
一、市场失灵
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目标：效率与公平。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效率（生产效率和资源分配效率），却不能自动地照顾到公平。理想中的市场机制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作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会出现市场失灵。
1.经济信息不完全。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可能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同时，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的经济信息往往互相不对称，例如，每一个人都要消费许多不同的商品，不可能对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都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掌握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信息的占有量要远远小于生产者。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的交易并不总是公平的，即使是企业家也比较难以全面地掌握信息，因此，他们的市场购销决策也难免犯错误。
2.完全竞争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从理论上来讲，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因为生产者数量众多而且产品区别不大，个体生产者对价格不能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大部分其他产品市场来说，完全竞争只不过是经济理论上极为特殊的例子。在许多产品市场上，企业对价格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不同的垄断和垄断竞争现象。如果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政府规定只允许某些企业经营特定的行业，或者由于技术垄断、专利保护等原因排挤了其他竞争者，都会形成对市场的局部或者全面的垄断。除此之外，交通运输约束、信息约束、技术专利、名牌效应等也都使得完全竞争的假设成为空想。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各个地区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形成垄断或者垄断竞争。
3.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
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y ）指的是伴随生产过程出现的一些“副产品”，这些副产品会对社会福利产生正的或者负的影响，比如钢铁厂的废气污染周围的环境，就是对社会的负的外部效应。也许生产越多钢铁厂利润越多，但是，考虑到全社会的福利就必须要求钢铁厂治理污染，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通过政府的规章、制度来保障社会福利，市场机制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外部效应也有正的外部效应，诸如筑路、修桥、办教育等事情，对使用者有利，但是大家都希望让别人去投资，而自己“搭便车”（free ride ）。由于社会福利与当事人的经济目标函数不一致，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指引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社会公共事业缺乏投资意愿。所以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调节社会活动，使之趋于社会福利最大化。
4.交易成本的存在制约市场机制的功能。
市场机制可以按照供求双方的信息来调整价格，但是，在市场机制运行当中存在着交易成本，如果有些交易成本很大，市场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了。比如公共产品的收费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的通行说法是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在给定的生产条件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某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二是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即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产品的时候，不可能将他人排除在外，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由于这两个特点，尤其是非排他性这个特点使得收费的交易成本过高，导致公共产品无法收费。所以，在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凯恩斯经济学派称之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
二、政府失灵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是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或市场失灵。如同市场机制一样，政府干预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为此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部分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亦即政府在力求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另外一种缺陷，即政府活动的非市场缺陷——“政府失灵”，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1.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制约因素导致政府失灵。
政府在制定各项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时，都是建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的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因为作为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自身利益，政府机构本身也不是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而是将政府官员的利益内在化后作为政府利益来代表公共利益。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制定与实施政策时，往往借社会公共利益之名行政府机构私利之实，这样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政策、法规以及行政管理措施来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存在着种种困难、障碍和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执行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政策失灵。
2.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导致政府失灵。
政府是一个非市场机构，其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其行动结果属于非市场产品。影响非市场产品需求和供给状况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许多因素难以从经济上进行度量，这就使政府或非市场机构及其组织缺乏一种明确的投入—产出标准，这是与市场产品完全不相同的特性，正是这一特性导致了政府机构活动低效率，并且这种低效率是从政府机构本身的性质和活动方式之中产生的。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府机构缺乏竞争机制。缺乏竞争机制的政府机构是难以保证其工作效率的。（2）政府机构缺少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政府机构的活动一般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实现政策目标为主，因而政府许多活动大都不考虑成本，即使要计算成本也很难从量上进行精确的计算。（3）政府机构缺乏监督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非市场组织，因而市场中存在的各种经济约束对政府大多失效。缺乏监督机制的政府机制必然会导致低效率的普遍存在。而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又是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
3.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导致政府失灵。
租金是指某种资源由于产权垄断或经营垄断而产生的超额收入。所谓“寻租”是指政府的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可使经济中产生巨额租金，“经济人”通过各种政治的或经济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从政府官员处获得某种垄断特权或者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直接凭借其垄断特权而取得的非生产性利润活动。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限制等，均可能产生超额收入而出现寻租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部分政府官员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或单位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进行“权钱交换”，于是产生严重的寻租和腐败现象。而寻租与腐败必然会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降低行政的原则性和运转速度，甚至造成危及政权稳定的政府失灵的后果。而这一切与缺乏监督机制或监督乏力有直接关系。
4.信息的严重失真。
政府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有效干预调节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能够获得和掌握有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全面、准确的信息。然而，选民和政府官员所拥有的信息都是有限的，并且决策信息的获得总是困难、需要成本的，因而许多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做出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政策失效。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上级政府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做出形势判断，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是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一些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等等。这些信息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政策失效。
三、“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这个命题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表述。在该书中，斯密认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斯密认为，在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则会实现社会利益，因为“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844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中，提出了将“经济人”抽象出来的必要性和“经济人”的内涵，从而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穆勒等人认为，“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因此，在这里，“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发展为最大化原则。对于穆勒提出“经济人”的看法，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丹尼尔·贝尔说，“经济人”这个名词最先是由帕累托引进经济学的。帕累托提出“经济人”概念时吸取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并建立了“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帕累托的时代，已经比较系统地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效果的论证。对于“经济人”与“道德人”分离的“斯密问题”，如果说从开始就被误解，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分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经过不断地批判和修正，“经济人”假设成了当今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被广泛使用。“经济人”假设发展到今天，已经脱离了仅仅是自私自利的狭义的经济人，从而发展成为广义的经济人，本书中所指的“经济人”假设就是指广义的“经济人”，可以表述为“人的行为永远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也可以表述为，是人在做出决策的时候的一种理性行为，所以“经济人”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经济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前提假设地位是不断发展而来的，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强调要远远重于对利益的强调，这为我们接受“经济人”假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偏见。“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存在，这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使得“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