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对文化的全面影响，这一部分我们将继续分析科学技术是怎样具体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并且进一步分析科学与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关系的变化，以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能够透彻理解科技文化的本质。
（一）科学与技术的历史关系
本节我们将要分析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
学界一般存在两种常见的观点：其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是科学主要表现为系统化的理论知识；而技术则是科学理论的实践应用，是应用科学。另一种有影响的观点是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观念：“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
从历史上看，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技术与科学是并行发展的，工匠传统和学者传统互不沟通。其中，古代技术表现为工匠掌握的某种技能、工艺和方法，它是与工匠“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在这种意义上，技术是与人类社会同步的，是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契合的，一位哲学家莱文森说，有了技术之后，人就变了，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了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就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了新世界的创造者。这句话很好地解读了技术与人类的关系。科学不是必然的，科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技术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科学则是知识或思想形态的存在物，它更多与超越于生活的形而上学或宗教思想并存。
因此，科学和技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古希腊，自然知识专属于贵族的哲学家，而技术则由制造工具的工匠和奴隶所掌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的分裂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总是一成不变地结合在一起的”。即自然科学是现代社会产物，技术则是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普赖斯总结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时说：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在历史的长河中，科学与技术更多是在分离中独自发展的。
在某种意义上，第一种观点体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贝尔纳也指出过，科学发展与具体技术发展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它们相依为命，互不可缺，因为要是科学不发展，技术就会老化，变成传统的工艺，要是没有技术的刺激作用，科学就会再度变成单纯卖弄学问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这种结合是自觉的或有效的；事实上，过去把科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总是遇到极大的困难，即使在现在，当它的价值逐渐开始被人认识的时候，人们还是以极其偶然和无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近代科学和技术变得相互依赖，主要由于近代自然科学采用了实验方法。科学与技术具有共同之处。从此，技术与技艺开始疏离，而与科学联姻。
而科学同技术发生直接联系源自于工业革命。我们已经分析过，古代科学仅仅靠个人兴趣、爱好还不足以能够推动科学作为一项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为科学寻找新的动力，这就是科学的实用性价值，只有它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现实的原动力，并因此而带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实用价值的认定和确立，是与科学功利主义思想紧密相关的，科学的实用价值一旦实现并体现出来，就会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推动科学的进展。即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是通过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的“生产力”作用实现的。现代技术建立在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上。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所以，我们上一节专门引用的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与技术日趋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前设，“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借助于技术的力量，“到了19世纪后半叶，科学才对工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与传统技术相比，现代技术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基本解决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今天，科学研究过程是与技术上的转化和经济上的充分利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同工业社会劳动系统中的生产和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和技术进步又反过来应用于科学研究，成了劳动世界的核心和实体”。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它与科学的密切结合，并且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理论的发展。科学和技术作为创造新知识的方式，重叠也是二者的特征，科学在技术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从基于科学的技术训练的兴起可以明显看出。
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海森伯这样说过：在最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一直既是自然科学的出发点又是其后果。技术是科学的出发点，因为科学的发展和阐明常常是因为观察工具的改进而引起的。（我们可提醒读者注意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或者甚至X射线的发展）技术是科学的后果，因为只有在深入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基础上，自然力的技术开发才具有普遍的可能性。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也使得传统技术与生活相剥离，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地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才有了技术的价值中立论。
（二）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吗？
这也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人类的某种需要，是人类需求与技术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人和社会的一种价值关系，表现为正负两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事实上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某些性质在人们需求方面的体现。
自然科学通过技术的开发和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科学与技术显现出它们多方面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等。
1.价值中立说。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不存在善恶、对错之分。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技术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通过一定中介手段而形成的”。它主张从工具角度解读技术，认为技术价值在于获得对自然之自由，“技术目的在于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禁锢之下解放出来，从它的物质匮乏、威胁和奴役下解放出来”。简单来说，“技术价值中立”是指，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是中性的，没有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分，即技术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技术的中立性是指技术作为工具手段的中立性，它与它所服务的价值目的只具有或然相关性。
关于这种观点，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原子能既能为人类造福，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灾难，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利用它！
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出发，技术当然不会产生伦理与政治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技术中立论一直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技术观。
2.技术负荷价值说。技术只能是某种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的技术，它在这些社会条件下就一定会表现出它的现实价值，事实上，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摆脱不了社会条件的束缚，技术的现实价值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即：现实价值也是技术固有的一种价值存在形态。所以，从技术的现实价值形态看，技术当然是负荷价值的。
“技术价值负荷”是指，技术并不只是一种中性的方法和手段，技术本身就负荷着特定的社会中的人的价值，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不是中性的，即任何技术都内含着一定的好坏、善恶以及对错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
一方面，价值中立说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对技术选择并不是由技术本身所决定的，技术是受人类行为决定的。“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就简单责怪技术本身，因噎废食。技术的中立特征，技术应用前景的善恶、好坏和对错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的道德责任，因此面对技术可能会造成的诸多滥用，人类应该负起相应道德责任、鼓起勇气尽可能利用技术创造美好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清楚，现代技术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统技术。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之间不是孤立、零散、互不相关的，而是构成了相互制约、竞争、协同的系统关系。我们对待技术表现出的矛盾性不是因为技术的中性，而是由于技术所从属的社会价值角色，现代技术只有存在于现代社会，在现代技术体系之中才是现代技术。科学技术有其社会性和反社会性的一面。它通过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它又在某些方面异于社会，总是与自然界贯通的，能够借助社会之外的东西改变社会。我们已不能脱离社会系统、现代文化空泛地讨论技术问题。“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立的，而游离在善恶之间”，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其代价的，每项技术都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技术批判理论把技术看做是一种正在把自然和社会作为重构对象并加以改造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作为新兴的韦伯式合理化“铁笼”正在成为一种自主力量，决定着人类未来命运。
对于科技发展的负效应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化也许能够给当代科技文化以新的启示。例如，道家思想把宇宙看做纯自然的现象，认为智慧技巧、机械工具不符合“道法自然”的精神，是对自然纯洁性的背离，是使人远离自然而干出不道德之事的根源。老子和庄子都提出人不能被物质所役、被工具所役，要达到精神上的最大自由，要人们返璞归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累的内在超越，从而使生命返归于自然的本真。这与西方文化以物欲化的扩张、征服为特征的外在超越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生态科技意味已经很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