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史上，它注定要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真可谓戏剧性的一波三折：年初人们还在担忧不断加速的经济过快增长是否可能转变为过热，结构性物价上涨会不会演变为全局性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当局因此提出了“双防”政策。然而不到年中就开始了退烧迹象：经济增长率自第二季度起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四月升至本轮经济周期的顶点之后，悄然下降。7月份，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松动，“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控者，物价也，保者，增长也。左攻右防，两手都要硬。然而，9月15日，百年老店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不数日，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没，更多金融巨头随后纷纷倒下，华尔街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纪洗牌”。2007年下半年犹如起于青萍之末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波逐一浪地转化为金融危机，霎时间，国际经济一片动荡，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并迅速向实体经济蔓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10月份，我国宏观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滑。第三季度GDP增长持续下滑，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也在第三季度达到高峰之后于10月份突然大幅下降。出口下滑，投资降温，股市大跌，房市萧条，消费者信心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双双回落。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再次重大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全面转向扩张。11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十大举措，投入4万亿元扩大内需，全力确保增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戏剧性地多次转向，反应如此敏捷，扩大内需的力度之大，实为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仅见。
关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人们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显然是国际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一场来自海外的经济危机为什么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如此大影响？在30年前，这是不可想像的，在20年前，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98年，在2008年，它出现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了，世界因此变得如此之小。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情，无论好与坏，都在影响着中国。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那么，世界经济危机急剧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因究竟是什么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关心中国经济的人认真思索并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们发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似乎不太一样。这当然有外部金融危机的深度和波及范围大小、深浅不一的因素，但是，国内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以国民收入支出结构来看，我们今天深感忧虑的“两高一低”——在GDP中，投资与净出口比重高，最终消费比重低——在1998年尚不太明显，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了。2007年的GDP，投资占42.3%，净出口达8.9%，最终消费只占48.8%，其中，居民消费的比例更是跌至了35.4%，比1998年下降了9.9个百分点。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如此巨大，一旦它急剧萎缩，其影响可想而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未能转变，经济结构扭曲、内需长期不振是国内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本年度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将扩大内需与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作为讨论的主题。
依照往年报告的体例，本书的第一篇回顾篇中“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回顾”一章为述评。首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其次回顾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主要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需求、价格水平以及国际收支等几个方面逐一展开；在此基础上，对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做一个总结。
第二篇为研究与分析篇，包括第2～7章。
第2章“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对我国经济“两高一低”不平衡结构特征的形成原因做鸟瞰式分析。指出，“投资驱动、出口拉动”是对外开放条件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表现，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两高一低”是其必然结果。造成我国经济发展如此模式的根本原因则是体制转轨不彻底，现有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行政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它使政府追求增长率的重要动机之一——实现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不受制约。在外部环境好的情况下，“投资—粗放增长—低价出口—再投资—再粗放增长”的高增长循环虽然能够得以实现，但是，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两高一低”、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高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则不断累积。一旦外部市场不景气，过去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不平衡问题就暴露出来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提示我们，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粗放型经济增长之路已经越走越窄，难以为继。当外部市场冲击打破了既有的高增长循环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将难以在短期被国内市场所吸收，经济就必然面临着“低增长、低通胀”的压力。在长期，与既有增长方式相伴而生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将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因此，增长方式不转变、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就无法从根本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单纯着眼于总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可以救一时燃眉之急，但是，目前宏观经济的根本症结在于：短期的总需求不足根源于长期的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则来源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转轨。因此，如果照抄老方子，仅仅重视内需的总量扩张，在居民消费不足、私人投资不振的情况下，用政府投资取而代之，甚至用扩大政府消费弥补，则有可能使现有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延缓迫在眉睫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谓缓解了表面矛盾，却加深了根源性病症。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和举措，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决定它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往往是人类应对重大危机和变局的产物。我们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危”，同时也创造了“机”。问题在于以何种心态，何种思路去应对它。在这一章中，我们不揣冒昧，提出了一个长期着眼，短期入手，实施兼及长期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短期扩大内需的政策设想，而这显然是需要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予以证伪或逐步深化的。
第3章“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效应研究”关注一个可能为研究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方式所忽视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社会需求结构从而增长方式的影响。由于自1979年起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不仅增长率下降了，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逐渐下降。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在就业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可为高增长提供可观的“人口红利”，这一点已经为研究所揭示。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需求结构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章比较了中国、日本、韩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其总需求结构变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对居民消费、储蓄的行为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的GDP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发现同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外向型经济遭遇外部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时，旨在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地调整需求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行为特征、支出意向的影响，效果也是不理想的。相对于总供需、经济结构而言，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更为缓慢一些，因此，无论是针对总量还是结构，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不能不正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
第4章“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主要考察靠投资驱动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问题。基于帕累托效率准则的动态跨期福利比较，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进行了经济增长动态效率问题的研究。研究表明，基于AMSZ准则，直至2006年为止，中国经济未处于投资大于资本回报的动态无效状态。然而，分地区研究的结论却揭示出另一个图景：比较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投资都还没有大于其资本回报；但西部地区有过半省份的投资都是大于资本回报的，其中，又以西藏、青海、宁夏、新疆最为严重。这些地区都是我国目前经济最落后、市场经济发育水平最低、投资的非经济决定因素最多的地区。因此，不能不认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平衡以及政府主导型经济是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动态无效率状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是体制非效率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效率的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动态无效率。这就部分证实了我们的一个猜想：造成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体制转轨不彻底，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非经济决定是导致经济动态无效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充分发挥作用，才能逐步扭转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资效率，实现长期稳定的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可以得出的政策推论是：如何使本次扩大内需的政府投资使用得更有效率呢？投资的地区结构是值得重视的。与此同时，对于这一研究结论，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迄今为止，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都大于投资，是基于现行数据计算的结果，然而，正如第2章所指出的，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中国内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报酬是偏低的。如果消除了现存的分配结构失衡——将部分资本报酬转化为劳动报酬，东部地区如此高的投资能否继续保持现有的资本回报率，也即此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东部从而整个中国至今尚未出现投资大于资本回报的动态无效率能否继续成立呢？显然也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第5章“消费压抑、增长失衡与收入分配”，试图从需求方面考察我国合适的消费水平，并找出相应的经验证据。指出，在现有收入分配结构下，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使我国居民消费压抑问题日趋紧迫。同时，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偏低、投资水平偏高，而出口与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替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国外消费对国内消费的替代。由此，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释放受到压抑的消费潜力，可以获得来自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双重支持。在当前的增长特征和国际经济环境下，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必须以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克服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障碍，主要包括：政府投资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外商投资政策、劳动政策、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等。
第6章“财政政策、供给调节与经济波动”基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了财政政策的作用。长期以来，对于财政政策，人们往往从需求管理角度评价它的作用，忽视了它的供给调整、结构调整功能。然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始终存在着两种传导渠道：（1）通过直接调节短期需求，来影响经济波动；（2）通过逐期积累的供给效应，逐步改善有效供给能力和经济结构，进而影响经济波动。为了验证这一思想，本章借鉴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构建三个包含不同冲击因素——技术冲击、需求冲击、供给冲击——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通过校准技术，实证模拟不同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渠道，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第二个渠道传导的。这不仅是一个此前研究未曾揭示的事实，而且提示我们，在实行扩大内需政策时，我们不仅要重视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的政策功能，而且要注意运用好财政政策调整供给结构的政策功能。这意味着，在利用财政政策工具扩大内需时，应同时着眼于它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兼顾两者。
第7章“货币政策：地区间效应的双重非对称性”从一个新的角度拓展了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很大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的效应在各地区之间是否同一呢？统一的货币政策是否将导致地区间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这一不同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还是会产生经济发展的累积差异？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统一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结构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在理论与政策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地区效应是双重非对称的：各地区在其增长速度较高时期，货币与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各地区在其增长速度较低时期，货币与产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西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货币政策地区效应双重非对称性的存在给货币政策实践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首先，民族国家经济体内部的地区间经济差异，在何种范围之内可以视为仍然属于一个最优货币区，从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其次，如果这个经济差异较大，那么大到何种程度，央行必须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差别化的程度应当控制在何种范围之内？再其次，在特定时期内实行一定程度的差别化货币政策，目的在于促进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最终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一政策目标？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答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的第三篇为预测与政策模拟篇，包括第8、第9章。
第8章是CQMM2008年春季预测报告。首先根据2007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结合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对我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做出预测；其次，基于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特征，模拟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传导机制，分析美国经济及欧盟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依据模型的政策模拟结果，指出，人民币升值不能作为抑制2007年底～2008年初的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
第9章是CQMM2008年秋季预测报告。指出，目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增长下滑。长期以来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当面临外部需求萎缩时，增长下滑不可避免。在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高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企业投资成本上升，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当出口随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而进一步放缓时，出口行业的产能过剩将进一步抑制投资的增长。因此，目前的经济减速若是由于出口下滑引起的，那么，接下来则可能受到制造业投资放缓的叠加影响。进一步，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制于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缓慢增长。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下降，城镇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减弱。考虑到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短期宏观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还需要长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战略调整。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需求短期内将难以快速增长。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难以继续维持2007年那样的增长速度。
当前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是促进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外部需求旺盛情况下，进行我们所期待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太可能的，只有在外部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通过有意识地维持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辅之以必要的结构性政策，方能形成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压力。CQMM 2008年秋季预测报告于2008年8月完成。2008年9月源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使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局势变化大大萎缩了中国的外部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较大调整。我国政府在年底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宏观调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