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乱还乡的“右派”
我记得刘绍棠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回儒林村的，我当时正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刚刚开始，到处是血雨腥风。因为经常搞运动，学校里不常上课，要搞大批判，写大字报。我从小不喜欢暴力运动，也不喜欢打打杀杀，不喜欢打别人批判别人，所以回村参加劳动。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回村时第一天出工，因为正式上工，跟群众见面，村长就领着他来到田头，跟社员介绍几句，说：刘绍棠回村里参加劳动，请广大群众监督。村长说完了，刘绍棠跟大伙儿鞠一躬，也没言语，就下田开始和大伙儿一起干活了。我当时看了他一眼，不知为什么，心里就一激灵，这人怎么这么熟，这么亲切？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穿一身劳动布料的衣服，戴一个大草帽，脚上穿的是黑松紧口塑料底的布鞋，高高大大，干干净净的，一看就像是知识分子。后来，每一年秋收割麦子，他的脖子上总是挂一条毛巾，一副干部下乡的样子。
我妈妈是个童养媳，她的公公就是刘绍棠祖父的长工。公公婆婆对我妈妈不是很好，整天让她干活，任意打骂，只有比她小七岁的刘绍棠从不欺负她，当她的小跟班，打柴，挑水，堤里、运河滩说笑玩耍，十分开心。所以没有少爷丫头的主仆关系，有着姐弟情深的特殊感情。在刘绍棠的许多小说里，都有我妈妈的形象与影子。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刘绍棠“大乱还乡”，我妈妈还是非常照顾他。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整天上村子里抓人，刘绍棠有一个本家侄子，也在敢死队，负责给刘绍棠通风报信。刘绍棠听到风声就跑到我们家后门跳过篱笆墙，躲进我二弟的房间，心惊胆战地挨到半夜，听到村子街巷都没有声音了，才又跳出后门篱笆墙，回家睡觉。那时候，刘绍棠犹如惊弓之鸟。
形势紧张的时候，村干部安排他到河滩里捡粪，不跟村里人在田里干活，为什么呢？因为在村附近干活，公社的造反派、红卫兵、敢死队，就能很方便地揪住他，批斗他。这种批斗可不能有第一次，如果开了一个头，那么这伙人批斗就上瘾了，要是闲着没事，就会想，去把刘绍棠揪出来斗斗。你觉得好笑滑稽？那时候的敢死队，就是这样把人往死里斗。敢死队是什么人？是学校里的学生，是学生的自发组织。以前受老师家长的管制太严了，所以现在一解放了，就自由发泄压抑的心理了。
他白天也不敢独自在村里，因为有学校的革命小将、城里的敢死队点名抓他，批斗他这个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幸亏村里人有心为他开脱，派他上运河滩捡粪放牛，敢死队到儒林村大叫大嚷抓他，乡亲们就说，上运河滩捡粪去了。运河多大，多宽阔啊！村里人说，找不到，去得远了去了。你想这么大的运河滩，到哪里去找人！敢死队没法找刘绍棠，只好走人。时间一长，也就没有批斗他的念头了。所以，他在乡亲们的照顾下，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劫难。
那几年是“文革”刚刚开始，运动特别多。敢死队来，革委会来，造反派也来。一个接着一个，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作为全国有名的刘绍棠，过的是什么日子，可想而知，他还能在人前大着嗓门放炮吗？搁谁谁也不敢！
我当时还小，只有十五岁，所以没有跟他接触。而且这中间两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去上学，“复课闹革命”。上北大“串联”，去公社搞活动，并不是经常在村里参加劳动。一九六七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北大“串联”，等着毛主席接见我们。我们在北大住了一个礼拜，我当时梳着长辫子，因为要革命，就把辫子绞了。刘绍棠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去共青团中央当了专职作家，新时期国家培养的五年计划的作家代表。所以后来我们熟悉以后，他常开我的玩笑，说我是他的师妹，因为我们都在北大串过一回门，有一定的渊源。在他的很多篇小说里，他都会写上师兄师妹之间的故事，显得亲切许多。刘绍棠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想当年我进学校批的是胡适，而后来，批的却是我刘绍棠。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说历史是长眼睛的。
直到一九六八年我才离开学校，正式参加村里劳动。第一次劳动是去建榆林庄大闸，就是在我们村边修了一条河，与运河相通，有闸门就可以控制水流灌溉，有利于村里的农田水利。
我和村里的劳力在工地上挖渠道，他就在堤坝边上捡粪。挖渠道的很多人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捡粪，都有些笑话他的做派。我看他跟在我们收工队伍的后头，他推的粪车从来都是空的。干活他可不是一把手。
刘绍棠在儒林村劳动的时候，他妻子常给他送一点日常用品。我好像没见过她。但是她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她，说她也是不怎么说话，逢人只是礼貌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她都是骑自行车过来的，从北京城里到通县乡下，大概要有60公里，按照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以前的人就是吃苦耐劳，也是为了省点钱。送的是吃的、穿的，也有冬天生炉子的劈柴。劈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白布口袋里，驮自行车后座上，很多人就故意上去一边说话，一边摸口袋，验证一下是不是馒头。
刘绍棠在村里干一些轻松的零活，捡粪、放牛、摘墒、平渠、修道。平时能见面，但是遇到了不说话。在工地上，也有人找他聊天，因为他比较有名，十岁之前是在儒林村长大的，乡里乡亲，是知根知底的。刘绍棠的爷爷好说大话，好助人，也好听书，会说书，虽然认不得多少字，但好斯文，穿起了长衫，说话咬文嚼字。他的祖母是个贫家的女儿，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她的大哥到关外，贩卖鸦片，发了大财，成为运河滩的大地主，就想到小妹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便拨出一百亩地，租给他们家，地租比一般的佃户少，于是他们就雇起了长工。所以，他的父亲就有条件上私塾，后来又到布店当学徒，基本上是个城里人。刘绍棠的母亲非常能干，长得也很好看，听我母亲说，她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见儒林村的媳妇超过她的，刘绍棠长得就像她母亲，眉清目秀。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情绪非常地低落，谁也不去搭理。干活是远远地落在后面，收工也是远远地落单。
菜园外低头轻语
六九年的春天，生产队派我去菜园卖菜记账收钱。一般情况下，村子里的广播完了，在外干活的人也就回来了，我等着一大拨收工来的人过来买菜，不用多长的时间。我卖完菜可以下班回家了。回家后还是帮家里干活，取了玉米到磨房加工。磨房与菜园子是挨着的，来到磨房门口，看见一个人在菜园子门口转，我心想，谁呀，干什么呢？
过去一看，原来是刘绍棠。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没有菜了，都下班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买菜啊？刘绍棠说，我是在看大家全收工了，才回家到这儿，但是买菜的人又特别多，我也不敢挤，等大家买完了，你们就下班了，也就没有菜了。我想，他这是怕别人说他干活不积极，就拖在后头走，心里有些同情他。我就给他支一招：你早晨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一下，买什么菜，我留着，到时你回来，直接拿走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他就到菜园子给我一个黑皮书包，说要小白菜什么的，我就预先把他菜放进包里，挂在门口的篱笆墙上。我等着他拿走包才下班回家。有一次我看见他，低头在篱笆墙边转来转去，他是高度近视眼，戴着眼镜。他看不见挂在篱笆墙上的皮包。有时候一些顽皮的孩童，取下皮包当玩具玩，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后来，我把他买的菜放在我自己的家里，算准他收工的时间，让他上我家来取，反正是挺方便的。
我们运河人家用的都是柳条子编的篮子，就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那种猪腰式的篮子。电影《柳堡的故事》在我们村放映之后，村里人觉得我身段韵味像电影中的“二妹子”，于是也就这样叫开了。
我当时长得瘦瘦的，我梳两条大辫子，我爱笑，蹦蹦跳跳地走路，脸上红扑扑的，我就这样挎着一个篮子，走在去磨房的路上，半路上碰到他。后来他就说，我这个形象太让他难忘了，每当他迎面而来，看着我挎着篮子，满脸微笑，背对着夕阳走，金黄色的霞光照在我的头，我一走；霞光跟着我走，我一动，光芒四射的样子，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怦怦跳。
我在村里，人缘很好，辈分很高，很多人都叫我小姑奶奶，但是好像从来也不这么叫我，一般都叫我“二妹子”，有时候叫我“臭儿”，有时候叫我“桂香”，臭儿与桂香都是我的小名。上学时学名叫做广芹。老辈人都叫我香姑娘。他经常上我家拿菜，我给他家里送菜。在他那个黑乎乎冷冰冰的屋子里，他对我说，你真像你妈，她是个好人，你也这么心善，我来儒林村，跟你们家的人说话，感到轻松，不紧张。
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话就多起来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村子地处运河，全是沙土地，天一刮风，就是沙尘暴，尘土飞扬；一下雨，土就很松软，成了稀泥。要是这两种天气，队里也就不出工了，他就到我家过来说说话。
我们一熟悉，我就发现其实他不是平时买菜时的低头轻声。他是一个大嗓门，人长得又高又大，说起话来就像炮响。他又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拐弯抹角。有一次，我妈妈叫他“宝琴头”，我很奇怪，一问才知是他的小名。我妈妈说，他是奶奶的心尖子，奶奶被打成“富农老太太”，在大街上扫垃圾，就满街喊他，老辈人都知道。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玩，一个大男人取一个小女孩的名字，我开始用这个名字喊他，一喊他就忍不住咯咯地笑。
因为有我的帮忙，他收工晚了，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等别人买了菜匆匆忙忙地回家做饭，他趁着没人，就逗留一会，与我说说话，用他后来跟我说的，那就是放松放松一天下来紧张的神经。我是一个爱笑的人，而且什么话都敢说，对他也没有成见。我就拿他的名字开玩笑，我说：宝琴头，你来了。他不搭腔，只眯着眼睛笑。他说，你叫广芹，我叫宝琴，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琴字，听起来叫起来好像一家人！我说，我是草头芹，才不跟你一家人呢！于是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都感到一起说话，很开心，很愉快，谈话很有趣。
我家的常客
他刚回乡的时候，村里人对他有一些看法，因为他虽然从小在儒林村长大，但十几岁就住到北京了。他从小过继给他的大爷，但大多数的时间跟亲生父母住在一起，很少在村里住，对大爷大妈照顾不够。有一次大妈跟着他到城里住，他忙，他的妻子更忙，他的妻子是一位中学老师，每天上课，还要照管三个相差一两岁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时间与她说话，照管她。而且大妈是乡下的，他妻子是城里人，难免在生活上有些不和谐。有一次大妈得了感冒，他们夫妻俩没在意，大妈觉得委屈，就一个人回了儒林村，再也不愿到城里去，后来大妈去世，刘绍棠也没有回村料理后事，是叔伯们办的丧事。所以老一辈的人就说他不懂礼仪，不尽孝道，现在城里待不住，还不是回乡下！但还是不陷害他，很多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文革”期间惨无人道的迫害是没有的。乡土人家还是比较淳朴啊。
村里有很多刘绍棠的小学同学，村口开小店的宋凤义就是他的小学同学，那个时候，宋凤义在公社的综合厂上班，他有技术，厂里专门邀请他去，每星期回来一次，与刘绍棠倒接触不多。另一个小学同学是村干部，知道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底细，给他派点轻松活。
刘绍棠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人。虽然他那时心情不好，也不敢在人面前轻易发言，但是他的直性子不是一时半会儿改得了的。一有人跟他聊起天来，他就信口开起了河。有时在田头，有人开口讲儒林村的事，说起《红灯照》，有时会乱凑群英谱，他就忍不住替他们纠正。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讲得有声有色，大伙儿都听得入了迷。于是他一时兴起，讲故事跑了题，别人再来一个话头，就管不住自己，一说两说就说到自己身上，说自己的遭遇，并很有激情地在大伙儿面前预告他的前景。他说有一个老革命干部，对他非常有感情，非常重视他的才华。于是大伙就私底下笑他痴心妄想，说他是“玉堂春落难逢夫”，仗着团中央的胡耀邦看重他、支持他、惦记他，不安心劳动。
他虽然是个直性子大嗓门，但他特别不喜欢别人说粗话，尤其是女孩子。他刚回村的时候，在西街上走，看见本家的两个女孩子在吵架，骂得很凶，都是很难听很粗野的话。他马上按捺不住走上前去，黑着脸很严肃地对两个女孩大声呵斥：你们骂什么呢，作为一个女孩子，要懂得自尊自爱，怎么可以这样满口脏话，这么没有教养！那两个女孩子乍一下被他说得愣住了，愣完了，就反骂他，说：我就骂了，你管得着吗？你自己还是个右派分子，受我们贫下中农的管制！你有这个资格吗！他噎住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他说不爱说话了，他说你看连小孩子都这么看待我，贬低我的身份，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父亲是管“留知”（指留在村里的知识青年）的，知识青年都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初中生，刘绍棠不会跟他们主动说话，说话是不允许的，会被人认为他在腐蚀拉拢好青年。上我家玩的人特别多，刘绍棠也来找我。我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不会因为刘绍棠被管制而不理他，有时候，聊得久了，他就坐下来吃晚饭。
刘绍棠有时候出去买点酒，我妈做许多棒子粥，把我爷爷每天摸的鱼烧起来，我们家人多，也不拘礼，随便吃饭，随便说话。吃完饭，就跟我父亲聊天，他们俩特别喜欢聊三国。记得有一次，他们说到诸葛亮和周瑜的故事，说周瑜假死，在棺材边埋了一个土雷，让诸葛亮来吊孝。诸葛亮掐指一算，知道周瑜在设计害他。诸葛亮扒在棺材边，眼泪鼻涕口水浇灭了土雷捻子，因此活了下来。刘绍棠也不争论，大家就笑。
通州是个革命根据地，民国的时候出过一个汉奸叫做殷汝耕，但也发生过许多战斗，有很多英雄故事，大家把刘绍棠当做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落难的英雄，内心对他很尊敬，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北京的历史故事他都知道，所以经常听他讲故事。
我们家是个大屋子，东屋西屋两个大炕，坐炕的就是一长溜，炕下放着板凳，我们就这样坐着、挤着讲故事，听故事。爷爷在西屋里头，一般他是不说话的，他爱讲故事，但插不上嘴，他就爱跟我讲故事。我跟爷爷最亲，甚至超过我的父亲。
有一个晚上，他来找我二弟玩。我妈妈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一小碟咸菜，还有那天我妈从榆树上捋下来的榆钱，做成榆钱饭，一小壶酒，请他喝。
这个榆钱饭，是他喜欢吃的饭食之一。榆钱树在我们运河滩非常多，春日长，容易饿。所以我们小孩子凡到运河边去，就够点刚长出的嫩榆钱串儿，咬嚼咬嚼，塞塞肚皮。有时春荒，大人们也打榆钱儿的主意，把九成的榆钱儿和一成的玉米面粉，掺和一起，上屉锅里一蒸就熟。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也算是不错的饭食，而更主要的是省得不少的主食，渡过饥荒。小时候，我妈妈曾带着他一起到运河边捋榆钱串吃。
这天下午，我妈指挥我和我的二弟上树捋榆钱串，他赶着队里的驴车刚巧路过，就和我们一起捡拾起来。当年一起搭帮上树的两个人，一个快四十，一个快五十，就仰起头，看二十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弟弟，抱着像鳞片一样的树身，哧溜溜哧溜溜地爬到树梢，折几支树杈，给他扔下来，看他小孩子似的在树底下大嚼大咽。
听说我们晚上吃榆钱饭，他就趁机来“混吃混喝”。
我感到有些累，我们那时的房子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分卧室、厨房，功能都分清，那时睡觉、吃饭就在一个大屋里。我当着他的面就钻进被窝躺着，看他吃东西，听他说话。
我妈是个直性子的人。她问：你现在还写吗？
刘绍棠摇摇头。
我妈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还是写吧，别把手艺荒了。以后用得上！
刘绍棠点点头。
我妈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个落难的公子哥儿，可是吃了苦了。打小你都是泡在蜜罐里，这苦可怎么受得住？要不是你有个有情有义的好媳妇，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了你，也好照应照应你。
他呆了一下，看我一眼，我心里怦怦跳，却顾自不说话。他又看我妈，咳嗽一声，端起酒就喝上了。
一个藏了我俩名字的字
我喜欢看书，认字却不多，因为我们的初中刚好是“文革”的开始，谁也无心学习。卖菜要记账，算钱没问题，写名字却常写白字。比如说，刘绍棠来买菜，我在单子上先写菜的名字，再写他的名字，我就写了“刘少堂”三个字。因为当时我对刘少奇的名字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呢？我从北大“串联”回村就当了团支部书记，而且还是批斗组组长。中央有什么动静，我们下面就会很快贯彻执行，揪出我们身边的敌人进行阶级斗争运动。主张保护干部的叫“保皇派”，主张打倒干部的叫“造反派”。当时非常有名的“炮打司令部”，那就是针对刘少奇的，我们基层也展开了一场敌我战争，做到随时上接下连。因此我就自以为他的名字会是“少堂”，而不是“绍棠”。他看了我给他记的名字，哈哈直乐，说你还帮我重新取名字了。我被他笑得脸有些发热，谁让我书读得不多，心里没底。他就笑嘻嘻地对我说，我来教你认几个字吧！我说好，他就给我写了“介绍信”三个字，说中间是“绍”，不是“少”，然后又告诉我，他的“棠”是海棠花的“棠”，是因为他的命里缺木。我记住了，以后记账就写得清清楚楚的：刘绍棠。于是，刘绍棠这个人与他的名字就牢牢地印在我的心里。
有一次，天刮起了风，大伙儿就没出工，刘绍棠找到我们菜园子来，找我说话。我们说，天气不好的好处，就是可以不用出工。说了一会儿话，他突然说我再教你写一个字吧。我诚惶诚恐，专心看他写字，我觉得我都有点崇拜他了，他怎么认得这么多的字？他先用笔在纸上写了两个“王”字，在下面又写上一个“木”字。我看不懂，说又是什么字？他说就是你名字里的琹（芹）呀！我摇头不懂，他就跟我解说，是古体字的“琴”字。
他说他的小名叫“宝琴”，是他的曾祖母取的，取自《红楼梦》里“宝琴踏雪”的典故。这个小名不但显出他们刘家书香门第的气息，又体现出运河滩人家的一种习俗：谁家孩子都有一个小名，容易养。比如我就叫香儿，我姐叫银子，我弟弟叫二铁、狗四。名字越贱越好养。刘绍棠又在字外面画了一个圈圈，说这个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琴字，我缺木，你姓木（杨是“木”字旁）。他说，他这是从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集》得到的灵感，演化过来的。因为当时鲁迅先生战斗的地方是上海法租界，先生就是把“租”和“界”两个字各取一半，取名“且介亭”，“租”、“界”两个字藏在里面，这杂文集的题目就很有含义的。鲁迅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是他心目中的文学圣人，所以他也模仿先生，把我们的名字藏在里边，虽然其中的奥妙与先生的初衷完全不同，但是学了先生的藏字方式，把我们名字藏在里面，却是很有意思的。
但我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结果就好像藏在里面的字一样，只能是藏在里面，走不出来，我不是迷信，有些东西，是讲不清楚的。我点了点头，又对他有了许多的敬佩，没想到一个“琹”字，还有这么多的含义，这么多的讲究与学问。
一九七二年，我二十一岁，他给我写第一封信，写生日祝词，用了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字——琹。
我二弟当时才十四五岁，他刚好当“孩子王”。刘绍棠特别喜欢跟小孩子玩，跟小孩子玩，就没有郁闷了，心理很年轻，心情就轻松了。我弟是个实在的人，用刘绍棠的话说就是“很儒雅”。打个比方说，我们生产队的人一起干活，收工了，大伙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说说笑笑，经过一个黄瓜架下，别人顺手牵羊扯下一根，放在嘴里大嚼大咽，只有他无动于衷，到菜园里掏钱买。生产队劳动的时候，队长要是不在，大伙儿拿队里的东西，只有他不拿，说他不会捡便宜。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处事斯文，喜欢听刘绍棠说天文地理，因此他们两人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刘绍棠还有一个小孩子朋友，就是宋凤成。当年，宋凤成十三岁。宋凤成不爱上学，年龄小，不能到队里挣工分，就赶着自己家的老母猪，到河滩里放牧。没听说过母猪也能像牛一样到河滩里撒欢是不是？那还不是为了省点喂猪的粮食？于是他们俩一个放猪、一个放牛，在开满鲜花、长着野菜的运河滩上，一起行走，一起聊天，成了好朋友。十八岁的时候，宋凤成当兵走了。当兵复员回来，因为家庭成分好，他入了党，回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一九九六年，刘绍棠生病住院，他还代表大队去医院看望他。
有时候我到他家去玩，他在看书，我看见他皱着眉头，我就笑着说，你为什么不高兴？他看着我，没有说话，只是叹气。我也没有当一回事，还嘻嘻哈哈地借他的书看，他说，我这里只有《毛泽东选集》，没有别的书。我说，你瞎说！你是一个有名的作家，怎么没有书？小气就是了！他说，我给你推荐一本书，是革命故事。我说我才不看呢，他说，我的书可是有毒的。我说毒死也比闷死强！他说：我是个右派分子，我这个人很坏的，你不怕我腐蚀你？我说，我不怕，我百毒不侵。谁坏谁好，我瞅谁都挺好。
我真的喜欢看书，听故事。有一次我就看着一本无头无脑的书，他上我家来找我弟弟，看见了就向我要过去看。他看了一会说，这本书你不用看，写得不好，没有什么意思。我说，不看这本书，你又不借我书，我看什么？他看住我，很郑重地说：“好，我借给你书看，你过来拿，但你不能告诉别人，这样会害了你！”
我记得第一本书拿的是《静静的顿河》，俄国作家肖洛霍夫写的。后来他又给我看《红楼梦》。我对他说，你不是作家吗？你写的借给我看看。当时他出版的书，根本没有办法带在身边，书店里找不到，也不能卖，“文化大革命”都革掉了。他就说，你喜欢看什么书，我给你写！我说就给我写打仗的。那个时候，电影里演的都是战争，如《卖花姑娘》、《摘棉花的时候》，朝鲜人拍摄的。他说，我对战争不熟悉，给你写其他的吧。
一九六九年，我的六弟出生了，取的小名叫狗八。他在我们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在我们家族中排行是第八。我的五弟已经两岁了，一直叫狗七。在我们农村，一般家里的孩子都先起一个小名，等上学了，再想着起一个学名。请一个有学问的人起。
刘绍棠当算是有学问的人了，就请他为我的两个弟弟取名。刘绍棠从鲁迅先生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中抽出几个字，取名为广宇、广连。
记得当时取名字的时候，他的解释让我们全家都对他敬佩三分。说这名字不但从诗里脱出来，有含义，而且很大气。这样我们就来来往往，非常愉快地交往着。到秋天大萝卜上市的时候，我离开了菜园子，到院场去打稻草绳去了，就没有多少时间见面。
冬天的时候，他就放假回京过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