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着重表现日常生活情趣的抒情写景的文学作品甚为发达，不但表现于诗赋，而且表现于骈文与散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
诗歌本以抒情为主，魏晋时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美爱好的加深，诗中写自然风光的成分逐渐加多，至刘宋谢灵运诗刻意模山范水，开启山水诗派，谢？等继其踪，影响深远。魏晋以下，小赋流行，内容也往往侧重抒情写景。王粲、曹植、陆机、潘岳等均有这方面的佳作。至南朝益趋工丽。如鲍照的《芜城赋》写广陵城（今扬州市）的荒凉残破，谢庄《月赋》写月光与月夜景色的皎洁幽美，不但写景细致生动，而且蕴含深情。江淹的《恨赋》、《别赋》，着重写各类人物的怨恨与离愁，又时时穿插写景佳句作为陪衬。以后庾信的《小园赋》、《春赋》等，是南朝抒情写景小赋的殿军。以上这类作品，表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小赋，摆脱了汉赋的格局，使赋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情景交融的描写方面，在语言优美方面，其诗歌化的特点十分明显，表明着此时期赋的文学性增强、诗赋互相靠拢的趋势。
文章着重抒情写景，曹魏时期也告抬头。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二文是其代表。二文着重写自己与建安文人一同游览的情景，写他们相继逝世后的悲怆心情，如曰：“白日既匿，继以朗月。……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与朝歌令吴质书》）二文中似此情文并茂之句颇多。刘宋裴松之《三国志？王粲传》注中把二文全部录入，并誉为“美辞”，可见后人的倾慕。与曹丕同时，繁钦、吴质、曹植等人的书信中，也有类此的节段。曹魏中期，应璩的书札尤足注意。应璩以《百一诗》组诗著名，但因内容多说理、文辞质朴，《文选》仅选一首；其书信却因情文并茂而被选录四篇，如《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有曰：“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可见一斑。沈约在《报刘杳书》中写自己企慕隐居山林生活，有曰：“休琏（应璩之字）所述之美，望慕空深。”沈约的话直接是指应璩这些书札中所述的隐居生活情趣，但其情趣之所以如此打动人，也有赖于优美的文辞。以上二例说明南朝文人对长于抒情写景文章的高度重视。
两晋南北朝，这种抒情写景文进一步发展，仍在书信文字中出现得最多。如刘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梁代吴均《与朱元思书》、陶宏景《答谢中书书》等篇，写景生动，兼富情韵，为不少读者所熟悉。此外，如晋代赵至，梁代刘峻、何逊、萧统、萧纲，陈代周宏让，北周王褒等的书札，均有佳作。（参见《六朝文絮》“书”类选篇）梁代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为梁朝向北朝陈伯之招降的一篇严肃的政治文件，却写得富于情韵，并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等写景佳句，这也说明南朝文人对抒情写景文的爱好。以上所说书札，大体属骈文。此时期还出现了不少用散文写的地理志著作，其中不乏写景优美的片段，郦道元的《水经注》即是吸收多种地理志写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写景作品，在诗、赋、文章各体中均颇为发达，其中不少篇章注意把写景与抒情结合起来，增强了文学性，成为此时期富有特色的创作现象。此时期内，以老庄思想为主的玄学流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学的文学应以政教为本、止乎礼义等思想束缚，偏重抒写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对自然美的热爱，丰富了作品的题材，增强了文学的艺术魅力，这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梁裴子野《雕虫论》站在政教文学立场，批评这类文学曰：“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隋代李谔亦然，其《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批评有曰：“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们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教化服务，反对多写自然景物，其主张是片面的。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