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批评，或是直接批评作家作品，或是总结创作经验，把它概括成理论原则；文学理论批评形成后，又回过来对创作起指导、推动的作用。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把批评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弄清理论批评的实质和价值，也有利于理解文学创作的倾向和特色。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作家，同时又擅长理论批评，如唐代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等都是。文学史在介绍他们的作品时，常常涉及其理论批评，这的确有利于说明他们的创作特色。我觉得，我们应当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扩大一些，有意识地发掘一些前此未被注意的材料，更广泛地把批评现象和创作现象结合起来考察，使我们的分析评价更加确切和深入。下面试举三例。
例如刘勰对宋齐时代山水文学（以山水诗为主）的评价问题。刘宋初期，谢灵运写了大量富有特色的山水诗，彻底改变了东晋玄言诗统治诗坛的局面，影响深远，宋齐两代许多人都学习谢灵运，产生了许多山水诗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山水诗的特色是以华美新奇的文辞去细致地描绘景物，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山水文学写景物时逼真生动，使读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物色》）。这是他对山水文学的肯定评价。同时，他也批评山水文学的一些缺点，大致是：一、缺乏比兴讽喻的政治内容（见《比兴》）；二、感情虚假，所谓“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情采》）；三、文辞繁冗，有“辞人丽淫而繁句”之病，他主张“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物色》）。这三点对山水文学的批评是否中肯合理，看来应结合作品实际作具体分析。第一点，山水文学的确缺乏比兴讽喻内容，但刘勰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也狭窄了一些；第二点，基本正确；第三点，不少山水篇章文辞繁富，与细致描写密切相关，不能笼统斥为繁冗。刘勰在这方面着重以《诗经》为标准来批评山水文学，他以《诗经》的美刺比兴来要求山水诗，以《诗经》写景“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物色》）的特色来批评山水诗。如果结合文学史对南朝山水文学的分析评价来看，我认为刘勰对山水文学的态度保守了一些，对它的批评过分了一些。
再如杜甫的文学思想。杜甫于创作，既重视思想内容，要求反映政治弊害、民生疾苦；又重视艺术技巧，主张博取众长。这两方面在他的批评中都有表现，前者以《同元使君舂陵行》为代表，它通过对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诗的高度赞美，大力提倡写作新乐府诗来表现民生疾苦，显示出他写《三吏》、《三别》等诗篇的指导思想。后者以《戏为六绝句》为代表，通过对庾信、初唐四杰的肯定性评价，表现出他在艺术上转学多师的气魄。过去研究杜甫的文学批评，往往重视《戏为六绝句》而忽视《同元使君舂陵行》，不免失之片面。《同元使君舂陵行》这首诗不但对理解杜甫自己写作的许多内容进步的诗篇很重要，而且显然对其后元稹、白居易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白居易的《读张籍古乐府》一诗，赞美张籍写乐府诗反映各种社会现象，就是学习杜甫这诗的。
再如元结、孟云卿一派作家的文学思想。他们两人都提倡写高雅的古体诗。元结在《箧中集序》中批评近世作者喜欢写作近体诗，“拘限声病”，“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孟云卿的论文今不存，但由杜甫《解闷》“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句，可见孟云卿主张学习苏李的五言古诗。又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赞美孟云卿五言古诗写得好，高氏在孟的启发下写了《格律异门论》及《谱》二篇（见《唐诗纪事》卷二五）。所谓“格律异门”，意思是说格诗（古诗）与律诗门径不同，不能相混，旨在阐发孟云卿提倡古体诗的主张。我们再看他们的作品：元结自己的诗都是古体，元结在《箧中集》中所选沈千运、王季友、孟云卿等七人的二十四首诗均为五古。这七位诗人的其他诗篇除个别外，也均为古体诗。他们的诗风格质朴古雅，接近汉代古诗，的确同元结、孟云卿的理论相一致。这样结合起来看，对《箧中集》一派诗人的创作特征和文学主张，就可以看得更为明白了。
上面第一例是把文论家的批评与被批评者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考察，第二第三例是把文论家的主张与他及其同道的作品结合起来考察，这样做，对于理解理论批评的实质和文学作品的特征，都可以更加全面深入一些。
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