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论家所提出的理论原则或理论概括，同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论原则或理论概括，是总结了对不少作家作品的评价而提出来的，又回过来指导他的批评实践，必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时候，理解某个文论家的思想实质，看他的具体批评较之理论原则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一、表述理论原则的文字一般总是比较简约，其内容也容易显得笼统而不够明确。二、由于传统的评价标准等因素的约束，一个文论家在谈理论原则时容易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反不如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评价中显示出他真正的爱好和兴趣所在。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如，刘勰对辞赋的评价如何？是彻底批判还是在肯定的前提下批判？《文心雕龙？情采》云：“昔诗人什篇（指《诗》三百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这段话概括了我国历史上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前一种以《诗经》为代表，具有要约真实的优良文风；后一种以辞赋为代表，具有淫丽烦滥的弊病。如果孤立地看这段话里的概括，就会认为刘勰对辞赋采取了彻底批判的态度。其实不然。他对辞赋很重视，在诗歌、乐府后即列《诠赋》一篇对两汉魏晋辞赋加以评述。自先秦荀卿、宋玉和汉代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十家，他誉为“辞赋之英杰”。对魏晋王粲、徐？、郭璞、袁宏等八家，也加以赞美，称为“魏晋之赋首”。《诠赋》对汉代那些描写京城、宫殿、帝王狩猎的大赋，也加以肯定，称为“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是一位封建统治的拥护者，他对那些歌颂帝王声威、描摹帝王生活的大赋也是基本肯定的。他甚至还肯定颂扬帝王登封泰山的封禅文，《文心雕龙》有《封禅》专篇论述这类作品。他还赞美辞赋发展的汉武帝时代为“遗风馀采，莫与比盛”（《时序》）。由此可见，刘勰虽然不止一次地借用了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话，但他对辞赋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与扬雄不同的，他不像扬雄那样悔其少作，彻底批判辞赋，而是在肯定辞赋的成就、历史地位的前提下，对其过分华艳的缺点进行批判。
再如刘勰所提倡的风骨的涵义问题。这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这里不拟作详细考辨。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能结合刘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来考察，问题就会看得全面一些，也容易解决一些。《文心雕龙？风骨》篇在论述风骨时，举司马相如《大人赋》作为“风力遒”的例子，举潘？《册魏公九锡文》作为“骨髓峻”的例子。如果像有些研究者所说，风好是指内容充实、健康、进步，那《大人赋》并不具有这种内容。如果说风好是指风貌清明爽朗，那《大人赋》倒确有这种艺术特色。潘？的《册魏公九锡文》在当时很著名，被选入《文选》。其文代汉帝立言，叙述曹操功德，宠以九锡。潘文用词造句，竭力模仿《尚书》，语言刚健有力，故《风骨》誉为“骨髓峻”。用潘文作为“骨峻”、“结言端直”即语言刚健有力的例子是很恰当的。有的同志认为骨峻是指事义充实允当，就讲不通了。
再如钟嵘对诗歌用典的态度。《诗品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不贵用事，对宋齐时代颜延之、谢庄、任？等人作诗大量用事的风气深致不满。如果孤立看这段文字，很容易认为钟嵘坚决反对诗歌运用典故。但联系钟嵘对作家的品评来考察，认识就会不同。谢灵运诗，用典颇多，但《诗品》列入上品，评价很高。即使大量用典的颜延之，也仍然列在中品。可见钟嵘虽然提倡写诗不必用典，但不是一概反对用典，只是对用典繁密，“文章殆同书钞”的风气深为不满罢了。
再如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选诗标准。《中兴间气集序》说：“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又说：“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又说：“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强调的是《诗经》风雅的传统，似乎高仲武很重视诗歌的政治社会内容，但该集所选诗歌，实际内容和序言所宣称的却颇有距离。《中兴间气集》专选大历时代诗人的作品，其内容大多数是描写日常生活并抒发诗人的感受；反映社会现实、思想性较强的作品，像孟云卿的《伤时》、刘湾的《云南曲》、苏涣的《变律格诗》等篇章，在全书中只占很小比重。高仲武特别推重钱起、郎士元的作品，把两人之诗分置于上下两卷之首，并认为两人是王维以后最杰出的诗人。从这些具体评价中，可以看出《中兴间气集》的选诗标准，实际偏重在王维一派的雍容闲雅方面。上面说到了解某个文论家的思想实质，有时候看他的具体评价较之理论原则更为重要，高仲武就是一个例子。
1984年
